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西學東漸，給國學文化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特別是五四時期，一大批學者大師留洋深造回來後，帶來的新思潮。
魯迅也在國外求過學，他回來的那個時候，國內的守舊派的觀點很頑固。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下，魯迅提出了中國書大多數都是殭屍，而外國書是活人的觀點。
而與魯迅不同的是，辜鴻銘認為國學是精華，我們應該好好學會英文，讓中華文明教老外如何做人。
一、兩個大師不同的觀點
1925年，《京報副刊》推出了一個名為“青年必讀書”的欄目，打算邀請各學者大師共同推薦書目。當報社的人找到魯迅時，魯迅表現的很冷淡。
他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魯迅是一個活的很明白的人，他從來不屑於以青年導師自居，但這樣的態度，總是招受很多罵名。
而當魯迅拿西方書與中國書做對比，最終提出“少讀中國書，中國書多是殭屍”這個觀點後，更是引發了很多謾罵和爭議。
這個觀點，是魯迅在雜文《華蓋集》中。他曾說過這麼一段話：
“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魯迅反對讀中國書，是因為在他看來：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在古書中找活字，是欺人之談。”
但與魯迅差不多同時代的辜鴻銘，卻不這麼認為。
他講課時，總是對學生們說：
“我們為什麼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諭那些四夷之邦。”
二、望青年拓眼界的鬥士
魯迅提出少看中國書這個觀點後，就猶如捅了當時文壇上的馬蜂窩。柯柏森就立即寫下了一篇名為《偏見的經驗》的文章，諷刺像魯迅這樣留學歸來，看了幾本外國書後，就數典忘祖。
但其實，緊緊抓住魯迅這個觀點批評他的人，都完全忽略了，魯迅並不是因此在貶低中國文化，更不是在“賣國”。相反，魯迅一生研究國學很透徹，也一直在去其糟粕，留其精華。
像魯迅和辜鴻銘這樣的大師，都是在國學的滋養下，慢慢成長起來的。
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就曾說出了，他對孔夫子過於神化的觀點，以此寄託對新青年多外國書，好拓寬眼界的期待。
魯迅生活的時代，讀書人普遍沒有讀過外國書，一直都是在讀四書五經，寫著死氣沉沉的“八股文”。
魯迅是一個意志深刻的思想家，他也是一個鬥士。
改變一個時代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行為，是一件極難的事。所以，魯迅每每發出批評的聲音時，總是更嚴厲些，也更深刻些。
魯迅從來不認為自己說的話，就應該被奉為金科玉律。他認為要多看外國書，其實針對的，是那個時代沒有拓寬自己眼界的人。
三、不待見外國人的怪傑
辜鴻銘在周圍人的眼中，是一個怪人。他精通國學，也精通西學。但是，他本人對外國人的態度很不屑。
很多時候，因為對外國人的過多冷嘲熱諷，辜鴻銘被人們批評太過守舊。魯迅和辜鴻銘的經歷，有些相似。
辜鴻銘從青少年時起，一直都是在國外留學。那個時候，外國普遍比中國強大太多，很多國人都比較自卑。
但辜鴻銘是少數對自己國家很自信的人。
他認為，中國自古以來的宗教、制度等方面，都遠遠甩開外國人一大截。
而這種自信，在不喜歡辜鴻銘的人看來，是一種極端的自負。
辜鴻銘從來不在意這些。
在北大擔任教授時，辜鴻銘除了經常向學生傳授中華文化的魅力，對於當時在北大當教授的外國人，他也經常是冷著臉。
有時候，辜鴻銘對這些外國人冷臉相對還不夠，他還會時不時找出他們的短板，用自己的學識諷刺他們。
魯迅和辜鴻銘，分別是留洋歸來的兩個極端。
魯迅善於挖掘國學文化的病症，並以一劑猛藥醫治。而辜鴻銘善於挖掘國學文化的美妙之處，讓更多人體會到其中的絕妙。
雖然路子不同，但其實他們對國學文化的態度，沒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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