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豐臣秀吉在明朝萬曆年間制定了一個佔領中國的計劃，並一相情願地想在佔領中國後將首都定在寧波。一個小島國為什麼狂妄到這種地步，元朝兩次東征的失敗可謂是激發日本人這一雄心的根本原因。
這兩次東征的失敗改變了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由從前的仰視變成平視，最後俯視。從此，激發了日本人的野心，也埋下中國日本對抗的禍根。
中國與日本的首次戰爭交流發生在唐代，時間是公元663年。早在公元653年，朝鮮半島上三個唐朝的附屬國，新羅、百濟、高句麗就矛盾重重。百濟和高句麗一直想瓜分新羅，新羅根本無法保全自己，就大力加強與唐朝的關係，以尋求支持。百濟就與日本相勾結，似乎沒有把大唐放在眼裡，在公元655年，它攻取了新羅30餘座城池。新羅到了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它急忙向唐朝求救。唐帝國積極響應，於公元660年派出13萬人的水陸大軍遠赴朝鮮半島，直取百濟。百濟不自量力，迎戰唐帝國，結果一觸即潰。活下來的百濟軍殘部將領請求日本出兵共御唐軍。
此時的日本其實情況並不妙，“大化改新”讓這個國家的國內矛盾重重，為了轉移注意力，也正想趁機控制朝鮮半島，661年正月，日本齊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親赴九州島，欲統兵渡海西征，但齊明女皇突然死掉，出征計劃被迫推遲。該年八月，中大兄皇子監國，令先遣部隊及輜重渡海。九月，五千日軍護送百濟豐璋王子歸國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濟贈送大批物資。同年五月，日本將軍率舟師170艘增援。日本整個國家機器一起開動，準備去“解放”朝鮮半島。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近三萬人，唐朝方面，任命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為熊津道行軍總管，統舟7000進駐熊津城。五六月間，百濟君臣之間發生嚴重內訌，實力銳減。唐軍與新羅軍隊趁機調兵遣將，於八月十三日包圍了百濟王所在的周留城。
決定歷史的白村江海戰拉開了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朝大將劉仁願、孫仁師與新羅王率陸軍團團圍住周留城。驍將劉仁軌、杜爽與百濟降將扶余隆則帶領戰船170艘列陣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餘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雙方的陣勢都很強大，但日軍從未與唐軍交過手，小看了唐軍，他們以為，這批來自西方的軍隊很可能是不堪一擊的。但一交手，他們知道錯了，自己根本就沒沒有還手的機會。雙方連續四戰，日本四戰皆輸，輸的非常慘。戰後，百濟滅亡。
白村江戰役的歷史意義在於，決定了當時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百濟滅亡後，667年，唐朝和新羅聯軍乘機進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麗滅亡。此戰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餘年間未敢再大規模入侵朝鮮半島。白村江海戰，是日本與唐朝的一次直接較量，它確立了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爭的慘痛教訓，促使日本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政策。日本人頻繁地向大唐派出遣唐使，學習大唐的一切。
這就是日本，你只有把它打成殘廢，它才真正服你的一個民族。從此後，日本對中國的視角一直是以仰視為基調的，但這一視角卻被元朝的兩次東征打破了。
元朝的興起，絕對是馬上民族的驕傲。到了中國南宋末年，蒙古的開創者成吉思汗已建立起橫跨歐亞二大洲的帝國，並在公元1259年迫使繼新羅之後統治朝鮮半島的高麗投降，蒙古勢力遂於日本隔海相望。
蒙古帝國的野心，當然不可能讓一個小日本在海那邊空懸著。況且，當時的日本並沒有和蒙古帝國建有外交關係，這當然讓蒙古人很惱火，也很好奇。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時期，讓日本知道自己就成了頭等大事。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忽必烈派出兵部侍郎郎赫德、禮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他給日本人寫了封信，在信中，他警告日本：效法高麗，舉國來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將至“用兵”。
但他的信並沒有到日本天皇朝廷那裡，因為此時，日本掌握在鎌倉幕府手裡，幕府的負責人叫北條時宗，是個典型的武夫和領導武夫的人。他看到這封信後，搖了搖頭，他並不知道蒙古帝國到底強大到什麼程度，把信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一邊。忽必烈知道這件事後，又派出高麗使臣薛皋，送信給日本天皇。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正月，日本天皇朝廷得到了忽必烈的信。
這群日本人居然把這件事當成了一件非常小的事，所以，操作起來就很隨意了。先是開會，開了五個月，得出了他們開始就認定的結果：書辭無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
而鎌倉幕府此時，已經做了迎接元朝來攻的準備。忽必烈氣得要死，他本就是個喜歡用武力解決問題的人，碰到這樣不識時務的東西，更是雪上加霜。但這並沒有引燃忽必烈的怒火，恰好相反，在同年九月，他再次命郎赫德經高麗出使日本，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初，郎赫德使節船到達對馬，但對馬島守軍拒絕其登陸。此時，忽必烈正在中國領土上與南宋作戰，一時之間還真分不出身來對付日本，就在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十二月，他又派出女真人趙良弼出使日本，目的只有一個：以元朝的名義打開日本的大門。可這一次，趙良弼和前面的使者一樣，依舊不能打動頑固的日本人。
如果我們對當時的形勢有所瞭解，就知道，蒙古人與日本人的這場戰爭肯定要發生的。當時，元帝國已經向東征服高麗，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亞進入歐洲，席捲俄羅斯、波蘭、匈牙利，放眼天下，視線所極，也只有一個彈丸島國日本了；而且當時的日本與苟延殘喘的南宋政權關係十分密切，官方往來和民間交往十分頻繁，對南宋的抗元戰爭有較大的幫助。忽必烈當然知道，只要征服了日本，就可以卡斷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斃。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歷時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堅戰結束後，南宋的戰略防禦體系被徹底打破，南宋的滅亡已指日可待。在軍事上取得重大進展的同時，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軍隊，如何處理這些降兵降將，成了忽必烈的一塊心病。南宋軍隊的戰鬥力太差，但又不能把他們直接殺掉。間接殺掉這些人最好的辦法就是重新發動新的戰爭。
戰爭似乎已經迫不及待地到來，蒙古人已經做好了準備。
正在此時，也就是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的四月，高麗國有了民間武裝直接與朝廷對抗，忽必烈在高麗王的“邀請”下，派出軍隊進駐高麗。這支軍隊由蒙古人忻都、高麗人洪茶丘和高麗將軍金方慶帶領，忻都率軍攻入耽羅島鎮壓林衍後，就於耽羅島設招討司，駐紮鎮邊軍一千七百人，這一招實現了忽必烈的第一個想法：控制了日本與南宋間的海上通道，自己的軍隊可以全力進攻日本。
隨後，忽必烈召忻都、金方慶等至元大都商議徵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麗王造艦九百艘，其中大艦可載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慶負責建造；拔都魯輕疾舟（快速艦）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負責建造，並規定於正月十五日動工，限期完成。這一項目給高麗人帶來了巨大的工作量和沉重的負擔，死傷無數，金錢浪費無數。讓忽必烈高興的是，同年六月，九百艘軍艦完工。忽必烈立即下達徵日命令，於是，一支由蒙、漢、高麗三族軍隊組成的聯軍，向日本進發。
這支聯軍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隊計有蒙漢軍二萬人、高麗軍五千六百人，加上高麗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萬二千三百人，由徵東都元帥忻都、右副帥洪茶丘、左副帥劉復亨統帥。
蒙古軍的戰鬥力是有目共睹的，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聯軍在忻都、洪茶丘、劉復亨三將的指揮下，十月三日從高麗合埔出發，駛向對馬。十月五日逼近對馬島。日軍反擊。
但無濟於事，只一天時間，聯軍就佔領了對馬島。十四日傍晚，聯軍攻入壹岐島。十六日，聯軍逼近了肥前沿海島嶼及西北沿海一帶。
但是，聯軍並沒有在肥前登陸向縱深發展，而是把主力轉移向博德灣。10月19日，聯軍艦隊進攻博德灣，殺散海濱守軍佔領今津一帶。由於今津一帶地形不利於大部隊展開作戰，且距離大宰府（日本的指揮部）尚有一日行程。因此聯軍當晚回到船上，準備次日進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聯軍兵分四路，展開登陸戰。第一路聯軍從博德灣西部百道源濱海一帶登陸，在此佈陣的是日本第一線指揮藤原景資所率領的五百騎兵。藤原景是個正人君子，他沒有在聯軍登陸時進攻，而是在聯軍整頓好隊型後，方才按日本當時會戰的慣例（這種慣例是自殺式的，無論對方是多少人，都要在對方準備好後才主動進攻。首先是由一名武士單騎溺戰，衝在前邊，大隊騎兵隨後衝殺）。可想而知，日本軍隊的這種做法開始時讓聯軍嚇了一跳，但一接觸，聯軍發現這些人都是瞎咋呼，他們的“江湖武術”並不能與正規軍隊的作戰技巧相提並論。結局已經可以預料，百道源戰場上，日軍“伏屍如麻”，聯軍很快推進至鹿原。
另一路聯軍的進展卻並不順利，他們負責攻擊百道源西部的赤阪，肥後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騎與聯軍展開戰鬥。最高指揮部的藤原經資所率領的武士部隊阻擋住了聯軍的腳步。這部分聯軍只好向鹿原方向後撤。
第三路聯軍從鹿原及鳥飼一帶繼續登陸，擴大佔領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流氓紛紛保衛祖國，或是趁火打劫。但這些人都無一例外地遇上了聯軍。雙方各有損失。
最後一部分聯軍從博德灣東部箱崎方向登陸，佔領岸邊松林，從背後夾擊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本士兵。該地守軍大友賴泰的武士隊伍經不起蒙古人的夾擊，開始向東南方撤退。由於大友賴泰部隊的撤退，與百道源元軍作戰的日軍腹背受敵，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聯軍與日軍激戰了一整天，近傍晚時候，元軍先後佔領了博德灣箱崎等地，日軍被迫全軍撤退，但聯軍堅決痛打落水狗。元軍左副帥、作戰指揮劉復亨殺紅了眼，居然跳下馬來，為了更好地追擊。日本人見到一個穿著與其他人不同的人，猜測到很可能是個頭，就試著向他射了一箭，結果劉將軍中箭，聯合軍被迫停止追擊。日本人才把逃命的步伐減慢。日軍撤退後，沒有來得及逃走的老幼婦女，被俘近一千五百餘人，這些人都被聯軍總指揮下令全部殺掉。
晚上十分，受傷的左副帥劉復亨回到船上，聯軍總指揮蒙古人忻都召集其餘將領討論明天的軍事行動。經過一天的戰鬥，聯軍，包括蒙古士兵都對日本武士的勇猛頗有懼意，這並非是可怕的，可怕的是，在這個島上，到底還有多少這樣的會武術的流氓。劉將軍躺在床上做要死狀，這更讓總指揮喪失了些信心。作為前線最高指揮官，忻都失去了往日的英雄氣概和智慧，他無法準確地判斷出戰爭雙方的形勢。有人建議立即搬師，忻都當即表示同意，並將所以士兵撤回船上，準備明天就回家。
可是，老天不讓他們回去。
就在這天晚上，博德灣出現了罕見的颱風暴雨。加上不熟悉地形，聯軍停泊在博德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後，颱風漸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士兵們以為天崩地裂了，都紛紛跳船逃命，其實是送死。就這樣，到了第二天早晨，聯軍死亡兵卒達一萬三千五百人。
第二天一早，日軍在大宰府水城列陣，但不見聯軍進攻，派出士兵偵察，才知博德海面已無船隻，聯合軍撤退了。日本朝野對突如其來的颱風趕走敵人十分驚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拜神的活動，稱為“神風”。此後“神風”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事實上，忽必烈第一次發兵東征，主要意圖就是通過武力威脅，迫使日本臣服，並不想佔領日本。而總指揮忻都返回中國後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就跟忽必烈說，蒙古兵已經攻入了日本，並且打敗了他們。
作為無敵於天下的蒙古軍隊來講，這樣的消息是合情合理的。忽必烈很高興，他以為日本吃了這次苦頭後，會給臉就要的。於是派杜世忠等人持國書出使日本，以建立友好關係。不想日本政府拒不接受國書，反將這些人全部殺掉了。
忽必烈知道這個消息是四年後，南宋滅亡時，他才想起了杜世忠等人。當他再讓南宋降將范文虎派人出使日本時，這些被派出去的人又遭殺害。
他媽的，忽必烈哪裡受過這樣的氣，一個倭國居然敢這樣輕視我大元帝國。一定要把他們殺得一乾二淨才罷休！
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張世傑舊部及其它自願從軍者計十萬人，戰船三千五百艘，組成江南軍，由范文虎統帥，從慶元（今浙江寧波）起航，跨海東征日本。另一方面，命洪茶丘至東北，招募瀋陽、開原等地自願從軍者三千，歸洪茶丘統領。那個一旦遇到特殊情況就喪失信心與智慧的前東征總指揮忻都仍統領蒙族軍。考慮到高麗跟日本人的仇恨，忽必烈又任命高麗將領金方慶為徵東都元帥，統帥高麗軍一萬、水手一萬五千，戰船九百艘，軍糧十萬石。三軍合計近四萬人，組成東路軍，取道高麗東征日本。
軍事部署完成後，忽必烈於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兩路徵東軍統帥會議，並任命宿將阿刺罕為兩路軍總指揮。會議確定，兩路軍各自擇日出發，於六月十五日至壹岐島會師。同時，忽必烈命令各船攜帶農具，以備佔領九州島後做囤田之用。
從這件事就可以看出，忽必烈和他的蒙古軍隊並非是以殺人為業的，他能統一地球四分之三的陸地，還是具備了一定智慧的。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徵日軍事部署已經基本完成，即將擇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時，高麗王上書朝廷稱日本武士犯邊。於是，忽必烈下令徵日大軍出發。五月三日，元軍東路徵日軍進攻對馬島的世界村（上島佐賀浦）、大明浦，守島日軍堅決不想活了，頑強抵抗，但他們被全部殺掉。元軍佔領對馬島後，大肆殺掠。二十六日，東路大軍進入隱歧島。元軍佔領隱歧島後，理應按忽必烈在軍議會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軍。但是，蒙古人忻都自恃有上次戰爭的經驗，且兵力多於上次，尤其是出於對於南宋降將蔑視的心態，恐怕江南軍搶佔首功，因而在沒有對日軍的防禦措施進行偵察的情況下，貿然率軍自隱歧島出發，駛向博德灣。
他真是丟盡了蒙古人的臉，在遇到日軍的頑強抵抗後，戰鬥持續到六月十三日仍舊不能進得半步。此時，正值盛夏十分，蔬菜和飲水供應都非常困難，內陸士兵長期在海上生活和戰鬥，不但疲憊不堪，還非常容易地患上了各種疫病。在這種情況下，搶佔博德灣的計劃已難以實現。遂決定於6月15日從志賀島撤退，駛向壹岐島，與江南軍會師。
日本人佔了地利，所以，就在7月27日元軍準備撤到壹歧島的途中時，先頭部隊受到了日本水軍的攻擊。范文虎與忻都想要先攻大宰府，結果兩個人就像患了偏癱一樣，遲遲不展開反攻，只在海上飄蕩。到了8月1日，海上一陣颱風襲來，元軍的厄運再次到來。
在此次颱風襲擊下，蒙古東路軍損失1/3，江南軍損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殺或溺死。也就是說，蒙古人第二次東征日本又以慘敗而告終了。
蒙古人東征的失敗讓忽必烈知道了一件事，這個世界上還真有自己的民族征服不了的國家。他經過各種資料的彙編與分析，得出一個結論。這個結論也是日本人最信奉的：日本有神風保佑，人間一切力量都不能左右日本。
今天的我們，都見識過颱風的威力。我們現在已經不知道當年那兩次颱風的級數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元軍即使不遇上臺風，攻下日本也是非常困難的。
首先是蒙古人的後勤根本無法與日本人相比。若論吃苦耐勞，當時的蒙古戰士無人可敵，非常時期，他們可以靠吃生馬肉，喝馬血維持生命。蒙古人作戰時機動性第一，一般只帶很少的給養，士兵的吃穿問題主要通過掠奪戰爭地區的平民解決。可是在這兩次東征戰爭中蒙古人偏偏無法發揮自己的特長，他們一直未能突入內地居民區，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們掠奪。
另外，在武器的裝備上，日本人的武器也優於蒙古人。當時日本的冶煉和刀具製作技術世界一流，日本戰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亞出產的大馬士革鋼刀可以媲美。日本除了具有好鋼之外，其戰刀的優良性能還來自其獨特的後期淬火工藝。日本刀製造成本低廉使得普通民兵都可擁有一把好刀，而蒙古軍隊使用的質量較差的鑌鐵刀，很多大刀在對砍時失去了利刃。在兩次戰爭中的八年間隙期間，日本人似乎還改進了他們的弓箭，第二次蒙古人徵日本時，他們發現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與蒙古強弓不相上下。
大概正是這兩方面的因素使得蒙古人不可能佔領日本，而兩次颱風更是讓蒙古人雪上加霜。關於颱風問題，有人提出，兩次颱風並沒有達到摧毀蒙古海軍所有軍艦的級數。
現在考古發現，很多蒙古戰艦龍骨上的鉚釘過於密集，甚至有時在同一個地方有五六個鉚釘。這說明，這些肋材在造船時曾反覆使用，而且很多龍骨本身質量就很低劣。
我們可以再回過頭來，看看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人建造的船隻數量。首先是命令高麗王造艦900艘，其中大艦可載千石或四千石者300艘，由金方慶負責建造；拔都魯輕疾舟（快速艦）300艘，汲水小船300艘，由洪茶丘負責建造，並規定於正月15日動工，限期完成。6月，900艘軍艦完工。
這個期限，即使是在今天看來，也是相當緊張的。況且，當時，造船工業發達的中國江南及沿海地區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區仍在南宋軍隊的控制之下。而建造這些船隻的高麗人的建船水平是相當落後的。所以，那些船隻一遇到颱風，就被風吹雨打去，是在所難免的。
元朝是個值得人恨的朝代，元軍幾乎以殺人為樂事，並且將漢人當成最最下等的狗，今天許多中國人往往把元朝征服四分之三陸地作為一種炫耀，其實是無恥的愚蠢。要知道，當時的南宋，作為漢人的我們的祖先也是被其征服的，並且，是被定義為最下等的一群人。
如果說，這只是元朝給當時人留下罪孽的話，那麼，它的東征就是給我們後來的中華民族留下了絕不可原諒的後患。
日本與中國比較大的軍事對抗到今天為止共有五次，第一次是在唐朝，我們應該對唐朝提出抗議，在當時已經四戰四捷的情況下，為什麼不攻入日本本土，徹底滅掉這個民族。既然大錯已犯，我們已經沒有必要苛求。日本經過這一次教訓，老實了九百餘年。它本來可以繼續老實下去的，可元朝卻給了他不必老實的理由。那就是兩次東征的失敗，從這以後，日本雖然不敢與中國作戰，但對中國的視角卻在悄悄地改變，逐漸由仰視調整為平視。
他們在心理上開始認為，原來中國的軍隊也並不是永遠強大無比（可是，他們永遠都不知道，在中華大地上最強大的軍隊就是元軍）。
也許，一切都是命數，颱風真可能就是日本的保護風，是神風。這一神風居然把中華大地上最強大的軍隊摧跨，使得日本人改變了對中國軍隊的視角。這件事告訴我們：迷信是增強信心的一個關鍵因素。
元朝滅亡，明朝時期，日本國內南北分裂，戰亂不已。日中關係變幻不定。一些武士、商人互相勾結，不斷西下中國沿海搶掠，成為明朝深以為患的倭寇。
明朝開國皇帝，一個最合格的農民朱元璋雖然也想過要征討日本，以絕後患，但想到元代兩徵日本的失敗，便沒有輕開戰端。
這是他的錯覺，而給他這一錯覺的就是元朝的東征。更由於後來左丞相胡惟庸暗中借兵日本、意圖謀反篡位的陰謀敗露後，朱元璋大為惱怒，立下“祖訓”，永絕與日本的貿易。
但日本早已習慣於使用來自中國的各種精美商品。明朝斷絕與日本貿易往來後，日本遠赴中國沿海的倭寇更為猖獗，但倭寇的襲掠卻遠遠不能滿足日本特別是日本官方對中國精美商品的奢求。1590年，萬曆皇帝在位，日本的豐臣秀吉統一了日本本土，為打開明朝對日本的貿易封鎖——立即推出了通過朝鮮進入明朝的計劃。1592年，豐臣秀吉大舉入侵朝鮮。朝鮮嚮明朝借兵，明帝國抗倭援朝。
這場戰爭持續了近十年，雙方打打和和，日本人雖然沒有佔到什麼便宜，但中國也沒有取得巨大的勝利。在這場戰爭中的幾次中日戰爭已讓日本開始以一種俯視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軍隊了。日本對中國軍隊的恐懼之心慢慢地消退，再加上國際形勢和各種利益的驅動，最終導致了日本對中國直接挑戰。
這就是我們後來所知道的甲午戰爭和抗日戰爭，這兩次戰爭，中國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根由就在元朝的兩次東征的失敗。
一個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居然攻不下一個弱小的荒蠻島國，更可氣的是，讓一個荒蠻的島國改變對中國的視角的，居然就是這樣一個最強大的軍隊。
是玩笑還是天意，歷史給了我們太多的無奈。
如果我們假設，元朝東征是以成功而告終的，還會有後來的中日對抗嗎？
元朝罪不可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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