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的目標是瞭解他人。要找到比這更艱鉅的任務並不容易，要找到比這更有趣的任務也很難。”
——庫拉
庫拉的話所指出的——它教導人們交流思想。在交流思想的過程中，要理解他人的想法就必須作出努力，人們的洞察力由此得以促進，能夠發現不同理論背後的複雜的世界觀，正是這些世界觀決定了理論的潛力和侷限。這種思想的交流還會揭示出經濟思想史與人類知識和行為的其他領域的關係。
“赫瑞修，天地之大，以人類的學識想不到的事情多得是。”——融合多種研究策略的經濟思想史有助於讓經濟學家們充分地認識這一點。鑑於此，它值得每位經濟學家去研究、探索。
《經濟思想簡史》（引言）
文 | [意大利]阿列桑德洛·榮卡格利亞
01
為何有人認為經濟思想史無用：
累積性觀點
經濟思想史（HET）對於有興趣瞭解經濟如何運作的人來說至關重要。因此我認為，作為經濟理論的提出者和使用者，經濟學家更應該研究和運用經濟思想史。此觀點與當前的共識相反。大多數當代經濟學家相信，經濟思想史對於研究的進步並非必需，研究的進步需要的是對於理論前沿的研究。
經濟學家的上述態度源於經濟思想發展的累積性觀點。該觀點認為，經濟分析不斷地進步，對經濟現實的理解水平越來越高。當代經濟理論包含了之前此領域的所有成就。
累積性觀點與實證主義有關，具體地說，與邏輯實證主義的簡化版本，即所謂的“標準的觀點”相關，自20世紀20年代起，該觀點有相當多的追隨者：科學家的工作是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分析來自觀察經驗的原材料。要評估這種分析結果，就需要建立接受或拒絕的客觀標準。關於抽象理論推理的分析性表述要麼是重言式的（比如在假設中進行邏輯上的暗示），要麼是自相矛盾（比如表述中包含邏輯上的前後矛盾）。在前一種情況下，分析性表述被接受；在後一種情況下，分析性表述被拒絕。同樣，關於經驗世界的綜合性表述也要麼被證據證實，要麼被證據否定，最終出於客觀原因被接受或拒絕。其他所有不能用類似的標準判斷是接受還是拒絕的表述，被稱為“形而上學的”，不屬於科學領域。
這種觀點引起了嚴厲的批評（具體將在下一節中討論），但它仍然是關於經濟科學的累積性觀點的基礎，一代代的經濟學家們為經濟科學提供新的分析性或綜合性表述。作為一門科學，經濟學被明確地定義為關於經濟問題的一系列“真實”表述的集合。就這樣，新知識被添加到已有的知識中，每當發現以前接受的表述中存在某些缺陷，人們就會用新的表述來替代它。因此，經濟學的研究必須在理論前沿進行，運用最新的理論而不是先前的理論。但是，先前的理論還是值得適當地關注：正如熊彼特（1954年，第4頁）所言，研究以往的經濟學家在教學上是有幫助的，因為可能會從中湧現新的想法。同時，因為經濟學是介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複雜和引人深思的科學，對以往的經濟學家的研究還能提供關於科學研究方法的有用材料。
在累積性觀點的支持者中，維納（1991年，385頁和390頁）對經濟思想史作了巧妙的辯護，指出了“學術”的重要性。“學術”是“對於呈現於書面記錄的關於人類思維活動歷程的廣泛而精確的知識的追求”。學術是“致力於對知識和理解的追求”，雖然被認為不如理論活動，但卻有助於研究者的教育。“一旦對它的興趣被喚醒，即便是小的探索也帶給人廣博的感覺，小的發現也帶給人充實的感覺……這種感覺永遠不會以任何其他方式獲得。”要明智地運用分析工具，就必須接受關於科學研究的教育。因此，儘管人們認為經濟思想史對於學習現代經濟理論作用不大，但是對於研究者的教育十分重要。
02
競爭性觀點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客觀標準下（邏輯一致性、假設與經驗現實的對應），無法從互相競爭的理論方法中作出選擇，他們引用庫恩（1962年）的“科學革命”或拉卡託斯（1978年）的“科學研究綱領”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首先，一些批評涉及對分析性和綜合性表述的明確區分。分析性表述，如果被看作純粹的邏輯命題，就不涉及任何真實世界的情況；因此，從解釋真實世界現象的角度來看，它們是空洞的。反過來，綜合性表述在定義所收集的經驗數據的類別和處理數據的方法中，必須體現大量理論要素；因此，選擇接受或拒絕任何綜合性表述都不可能是明確的，而是受到一系列理論假設的限制，這些假設不能單獨接受評估。因此，劃分分析性和綜合性表述沒有明確的客觀標準。
波普爾（1934年）提出了對於接受或拒絕綜合性表述的標準（即表述與真實世界是否一致）的另一個重要批判。波普爾說，無論綜合性表述在真實世界得到多少次證實，我們都不能排除相反事例最終會出現的可能性。例如，“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的說法可能會被在澳大利亞發現的一種黑天鵝所證偽。科學家不能證實一個理論，即證明它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科學家只能臨時接受一個理論，同時認識到它可能被證偽，即被一個新發現的與之矛盾的經驗事件證明是錯誤的。在隨後的一本書（1969年）中，波普爾堅持認為，科學研究的最佳方法恰恰在於一系列可能永無止境的“提出猜想和證偽”。換句話說，科學家提出假設後，不是尋找經驗證實（經驗證實總是會被推翻的），而是尋求反駁。證偽的過程激發和指導科學家們尋求更好的假設，這有助於科學的進步。
在庫恩、拉卡託斯和費耶阿本德等歷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的影響下，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實證主義方法論在經濟理論領域被摒棄。
根據庫恩的說法，科學的發展不是線性的，而是可以細分為各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自己的特徵。在“常態科學”的每個時期，一個特定的觀點（範式）被普遍接受為科學研究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更加複雜的理論體系，能夠解釋日益增多的現象。然而，常態科學的這種增長過程伴隨著反常現象的積累，這些現象要麼是無法解釋的，要麼是需要許多的特殊假設。反常現象積累到最後就產生了“科學革命”，即提出了新的範式，這標誌著常態科學新發展階段的開始。在這一階段，研究的進行不會對基本範式質疑。
庫恩並不認為不同範式的更替遵循邏輯的順序，也不認為在此過程中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知識。他認為對不同的範式是不能比較的，每一個範式都構成了解釋現實的關鍵，每個範式都基於一組特定的簡化假設，其中有些假設是隱含的。任何範式都不能涵蓋整個宇宙的所有細節。嚴格而言，說地球繞著太陽轉或太陽繞著地球轉都是不正確的，因為宇宙中沒有固定的點。這兩個假設中的每一個都需要選擇一個固定點作為研究宇宙的參照點，或者聚焦在宇宙的某一部分，這部分相對於其他任何的固定點都是持續運動的。因此，由於地球和太陽都在太空中移動，哥白尼和托勒密的學說只能是兩種用簡單術語來解釋現象的理論方法。我們也許還記得，早在公元前3世紀（早於托勒密近5個世紀），薩摩斯人阿里斯塔克斯已經提出了日心說的觀點：可見，範式不一定以線性順序相互更迭，一種範式可能在失去關注很久後又佔據主導地位。
庫恩提出“科學革命”，更多的是在描述不同科學的發展道路，而不是要提出科學家行為的規範模式。與庫恩不同，拉卡託斯採取的是規範性態度（1978年），他在《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提出一套針對批判和建構理論（消極和積極的啟發法）的工作規則，關於一組特定問題的最基本的理論構成了“硬核”，用於構建理論體系的基礎。圍繞在硬核周圍的許多輔助性假設構成了“保護帶”，對保護帶的調整、修改可消除研究綱領與經驗事實的不一致。只有當明確地認為科學研究綱領已經在“退化”的時候才會放棄它，因為此後繼續堅持此綱領似乎只是浪費時間和精力。因此，拉卡託斯認為接受或拒絕科學研究綱領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並非是有明確客觀標準的判斷行為。
按照上述理解，拉卡託斯的觀點與費耶阿本德在《無政府主義知識論綱要》（1975年）中提出的方法並無太大差異，只是相較而言，前者不如後者激進。費耶阿本德強調要對不同的研究方法持開放的態度，與此同時，他也提防絕對化地運用自己的座右銘：“怎麼都行。”他批判存在絕對真理標準（更確切地說，接受和拒絕理論的絕對標準）的觀點，認為不同的，甚至相互衝突的觀點之間的理性辯論是可行的。顯然，在為不同觀點辯護時，不應該使用基於個人的世界觀的判斷標準，而應去理解和採用競爭對手的觀點，並試圖從內部批判它。因此，科學辯論的程序類似於常見的法律訴訟程序，即控方律師和被告律師各自提出支持其立場的論據。
費耶阿本德的觀點被麥克洛斯基（1985年）稍做改動後引入了經濟辯論。麥克洛斯基談到了一種科學辯論的修辭方法，這種方法拒絕用簡潔的、單維度的標準來評價理論，相反，它強調理論的相對說服力所起的作用。這並不意味著否認理論辯論的價值，其主要思想在於：我們需要包容不同的世界觀，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同的理論方法。按照這種理解，上述的經濟學的修辭方法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天文學史》（斯密，1795年）。
以庫恩、拉卡託斯和費耶阿本德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認識到其他方法的存在，這或是源於不同範式的更迭，或是源於共存的不同科學研究綱領。經濟思想史的作用正是在此處得以發揮。那些對經濟思想的發展持競爭性觀點，並參與不同方法的辯論的人，會去追溯這種辯論的歷史，以找出各種方法的優缺點來解釋某種方法的興盛或衰落。
特別是，那些與主流方法相競爭的方法的支持者可能會發現，經濟思想史非常有用。第一，對以往經濟學家著作的分析，往往有助於他們闡明所提方法的基本特徵，以及他們的方法與主流方法之間的區別。第二，經濟思想史揭示了不同理論的世界觀、概念和基本假設，有助於評估基於不同方法的各種理論。通常，這有助於人們重拾最早的分析過程中（後來卻被遺忘）的審慎態度和素質。第三，回顧輝煌的文化根源有時具有戰術上的目的，它可以戰勝惰性（惰性構成了主流理論的一大優勢）。
競爭性觀點既不意味著競爭方法之間的等價，也不意味著科學進步的缺失。競爭性觀點特別反對科學進步是單維度的過程這一觀點。每一種方法都可以獲得內部的進步（就更大的內部一致性和更高的解釋力而言，這確實是普遍規律），其研究範式或綱領也會隨時間推移而不斷髮展。然而，在後一種情況下，進步的概念更加不確切，更加需要謹慎。其他研究領域的發展（新的數學工具、更好更豐富的統計材料、新計算機的更高計算能力）提供了更多更復雜的分析工具，這是不容否認的進步因素。但前後相繼的研究範式或綱領，其背後的世界觀通常有著重要的差異。對現實的某些方面重視較多，而對另一些方面重視較少，這因此導致建立理論的一系列假設（顯性的或隱性的）存在差異，由此也產生了理論適用性方面的差異。分析變量或概念（如市場、競爭、自然價格、利潤、租金）雖然名稱相同，但在不同的理論中得到使用時具有不同的含義。因此作為理論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們需要分析不同理論的概念基礎，以及概念在不同理論框架中的意義變化。
03
經濟理論化的各個階段：
概念化和建模
熊彼特（1943年，第41—42頁）將經濟研究細分為三個階段，來分析概念基礎的重要性。第一階段是“前分析認知行為”，或稱“構想”，包括找出要處理的問題，並提出一些可用的假設以便開始分析。其目的在於嘗試得到暫時的結論，至少也要提出處理問題的方法。第二階段的目標是用言語表達構想或將構想概念化。這樣一來，構想就成了一個較有序的方案，其中的各元素就有了各自的位置和名稱，更易於識別或處理——我們稱之為概念化階段。此階段得到的抽象概念體系，把與所討論問題有關的現實因素分離出來。最後，在第三階段建立“科學模型”。
正如前一節中所講，各種方法之間的辯論首先要選擇體現經濟現實的概念系統。經濟思想史在這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要對一個概念的內涵作出詳盡的定義是不可能的：分析一個概念的最好方法是通過考察它在不同作者的著作中所獲得的不同含義，來研究它隨時間的演變，有時在同一作者的不同著作中一個概念的含義也會有差別。這是包括哲學和政治在內的所有人文學科研究的共同經驗。
此外，通過運用經濟思想史來分析概念（以及概念系統），我們可以研究兩個基本問題： 第一，概念的內容能否適應待解釋的現實中不斷髮生的變化；第二，概念化階段和模型建構階段之間如何相互影響。第一個問題，即經濟史與經濟理論之間的相互作用，是眾所周知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很少被關注，卻至關重要：在模型建構階段出現的困難，以及對這些困難的分析與解決，往往意味著對理論概念基礎的修正，這種修正可能涉及對現實的理想化。
因此，任何理論背後的概念體系都在不斷地變化，這使得我們不能對經濟理論進行單維度的評價。理論進步可能在某些方面構成了科學進步，在其他方面卻並非如此。最重要的是，儘管在理論的發展中，其邏輯一致性越來越高，分析技術越來越先進，但其解釋力並不一定更強： 理論的進步可能要求進一步限制所考慮變量的含義，由此把某些現實的重要方面排除在理論的適用領域之外。當面對這一問題時，經濟思想史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論所使用的概念的意義轉變上，因此可以幫助我們評價經濟研究中所採取的不同路徑。
04
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
經濟學是對社會的研究，有兩個主要特徵。第一，它是科學研究，遵循特定的方法（此處“特定”並非是“一成不變的”或“單一的”）。第二，它研究的基本對象是社會，是基於勞動分工的社會的生存與發展機制——每一個工人都從事特定的活動，合作生產某種特定的商品，並且必須向其他經濟主體換取其勞動產品（全部或一部分）作為自己的生產、生活資料。這些機制存在於制度、慣例、規範、知識和偏好中，從而約束和規範人們的行為。經濟學家們研究的就是個體和集體特定的一些約束和行為規則。
作為社會研究，政治經濟學屬於社會科學，具有歷史維度。作為科學，政治經濟學反映出經濟學家們所處的工作環境中的主流方法標準。這裡存在一個矛盾，即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本質和作為科學的邏輯一致性之間的矛盾。經濟思想史有助於解決上述矛盾，一方面，它凸顯了經濟學探究的歷史維度；另一方面，在選擇和評價要關注的理論和確定發展主線時，它同時參考兩個標準，即邏輯嚴密性和實證相關性。
因此，我們最初提出的問題就有了明確的答案。經濟思想史的有用性不只在於教學方面（為經濟學研究提供方向感或為認識論學者提供材料）。它更是不同方法間理論辯論的重要因素，有助於釐清各種方法在描述世界時的差異和所作的調整；它還是每種方法的理論工作的重要部分，有助於基本概念的發展，因為基本概念會隨現實的變化而演變。
另外，經濟思想史也是民主教育——正如本章開頭引用的庫拉的話所指出的——它教導人們交流思想。在交流思想的過程中，要理解他人的想法就必須作出努力，人們的洞察力由此得以促進，能夠發現不同理論背後的複雜的世界觀，正是這些世界觀決定了理論的潛力和侷限。這種思想的交流還會揭示出經濟思想史與人類知識和行為的其他領域的關係。
“赫瑞修，天地之大，以人類的學識想不到的事情多得是。”——融合多種研究策略的經濟思想史有助於讓經濟學家們充分地認識這一點。鑑於此，它值得每位經濟學家去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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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思想簡史》
[意大利]阿列桑德洛·榮卡格利亞 著
定價：59.00元
內容簡介
經濟思想的演變可以追溯至古典時期。阿列桑德洛·榮卡格利亞教授在其屢獲殊榮的著作《西方經濟思想史》中通過不同的視角以及關於經濟和社會的各種爭論來考察經濟思想的發展。本書系《西方經濟思想史》一書的縮略版本,作者在多處作了細微改動，又對最後一章作了大幅修改，這些修改折射出對經濟學近期趨勢的一種重新解讀。本書涵蓋了著名經濟理論家（包括威廉·配第、卡爾·馬克思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以及每個時期的其他重要人物和關鍵論爭。作為經濟思想史的綜合指南，本書對於研究經濟思想的大學師生以及對於人類思想文明進步有興趣的讀者都頗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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