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我在人文社改稿的日子
文丨馮驥才
後來才知道，這裡是我一生中註定要背井離鄉在此生活近兩年的地方。
一座臨街的長方形灰色的大樓，一排排緊閉的窗戶總共五層。一進樓門兩邊走廊，掛滿白花花寫滿墨筆字的大字報。人一走過，大字報紙被風帶得嘩嘩響。只有開門的地方沒大字報。不過這時的大字報已經沒有當初那麼殺氣騰騰了，都是“批判四人幫”“小爬蟲”“打砸搶分子”之類的話語。我從中找到一扇門鑽進去，一問才知小說北組和南組都在三樓。那時人文社的小說編輯室分南北兩組，以長江為界，將南北兩地作者分由南組和北組負責，我在北方燕趙之地，自然屬北組。
一進北組，靠牆一圈八九張桌子前坐著的全是老編輯，每人書桌上都堆著滿滿的書稿，連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紙繩捆著的厚厚的裝書稿的牛皮紙袋，上邊寫著書稿的名字。此後才漸漸認識了這些老編輯：王笠耘、王鴻謨、許顯卿、張木蘭、李庶、謝明清、邢菁子等，並知道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灣》《林海雪原》等等的責編竟然都是他們，他們都有相當深厚的編輯功力和文學修養。此刻，他們扭過頭從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點發慌。
一慌差點忘了我來找的李景峰叫什麼，只用手指指這張已經熟悉的挺白淨的笑嘻嘻的臉兒。李景峰先給我引薦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編輯，告訴我她也是我的責編，叫邢菁子，“以後你歸我倆管，韋君宜是你的終審。”說完便帶我到四樓西北角一間大屋子說：“你就住在這兒，這一屋人你有兩天就熟了，全是作家。”
韋君宜
定神一看，滿屋是床鋪、桌子和人，有的在埋頭寫東西，有的聊天抽菸，有的躺著睡覺，有十來個人，更像大車店。這些人全是生臉，也沒人認得我，卻有兩位熱情地告訴我，靠窗那張床和床邊一張小木桌和木椅子是我的。不一會兒李景峰就笑嘻嘻抱來一堆東西。一個竹殼暖壺和兩個水杯，幾本每頁五百字的空白稿紙，一本《現代漢語詞典》。他說：“行了，東西都齊了。你在哪兒吃，哪兒買飯票，哪兒上廁所，哪兒寄信就問問他們。你把你的窩兒歸置好就開始幹活吧。”
屋裡沒櫃子，我找個紙箱子，把從家裡提來的裝著衣服雜物的大書包塞在裡邊，放在牆角，將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資料圖書打開擺在桌前，鋪上稿紙，我的正式“寫作生涯”就這麼純粹地開始了。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訓練有素的、嚴格得有點苛刻的編輯，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給我係統的標準化的改稿符號。他每看過一頁我的文稿，就會把裡邊所有標點錯誤和錯別字，像捉蟲一樣“捉”出來，用紅筆糾正，像老師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時的編輯是要和你討論作品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談活了談深了，再由你去改，當然他不會把他的觀點強加進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寫得不確切不合理不充分，他會把稿子毫不客氣地打回來。我感覺他對我像在“擠牙膏”。他卻笑道：“誰叫你有潛力，可是不盡力。”
記得一位美國作家對我說她的編輯更厲害，有時還會動筆刪去一段甚至加上一段。我說如果你反對呢？她說我會把我寫的那段恢復回來或把她加上去的那段刪去，我們常在稿紙上打架。我說，這很美好，你的編輯已經把你的作品當作她的作品了。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和我的編輯也是這樣的關係，不過李景峰和邢菁子很少在我的稿子上添加什麼。有時在稿紙邊上加一句是給我看的：“怎麼這個錯別字又露面了？”
在人文社最受尊敬的是韋君宜和社長嚴文井，並非因為他們是“社領導”，而是他們的文品與人品。有趣的是人們對韋君宜的稱呼，當面鄭重其事地叫她“君宜同志”，背地裡反倒親切地稱她“韋老太”或“老太太”，這恐怕與她的性格有關。她很低調，不苟言笑，人卻耿直善良。後來讀了她的《思痛錄》才更深刻地瞭解她是個“思想性”的人物。我與她接觸的這段時間裡，總覺得她鬱鬱寡歡，是不是緣自她的心正處在對國家與民族反思的痛苦中？
那時，在樓裡偶爾會碰見她，她最多點點頭便走過，很少說話，但她審我的稿子時用筆說的“話”卻很多。她改稿的方式很特別，常常用藍、黑、紅三種顏色，先用藍改一遍，再用黑改一遍，最後用紅色圓珠筆或鉛筆。這表示她是一遍遍看過的。她是終審，終審通常看一遍。我不知道她審別人的稿子是否都看好幾遍。我卻從中看出她對我嚴格的要求與有心的幫助。那天，李景峰跑到我屋來，把五十多萬字一大摞書稿往桌上一放說
：“天天玩！不好好幹活，老太太一看就火了，把你稿子斃了。”我聽了還真的嚇一跳，再看稿子就樂了。我說：“斃了還用費這麼大勁兒改？”
李景峰說：“你這傢伙還真鬼，要不老太太說你聰明呢。認真看看老太太那些意見，老太太說你要是看不明白就去找她。”
韋君宜的辦公室在二樓樓梯旁，房間很小，桌上堆滿書稿，一盞檯燈，一個挺大的白瓷筆筒，裡邊插滿筆，還有些平時隨手塞進去的亂七八糟的小東西。有時她要找個大頭針或曲別針，便會把筆筒翻過來，將裡邊的東西嘩啦全倒在桌上，從中去找。這些東西里還有牙籤、眼藥水、飯票、按釘、皮筋、衣釦、髮卡等等。但她在稿子上卻一字不苟，她的心思全在稿子上。忠於文學——這是她給我最深的印象，也是對我最主要的影響。
那時我的生活在人生的底線上。
洗臉沒有香皂。一方塊最廉價的含鹼的肥皂洗衣服也洗臉。一個月用三十五元，餘下的錢留給家用。地震後房倒屋塌無家可歸，妻子帶著孩子寄居朋友家，妻子上班很遠，騎車一趟要四十多分鐘。冬天孩子放學妻子還沒回來，屋裡沒爐火，只能在地上不停地蹦，好使身子發熱。我在北京改稿，一日三餐加上兩包煙，再沒別的花銷，吃飯時只能買價錢最低的菜，燒茄子一角錢，炒菠菜五分錢，菜不夠吃就找師傅要一勺菜汁。有時饞得厲害就到隔壁北小街街口的小麵館，花三角五分錢，買五兩小肉面，狼吞虎嚥吞下去，然後像富翁那樣挺著肚子走回社裡。隔一陣子，李景峰把我叫到他家，吃一頓韭菜肉餡的餃子，對於我，這一頓有肉的餃子和國宴沒什麼兩樣。誰知道這些事讓韋君宜知道了，她特批給我每月十五元的補助。她肯定知道我這麼大的身個，頂不住如此艱辛的腦力勞作。這使我終於可以多吃一些燒茄子，甚至一盤洋蔥炒肉片了。這是救命般的支持，讓我感到一種母親般的溫暖，她和我母親是同時代人，比我母親小兩歲。然而，她見到我卻從不提這事。一次，她給我一個書單，叫我到人文社資料室去借這幾本書，有李伯元的《庚子國變彈詞》、劉孟揚的《天津拳匪變亂紀事》，還有馬克裡希的《天津租界被圍記》等等。我很奇怪，她並不研究近代史，這些很偏的書她怎麼知道並讀過？
在人文社四樓上那段日子雖很艱苦，但很特別，也快樂。那個時代，人很少攀比。其實人的煩惱一半是比出來的。我們那一屋子“作家”，都沒出過書，都有希望出書。大家來自各地，各有各的經歷和故事。寫東西的人都關注生活裡有意味的事，都有一肚子故事滿腦袋雜學，於是擱下筆的時候就天南海北聊大天。記得那時我們都抽菸，我抽天津最廉價的“戰鬥牌”捲菸，有時天晚了，沒處買菸就抽別人的，雖然都窮，沒人吝嗇，彼此煙茶不分家。有時寫到夜裡沒煙抽了，就在地上拾菸頭，將菸絲弄出來，撕條稿紙捲上，舌頭一舔用唾液封了口，點了便抽，那一口挺過癮。這種日子這種滋味現在想再嘗一嘗也沒有了。
四樓上還有兩個編輯室：一是古典文學，一是外國文學。這兩種書皆我所愛，編輯們又都有見識又有學問，有的本身就是學者或翻譯家。比如矮胖胖的劉遼逸，我曾讀過他翻譯的托爾斯泰的《哈澤·穆拉特》，十分欽佩他譯筆的乾淨又有韻味；還有《萊蒙托夫傳》的譯者孫繩武、《斯巴達克斯》的譯者施鹹榮、《怎麼辦？》和《屠格涅夫文學回憶錄》的譯者蔣路等等，他們學識淵博，聊起外國作家就像聊自己的老朋友，生動又快意。還有拉美文學編輯室的王央樂（王壽彭）給我印象很深。他身材略胖，戴一副圓眼鏡，鼻子發紅，人很隨便，健談。他精通西班牙和拉美文學，那時他還沒有譯出《博爾赫斯短篇小說集》，但他談起《堂·吉訶德》，好像那本書是他寫的，他似乎記得每一個細節。我特別喜歡聽他侃外國文學。那時出版業務尚待恢復，卻常可以看到一個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人怯生生上四樓來，走進古典文學或外國文學編輯室，很快引起裡邊一陣喧譁，過後聽說是哪位編輯被落實了政策，剛從什麼農場返回北京上班來了。凡這種人都把制服穿得規規正正，頭髮整整齊齊，好像假釋出來似的。
我和這兩個編輯室最熱烈的接觸是通過打乒乓球。那時人文社二、三、四樓走廊西端都各放一張乒乓球檯，逢到上下午工間休息時候，便各拿各的手拍來賽一場。遊戲規則是打十一分，誰輸誰下，按照先來後到排著，輪到誰誰就上。別看這些編輯文質彬彬，打球卻各有絕招怪招。有時業餘球手的球挺怪異，很難應付，儘管動作不規範，誰也不追究誰。我當過運動員，應變能力是天生的，很快就有法子剋制他們，不過我不會總霸著臺子，連勝兩次過了癮就故意“喂球”，讓人家贏。在人文社打球最大的快樂如同下棋，一邊打球一邊鬥嘴，說說笑笑，其樂融融。
當然，四樓的“作家們”也有痛苦的時候，那便是某位作家的書稿改不出來，被中止出版，要卷行李回去了。這時候我們這些同屋的夥伴便會約上他到外邊小館子喝點酒送個行，大家盡力說些寬慰的話。可是真待到這位走了，空了床，也招致一些傷感與嘆息。
馮驥才，浙江寧波人。當代著名作家、畫家。作品題材廣泛，體裁多樣，已出版各種作品集近百種。《俗世奇人》（足本）榮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馮驥才又是當代文化學者。近20年來，他投身於城市歷史文化保護和民間文化搶救。倡導與主持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並致力推動傳統村落的保護，對當代中國社會產生廣泛影響。
一一本文節選自《凌汛》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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