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荆轲领衔的“公元前刺客部落”(下)

《刺客列传》横跨五百年,纵贯整个春秋战国,如此的沷墨只写了五个刺客。

五个刺客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史家称之为“礼崩乐坏”的东周列国时期,是礼乐文明向帝国文明转型的大时代。

也正好反映了从春秋开始到战国结束,礼乐文明秩序被帝国文明秩序替代的大转型的历史行程。

司马迁成了最后一个“刺客”。

这个特殊的“刺客”,不是用刀枪剑戟,而是用一支笔对整个“公元前的文明”做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清算。

《史记》里的荆轲,身上有一种道德的光环,被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和假想。因为他要谋杀的是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功败垂成。

可以说,人们对嬴政有多痛恨,就对荆轲有多热爱。

作为一个卫国人,荆轲流浪到燕国,很可能只是因为热爱那里的狗肉和美酒,还有杀狗的屠夫兼音乐家高渐离。也就是说,燕国的存亡于他荆轲个人而言,并不关乎什么大事。

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分析,严格意义上讲,荆轲刺秦的本质,应该算是太子丹“买凶杀人”,司马迁用区区九字——“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此乃一语破天机。

荆轲行刺前的待遇可谓相当优渥——豪车与美女。燕国当“国士待之”。

就这样好吃好喝地供着,荆轲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眼看秦军的铁蹄已经攻破赵国都城,俘虏赵王,把赵国领土全部纳入秦国版图。剑锋所指,直逼燕国南部边界。

十分恐惧的太子丹可等不急了,他找到荆轲商议:“秦兵旦暮渡易水……岂可得哉。”看到太子丹慌张的神色,不急不慢的荆轲淡淡一笑,作为历史上有名的大牌刺客,荆轲开出了自己出场不菲的筹码:沾巨毒的匕首,樊将军的头颅;千金之礼品,督亢之地图;高渐离之击筑,田先生之筹谋;最后加上燕太子丹易水边亲自把酒送行……

有如铺排一场大戏,各种精美的道具备齐之后,荆轲才缓缓登场。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的是,刺秦如此机密的情报,为何弄得如此兴师动众?太子丹是要真的刺秦还是有意要将刺秦的消息通报给秦王?此语境之下的荆轲不像个“壮士一去不返”的刺客,倒像一个风光十足的大牌演员。

由荆轲领衔的“公元前刺客部落”(下)

诸多家仇国恨,怎一个“刺”字了得。

刺秦的结果也告诉我们,这一出以悲壮为主题的“导演”怎么看都酷似一场“行为艺术”。荆轲剑术不精,秦王近在咫尺还一败涂地。按易中天先生所形容的:“抓,抓不住;刺,刺不中;追,追究不上;打,打不赢。遍体鳞伤之后奄奄一息之际,荆轲靠在柱子上说完最后的台词:‘嬴政,老子本来就没想杀你,是要劫持你做人质,逼你跟诸侯签订条约的。’”

这算是泄露了所有的天机。原来,“刺秦”的初衷的确只是“劫秦”。没错,燕太子丹的策划就是这样——劫秦是第一方案,刺秦是迫不得已的退而求其次。

为此,燕太子丹还讲了一个重要的典故:“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

这个典故就是《刺客列传》记载的第一个刺客曹沫。他在一次公开的聚会上,突然用刀挟持齐桓公,并迫使齐桓公把强夺鲁国的几座城池全部归还。


燕太子丹是要沿袭“曹沫挟持齐桓公”之老路,目的在于要挟秦王逼迫其退还秦侵占的各国土地。他天真地想,此事一旦做成,秦王要么将土地全部归还给各诸侯,韩和赵就可继续作为燕的屏障;秦王如果被杀,秦国必定大乱,燕国就有机会保全,甚至进而灭掉秦国也未可知。

燕太子丹没有料想(可能也不敢去想)到第三种情况的发生。只可惜,他找了个不太专业的“演员”,前戏看似还可以,最后却还是“演”砸了。

由荆轲领衔的“公元前刺客部落”(下)

自古以来,荆轲刺秦这出大戏,一直未拉上帷幕。

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太子丹,还是荆轲,还是高渐离。他们都应该归属艺术青年一类范畴,是擅长弄“行为艺术”的人,果真是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谈起“务虚”的理想与爱国来可谓头头是道,可以热血沸腾;在“务实”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残酷现实面前,理想与豪情便逶迤泄地,不但不能“杀人”,反而招至“人杀”。

事实结果也是如此。

上述一大通有些不恭的文字里,并没有对荆轲刺秦的勇气与决心表示任何怀疑,只是觉得刺客与侠客之间,应该多一些冷酷少一些浪漫,多一些现实考量少一些诗意表达,多一些实际操作少一些门面装饰。

仔细想来,围绕刺秦的那出大戏还真的有些意思,不由得让人想起另一个卫国人——商人吕不韦。荆轲刺秦那一年,集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丞相于一身的吕不韦,已经“饮鸩自尽”整整十年。

十年为期,两位很有影响的卫国人都相继死在秦王嬴政手中。

这两个卫人都很有意思,商人其实没什么想法,更不会去拼身家性命(虽然最后也不得已自杀了),自古以来赚钱为本,吕不韦决意做一笔大生意,把天下给赚了。

可刺客就不一样了,荆轲还是个读书人,他的文化修养很高,瞧不起不读书的刺客。奉命出发前,在易水河边,根本不谈钱的事,与艺术家高渐离一道开了个特别的演唱会,场面烘托得悲壮至极……

放眼历史长河,公元前227年其实也是值得关注的一年——

这一年,《黄帝内经》问世;

这一年,骊山陵墓开始修建。

至为重要的是,这一年,“秦将王翦、辛胜在易水西败燕、代联军”,燕危在旦夕。

“秦皇扫六合,虎势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甚为巧合的是,秦国也仅用了十年时间,便相继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混战局面。“秦始皇”由此诞生。

由荆轲领衔的“公元前刺客部落”(下)

一部《史记》,《刺客列传》是其中的精彩篇章

一篇区区五千余言的《刺客列传》,司马迁把春秋战国的诸多重要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都“请”出了前台。

也正如西南大学教授赵明所观察的,第一个刺客故事带出了春秋五霸,第二个故事带出了吴越之争,另外三个故事同样带出了春秋战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

第五个刺客荆轲不愧为“明星刺客”,难怪司马迁把《刺客列传》中的多半篇幅都给了他。历史的接续非常重要,也很有意思,《刺客列传》中最后一个刺客荆轲走上历史舞台时,项羽才几岁;六年后大秦帝国建立,秦王成了始皇帝,青年项羽见到巡游途中的始皇帝说:“彼可取而代也。”这等气魄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又一个荆轲现世,也正是项羽,超额完成了荆轲的未竟事业:不是刺杀秦王,而是推翻暴秦。

整个先秦史行进到秦始皇终结篇,已经浓缩为秦始皇与孔子两个人的较量,史称“儒法之争”。在赵明眼里,《刺客列传》中孔子是隐身的,是其中的暗笔。司马迁是在借“儒”写“士”,写“士”之精神品质。

此刻,司马迁有深沉的价值忧虑:道义在春秋战国时代面临严重挑战,甚至面临毁灭。

司马迁追问的是历史正义,这在根本上触及到了制度秩序的安排。

所谓“礼崩乐坏”,指的是周公“制礼作乐”建构起来的,从天子到诸侯到大夫到庶民的宗法等级秩序,分崩离析了。

流离失所的“士”最为尴尬:进无望,退不甘。孔子倡导的“士”之使命是担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下学而上达。朝闻道,夕死可矣。”他因此成了华夏民族的“心灵立法者”。

现实生活中的孔子“栖栖遑遑犹如丧家之狗”,临终时很绝望:“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在司马迁的笔下,孔子是一个高贵的孤独者,一个流浪的君子。

以荆轲领衔的“刺客部落”横跨五百年,纵贯整个春秋战国,司马迁挥洒如此沷墨,只写了五个刺客。五个刺客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史家称之为“礼崩乐坏”的东周列国时期,是礼乐文明向帝国文明转型的大时代。也正好反映了从春秋开始到战国结束,礼乐文明秩序被帝国文明秩序替代的大转型的历史行程。

只要了解了这个历史大背景,就不难理解司马迁的良苦用心。往深层看,他不是在简单地写五个刺客,他是用这种特殊的写作方法,揭示刺客背后的历史逻辑。

由荆轲领衔的“公元前刺客部落”(下)

司马迁以几个刺客的人生,映照出壮阔的历史行程。他们的故事就似一滴水,映照出了整个沧海。

春秋战国时期,刺客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司马迁《史记》里的侠客分为两种,一种游侠,一种刺客。司马迁特别看重这两个群体,所以分别“列传”,在如山一般的《史记》中,特辟两章,专门写了《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

一部煌煌50余万字的《史记》,《刺客列传》绝对称得上其中最精华的精彩篇章,而精华中的精华,非荆轲刺秦莫属。

之所以如此精彩,归根结底还源于司马迁自身的遭遇。按照木心的说法,他本身就是“以不死而殉道”。

司马迁之所以如此倾情于刺客,是因为只有他们存在才表明政治环境宽和,才表明游学之士和政治谋士有可能出现。

历史在自身的逻辑里,仍继续在以自己的轨迹前行——

荆轲的事没成,如果继续往后写,那就是:“其后二十年,楚有项籍之事。”

项羽把秦帝国推翻了。

真的推翻了吗?没有。秦始皇开创的帝国仍然存续。又过了差不多八十年,就到了司马迁的时代了。如果《刺客列传》再续写,那应该是:“其后八十年,韩城(少梁)有司马迁之事。”

这个“刺客”,不是用刀枪剑戟,而是用一支笔对先秦以来的整个文明做了清算。

司马迁真的成了最后一个“刺客”。眼睁睁看着这种生命品质在他所在的当朝走向消亡,通过《刺客列传》表达出深深的哀悼与感愤之情。

换句话说,司马迁身上也有刺客的气质,写自己的同类,自然会写得畅达而痛快。

由荆轲领衔的“公元前刺客部落”(下)

每一个刺客身后,都有尊让后世感动的无字墓

用我们今天人的思维和表述,司马迁是在企图用这些故事叩问一个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那就是:你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为了谁因为什么理由而奉献出宝贵的生命?人生中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吗?

刺客代表了先秦时期“士”阶层最基础的品质:才华、谋略、勇气、信守诺言、深明大义。且,“士为知己者死”,那些人变成刺客就是因为遇到了“知己者”,他们看中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他们会在内心里评估,如果值得,他们就会愿意用死去报答这种尊重,就这么简单。在他们眼里,死是个体生命的自由选择和意义安顿,超越功利,发自内心。

他们或许不能选择怎么“活”,但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怎么“死”。在“死”比“活”更有意义的时候,他们便会毫不犹豫,慷慨赴死。

外人眼里,他们的生命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专门为了某种使命而活着的一样。可茫茫人海中,能成为“知己者”寥若晨星。

历史的故事一直在自有的逻辑管道里踽踽独行,就像为刺客荆轲高调送行的高渐离一样。

当荆轲因刺秦出名之后,高渐离的名字也被秦王嬴政牢牢地记住了。秦灭六国后,很想松弛一下的嬴政不由想到了高渐离——当然,或许更因为是他击“筑”的声音太美妙了。

走进秦王宫的高渐离,时刻没忘记荆轲是他最忠实的“狗肉朋友”,他随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完成荆轲未尽的事业。对于这一点,已经成为秦始皇的嬴政当然也没有忘记,他设法将高渐离的眼睛弄瞎,以为这样高渐离就没法刺杀他了——他要听的只是美妙的“筑”声。

谁曾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痴心不改的高渐离竟往“筑”里灌铅,一次演奏中,他趁秦始皇听曲入迷时,猛然间使劲砸了过去,遗憾的是他还是失败了。

窃以为,高渐离能留传于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荆轲的挚友,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筑”声悠扬,根本还源于他最后的“死”——以这样的悲壮赴死,一点儿也不逊于荆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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