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們正在講使用搜索引擎獲取知識和做調研的方法，我想借這個機會說一個有點哲學味道的話題：“知識”，到底是什麼樣的。通過觀察現代人創造和使用知識的方法，我們大概可以說互聯網不但改變了我們獲取知識的方法，而且改變了知識本身 —— “知識”這個東西，現在已經變得支離破碎了。
而如果我們深入思考一下，也許現在這個支離破碎的樣子，才是知識本來該有的面目。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戴維·溫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 2012 年出了一本書叫《知識的邊界》（Too Big to Know），描寫了一個有點學院派風格的知識觀。這本書已經出版七年了，互聯網已經更加深刻地改變了世界。我相信到今天，你肯定不會對這個知識觀感到震驚，但是你應該也能得到一些啟發。
什麼是“知識”呢？可能大多數人是這麼想的 —— 我們在生活和工作中會遇到各種問題，我們通過理論推導和實驗研究，解決了這些問題，並且總結出各種規律。我們把這些規律寫成書，這就是知識。一個人通過努力學習這些書上的知識，就成了專家。以後再遇到類似的問題，就應該由相應的專家來解決。
這個知識圖景中的每一步 —— 從事實到知識，從知識到書，從書到專家，從專家到解決問題 —— 在今天這個時代，都已經被推翻了。
1.知識都在書裡嗎？
我們在解讀丹尼爾·羅素的《搜索的喜悅》這本書的第二講，我列舉了使用搜索引擎的六個常用技巧。使用搜索引擎的技巧並不止是這些，我們有好幾位讀者，立即在留言區補充了更多的技巧。特別是百度的用法跟 Google 還不一樣，有讀者專門列舉了百度的對應使用方法。
我講的跟羅素原書已經是不一樣的了，然後讀者補充的內容又比我講的豐富得多，現在你再去讀那篇文章和讀者評論，你會收穫比原書多很多的使用技巧。那請問，“書”這個東西，在這個過程中是起到一個什麼作用呢？我們是不是應該弄一本更完整的書，比如出一本《搜索引擎技巧大全》呢？
就算你出一本大全，也難保過不了多久又有人發現了新的技巧，你還是需要補充。戴維·溫伯格說，當初達爾文寫《物種起源》的時候，一邊寫一邊設想了人們可能的反對意見，所以在書中各處隨時跟他假想的敵人辯論，可是即便這樣也沒辯論完。很多讀者對那些辯論不感興趣，會覺得他這麼寫很囉嗦；有些真想跟達爾文辯論的人，又會覺得自己的反駁意見沒有在書中體現出來。
書，寫是寫不完的 —— 而且也不應該這樣寫。互聯網時代，我們根本沒必要把東西“寫完”。你應該只寫下你認為這次應該寫的，然後讓這個文本保持開放狀態，讓讀者添加評論和內容。
那又何必非得是你這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呢？如果搜索是如此方便，人們完全可以在任何地方寫下自己最新發現的知識。
書上的知識是死的，互聯網上的知識是活的，永遠都在生長和更新。而這恰恰才是知識的本來面目。
那既然書已經不再是對知識的完整封裝，書應該是幹什麼的呢？以我之見，書不是用來存放知識的，而是用來給人“讀”的。在互聯網時代，寫書應該越來越重視閱讀體驗，應該寫“你想讓讀者知道的東西”、“讀者應該從這一次閱讀中瞭解的東西”，而不是“關於這個題目的所有重要內容。”
那你說這樣的書會不會不客觀呢？不客觀就對了。
2.知識反映客觀事實嗎？
相信知識應該反映客觀事實，這是近代科學革命之後人們才有的信念。古代的書很少顧及客觀事實，古代的書，都是以“原則”為根本。
中國古代讀書人發表議論，很少會給你弄一堆統計數字，更談不上什麼引用科學實驗結果，通常的論據都是“聖人說如何如何……”中世紀歐洲教會判斷一件事情的對錯，只能從《聖經》裡找依據。
一直到培根發明科學方法，自然科學知識才開始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之上，但社會科學的轉變要慢得多。“統計”這個方法一直到 18 世紀才被引入社會科學研究，而馬爾薩斯人口論一直到 1826 年最終定稿，其中都是大段的簡單推理而沒有多少統計事實。
當然現在我們的價值觀是隻相信事實。但是溫伯格認為這個信念是站不住腳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代表事實的數據已經太多了，以至於人們很難從這些數據裡找到什麼有通用價值的結論。兩個研究者對一個問題可以有不同的結論。很多時候只有相關性沒有因果性 —— 推薦引擎說既然你喜歡這個音樂、這個顏色、看過這個電影，那麼你應該穿這件衣服 —— 可是這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嗎？
更進一步，所謂“客觀”，其實是一個錯覺。以前書少，我們以為嚴肅作者寫的東西一定是客觀公正的 —— 你以為司馬遷客觀描寫了古代的歷史，那隻不過是因為你沒有機會看到別人對同一段歷史的描寫。
現在還有客觀嗎？任何一個涉及到某種鬥爭的新聞事件，如果你有機會看到中外不同派別媒體的報道，你會發現其中分歧是巨大的。所有人都是戴著有色眼鏡去看這個事件。
溫伯格舉了個例子。2004 年的民主黨大會上，泰德·肯尼迪有一場很大排場的演講，《波士頓環球報》和《華盛頓郵報》都做了報道。這兩家報紙的意識形態都是偏左、都是傾向於民主黨的，而且都是主流大報，而且所有人都可以通過電視看到演講現場，對吧？但是他們對肯尼迪講話的評價，一個認為講得很好非常成功，一個認為講得完全失敗。
以前我們說要把“觀點”和“事實”區分開來，觀點可以是主觀的，事實必須是客觀的。但是現在這個說法也不一定對了。一群人在一起會同時發生很多事情，你的報道不可能面面俱到 —— 你描寫這一部分事實而不描寫那一部分，這本身就是主觀的。
3.知識都掌握在專家那裡嗎？
以前哪怕再厲害的皇帝也得尊重讀書人，那是因為讀書人壟斷了知識。但是現在可就壟斷不了了。
《搜索的喜悅》這本書是2019 年 9 月 24 日剛剛出版的，羅素在這本書裡講了一個關於他如何通過搜索發現一種他本來不知道名字的花有沒有毒的故事。我們專欄的讀者聽了這個故事立即指出，現在有好幾個能識別花的手機APP，你拍張照片就行。
我搜索了一下，羅素這個故事發生在 2013 年，那時候應該還沒有這麼方便的應用。當然羅素說這個故事是為了說明搜索的思路，不是為了告訴我們怎樣搜索花 —— 但是至少在這一個問題上，有很多讀者知道書中的羅素不知道的知識，而且還是一個關鍵知識。
這不是個別現象。現在一個專業領域的專家，面對這個專業領域的問題，也經常被其他領域的人打敗。溫伯格特別舉了 InnoCentive 網站的例子，這個例子我們講《範圍》這本書的時候也說過 —— 哪個公司有技術問題解決不了就貼在網上懸賞徵集答案，而最有創造性、價值最高的解決方案，常常是跨領域的圈外人提出的。
溫伯格認為，“數據 - 信息 - 知識- 智慧”這個層層過濾的金字塔結構，現在已經不太好使了 —— 因為你不知道該過濾掉什麼信息。哪個專家也不能面面俱到，可能你以為這個不重要不用學，但是將來解決問題恰恰就需要這個。
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使用專家呢？
4.決策應該聽專家的嗎？
如果專家意見已經不足以代表正確，那難道應該聽領導獨斷嗎？當然也不是。溫伯格推崇的決策方式是群體決策。溫伯格考察了西點軍校總結的美軍特種部隊經驗和維基百科的編輯故事，認為新時期的權力結構應該是分佈式和開放式的。
參與決策的人員必須具有多樣性，大家使用不同的思維模型，從不同的視角考察問題，集思廣益。決策應該傾向於本地化，重點考慮前方一線人員的意見。決策過程應該充分討論，在爭論中達成一致，實在不行了再讓最高領導拍板 —— 而真到了那一步，就已經是決策手段的失敗。
這些方法並不是故作姿態，而是知識觀決定了權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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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既然書本也不全面，專家也不可靠，連客觀都不可求，我們應該如何應對現在的知識局面呢？難道我們應該放棄學習知識，什麼都指望搜索引擎嗎？
那當然不是。首先有些知識是分層的，你不會初等數學就理解不了高等數學，什麼搜索引擎也幫不了你。這樣的知識必須努力學習。
但我們要學的更是思維方式和方法論。我們得學習各種模型。知識可以隨時更新，而方法只會慢慢演化。真正的專家是擁有專業眼光，能立即發現事物的關鍵所在，掌握一系列方法和手段的人。專家不必掌握所有知識，但是得知道新知識該往哪放。就算有時候他們需要從別人那裡獲得幫助，也得先知道怎麼跟人對接才行。
你可能會面臨先決定做什麼，再決定怎麼做，再決定用哪些事實和知識的局面。你可能會遇到必須用知識為立場和價值觀服務，而不是以知識為本的局面。
到那個時候，你應該告誡自己，要避免陷入單一的視角和思維模式，警惕自己認識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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