意氣之爭,後患無窮,當權者更應引以為戒

熟讀史書的人,對黨爭一詞想來都不陌生,雖然自古聖人教導都說是君子群而不黨,但一部二十四史中卻不知有多少飽受聖賢書薰陶的“君子”黨而不群了。古往今來,許許多多名臣將相,正邪忠奸都陷於黨爭的旋渦中難以自拔。一如唐朝的牛李黨爭,使得才情驚豔留名史冊之如李商隱也只能成為了政治的犧牲品,一腔抱負只得化作無數詩篇。再如明朝之東林黨與閹黨之爭,相見如仇,彼此攻殺不休,以致國家元氣大傷可說是其亡國的一大誘因。歷來黨爭,無不對國家之氣運造成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及至清朝,封建皇權空前集中而強大,臣子對皇帝而言,如奴如僕,但黨爭依舊沒有片刻停歇。


意氣之爭,後患無窮,當權者更應引以為戒

李商隱的詩篇動人,個人際遇卻很悽慘

唐朝牛李黨爭,前後延續四十餘年,李商隱一代文豪,其悲慘的命運卻也只是牛李黨爭的一個小小插曲。大臣之間各分陣營的對抗,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對國家戰略的扭曲。李德裕在唐武宗時,勸導僧人還俗,恢復農業生產,這對日漸衰落的唐王朝而言,是一項善政。因為僧侶不事生產,而一旦壯年紛紛出家,對國家勞動力是一個相當巨大的損失。但在唐宣宗即位以後,因為皇帝支持牛黨,故而不僅罷免了李德裕,連帶這項政策也一併取消。一時間,唐朝境內,佛寺再度修建,青壯爭相出家,對國家經濟的恢復又是一大打擊。值得注意的是,唐宣宗是唐朝晚期比較有作為的一位皇帝,史載大中之治,有貞觀遺風。然而即便是這樣一位比較開明有為的帝王,仍舊無法拋開朋黨意氣之爭。所以自他之後,唐朝徹底陷入衰落的泥沼,再無反抗之力了。(《新唐書》本紀卷八)


意氣之爭,後患無窮,當權者更應引以為戒

唐宣宗有“小太宗”之美譽,但仍無法挽回唐朝衰落的局面

清朝自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而打開山海關,八旗鐵騎在一片石大破李自成,自此入關立國,大臣之間即有黨爭。起初黨爭的兩方,一方是自盛京起兵就一路追隨的從龍之臣如大學士寧完我之流,此人在金庸先生所箸《碧血劍》中還有小小的龍套戲份。另一方是在八旗攻伐之下投降歸順的前明舊臣,兩派大臣看對方,彼此都有非我族類之感,所以矛盾猶深,彼此相互糾葛,攻訐不止。當時的順治帝,內心亦存門戶之見,所以處置此等糾紛,不免先入為主,好些漢人大臣在黨爭中敗北,或是家破人亡或是流徙千里,下場慘極一時。等到江山一統,九州正式定鼎,大臣之間漸有南北之爭。所謂南北,大體以其出身籍貫區分,各建壁壘,廣植黨羽,爭鬥不休,此一爭鬥貫穿清朝始終及至清朝滅亡都未曾停息。

順治帝時,江南科場舞弊案就是南北之爭的一個縮影。當時南方士子科考成績冠絕同儕,引來質疑之聲。順治帝在禁宮內廷親審江南士子,殿閣壁壘森森,手持刑具的御前侍衛聲勢駭人,以致飽學之士竟然回憶不出當初自己在考場時寫下的文章,最終釀成多人喪命的慘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常有文字獄,期間涉案的大臣下場慘烈,其中無不有黨爭的影子。

臣子身處朝局之中,尤其位列臺閣,執掌樞要之人,政務軍務無一不能成為黨爭的憑藉。道光咸豐以後,國勢衰頹,外有列強憑藉堅甲利兵,侵略不休,內有太平天國不平而鳴,席捲半壁江山,清之社稷內憂外患,危若累卵,但大臣之間的黨爭卻更為激烈。

當時李鴻藻受到咸豐帝的賞識,作為唯一的皇子也就是後來的同治皇帝的啟蒙恩師,受到朝野尊崇,地位卓然,不僅成為北派大臣的領袖,也讓南派大臣之中無人可與其爭鋒。因為帝師的地位超然,而且李鴻藻本人品性學問亦頗有可取之處,所以南北之間此消彼長之勢維持良久,直到籍貫常熟的翁同龢,先後成為同治光緒兩朝帝師以後,地位權勢漸長,南北之間復又分庭抗禮。

清末以風骨自命,月旦人物的一班朝臣,號稱清流。清流以監察國事,匡君之失,彈劾奸邪為己任。此輩清流的存在,固然也有糾正君主施政失誤,保護正直大臣的的正面作用,但多數時候,清流乃是黨爭的工具。

因為清流往往都是胸中先有了成見,再行彈劾之舉,便對所謂異己,群起相攻,至於是非曲直反而退而其次,猶如明朝之言官,對人不對事。國家大政常演變為大臣之間的意氣之爭。清流領袖,最初為李鴻藻,之後則是翁同龢。翁同龢與李鴻藻雖然分屬南北,但尚算是君子之爭,真正讓翁同龢出死力與之相爭的人卻別有所屬,正是在近代史中譭譽參半的李鴻章。兩人之間的長期的爭鬥,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內耗,最終只是讓國家實力,進一步削弱,清末有一副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李鴻章的籍貫正是合肥,清朝並無宰相和司農,但李鴻章是大學士作為皇帝的重要臣僚問,翁同龢是戶部尚書,執掌國家財政權力,這才會用宰相和司農來代稱。


意氣之爭,後患無窮,當權者更應引以為戒

翁同龢像

晚清國事,既是內憂外患,也是內輕外重。以平定太平天國而立功授勳的漢人官僚掌握了清朝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其中以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最為聞名。清廷為圖振作,乃有為期三十年之久的洋務運動,自洋務運動開始,其後軍國大事,中間時常能看到清流的影子。晚清與列強的多次紛爭,後世被罵為漢奸賣國的李鴻章總是主張委曲求全,與列強和議而不輕言開戰,清流則與之相反,遇事每每必先極力主戰。以致清廷在戰和之間,猶豫不決,或是先和後戰,或是先戰後和,不敗而敗,小敗變為潰敗,國家決策,始終缺乏一個穩定持續的長遠戰略。清廷自強數十年,期間可稱為成果的,當屬李鴻章之北洋水師,但在甲午一戰中煙消雲散,戰敗的緣由甚多,其中之一,就是本無一戰之力,但光緒帝在清流鼓動之下,盲目自信乃至自負,執意下令同日軍決戰。

北洋水師之所以無一戰之力,原因很多。李鴻章治軍,確實有翫忽懈怠之處,淮軍的素質也不及曾國藩所創建的湘軍,所以創立不久,暮氣卻更甚前輩。但甲午戰敗,翁同龢亦負有不能推卸的責任。北洋水師初步形成戰鬥力是在甲午戰前數年,彼時翁同龢以帝師之尊擔任戶部尚書,執掌舉國財政,在其有意打壓之下,特為上奏,北洋水師五年內不必再增添兵力和軍械,甚至連彈藥火炮都不曾補充更換。所以在甲午開戰之前,北洋水師,士兵缺乏訓練,軍艦機械老化,火炮缺乏彈藥,平心而論,與日軍相比除了軍艦總噸位尚有優勢之外,其餘可說是一無是處,戰敗非戰之罪,也是事實。此間種種內幕,身為北洋最高統帥的李鴻章當然清楚,所以才會極力主張不擴大事態,與日本和議,雖然屈辱,但也許不至於一敗塗地。只是翁同龢一意主戰,所以光緒帝受其影響始終舉棋不定。

世人常以為李鴻章在晚清朝局之中地位舉足輕重,但在當時的朝堂上,論勢力李鴻章要遜於翁同龢,這是因為翁同龢曾經多次出任科舉考官,在官吏之中門生廣佈,後世聞名的狀元做實業的南通張謇正是翁同龢的學生。這些學生都是翁同龢的羽翼,彼時翁可說是一時的意見領袖。

像張謇這樣的年輕後輩,初出茅廬銳氣無匹,又以天下為己任自我激勵,所以在朝堂之上聲勢浩大,以致甲午時清廷在兵力戰力均處於劣勢的情況下,朝野上下仍舊一意孤行,要與日本決戰到底,最終當然是一敗塗地,喪權辱國了。後世罵名,世人都傾注於李鴻章之身,千秋史筆,嚴於斧鉞,只是此人固然難辭其咎,但在當時清朝國力之下,枉顧現實,堅持主動出擊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翁同龢,罪責亦絲毫不遜於李鴻章。

甲午戰後,李鴻章身敗名裂,聲望跌入谷底,對國事的影響力大為衰減。翁同龢卻依舊得到了光緒帝的重用,此時北派大臣中,承接李鴻章之後能為魁首的則是張之洞。張之洞是慈禧欽點的探花,本人又會做官,所以四十歲就已做到巡撫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以其聲望,原本很早就有機會調入到清廷中樞,執掌國事。但也是因為翁同龢從中作梗,以致張之洞直到光緒慈禧先後去世,宣統即位,才能進入軍機。

清之黨爭,在宣統年間才漸有收斂的痕跡,原因很多,一則北派領袖張之洞,至宣統時已經是三朝老臣,地位聲望,南派中已無人可以望其項背,二來張之洞也有意調停南北之爭,不願重蹈覆轍,三則清朝之氣數將近,已然爭無可爭了。可說大臣之黨爭,伴隨著清朝,乃至整個封建時代之始終了。

從來出將入相之人,不能不說是一時之俊傑,然而陷於黨爭之後,無不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多少年寒窗苦讀盡數拋諸腦後,最終也只是成為浩瀚史書之中,寥寥數行筆墨便寫盡的人物,古今多少事,盡付東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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