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魔白居易: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很遺憾我只能做到後半句

我們常說:“時事造就英雄”,任何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都是時代的產物,他們的人生追求、價值取向、心理歷程都離不開時代的烙印。

白居易作為中唐詩壇的中流砥柱,他的一生曲折漫長,浸透著悲劇色彩,他在仕途上的榮辱進退,都與沒落的大唐帝國息息相關。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在尖銳民族矛盾和社會危機的推動下,安史之亂爆發,漁陽鞞鼓動起來,打破了唐王朝紙醉金迷的酣夢,安祿山的鐵蹄,粉碎了“開元盛世”以來的繁華。

這場暴亂持續了八年之久,大唐的兩京失守,中原動盪不安,朝廷倉皇入蜀,百姓艱難度日,國將不國。最後雖然戰亂平息,卻使盛極一時的大唐王朝元氣大傷,並留下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的禍端,唐王朝從此走向積貧積弱,幾近亡國。

一、兼濟天下

唐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安史之亂的硝煙還未散盡,白居易降生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就是在大動亂後的艱難恢復中度過的。當時唐王朝的中央集權被削弱,地方割據勢力膨脹,劫匪遍地,起義活動遍地叢生,百姓流離失所。

白家原是中小地主階級,但在亂世中已是家道中落,白居易從小便飽嘗顛沛流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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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雕像

大曆、貞元年間的文人志士們,驚魂未定,脆弱而敏感,他們常常懷悼昔日繁華,心中充滿了無限感傷和失落,但又渴望有朝一日恢復往日的榮光。白居易正是在這交織著痛苦和希望的時代氛圍中長大的。

唐順宗永貞元年,以“二王八司馬”為核心的新興進士集團,提出了抑制宦官專權、鎮壓地方割據、加強中央集權的“永貞革新”。儘管這次具有改良主義色彩的改革失敗了,但它終於喚起了士人對衰敗不堪的社會現實的正視和關注。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永貞革新”,便沒有後來的“元和中興”。

白傢俱有明經及第的家世傳統,也有勤學苦讀的嚴謹家風,白居易在此種良好氛圍之下,經科舉考試進入仕途,擔任秘書省校書郎。由於自己職位卑微,他沒有直接參與到“二王八司馬”的政治改革中,但卻經歷了這場政治鬥爭的全過程。

這場政治鬥爭使得初入仕途的白居易拓寬了視野,豐富了閱歷,在政治上變得成熟起來。革新派慘遭鎮壓的事實,使他深刻認識到封建專制制度下仕途的險惡,改革中的種種矛盾和弊病,讓他感受到改革的艱鉅性和迫切性。他堅定了“兼濟天下”、匡助“中興”的偉大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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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喝酒圖

可以說,這場政治鉅變,為他以後從事“元和諫官”的政治實踐做了思想準備,也為他倡導“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新樂府運動提供了“為時為事而作”的詩歌方向。

元和二年冬(公元807),白居易被任命為翰林學士,他利用自己身為近臣的便利,想要改變貞元以來地方割據的局面,重振綱紀,加強中央集權。

一方面,他通過諫章和奏章向皇帝進言,拾遺補闕,參與軍國政事,揭露那些專權害政的強藩、權貴,另一方面,他利用詩歌的形式,寫了《新樂府》、《秦中吟》等諷喻詩,諷貪刺貪,體恤百姓,抨擊社會中的黑暗,為民請命,他說:

危言詆閹寺,直氣忤鈞軸。但歌民病痛,不識時忌諱。

元和六年至九年秋,白居易因丁母憂蟄居渭村,元和十年,他被人構陷貶為江州司馬,在此期間,他始終執著於積極用世的處世態度。此後,他的思想發生轉變,也就是說,江州之貶是白居易思想的分界線。

在白居易前期的奏章和《百道判》、《為上人宰相書》等論著中,主要體現他為民請命的激進民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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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

二、獨善其身

可惜的是,白居易的政治機遇是極短暫的,他參與朝政的“近臣”生涯只有4年不到的時間。蟄居渭村時,在閒散的田園生活中,他開始回顧和反思以往仕途的際遇和官場的險惡,丁憂期滿後,他長時間處在鬱悶和焦灼中,並專研起佛道思想來。

這一切,使他對仕途人生產了很大的迷惘和困惑,甚至萌生退步抽身的念頭。但在貶為江州司馬前,他仍然堅守“兼濟天下”的初衷,寫了《納粟》、《采地黃者》、《村居苦寒》等諷喻詩。

元和十年,發生了盜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的非常事件,震驚朝野,朝中人心惶惶。白居易牽頭上疏言事,主張緝拿兇犯,維護綱紀,這本來是忠君愛國的表現,但卻被權貴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和“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的罪名構陷,逐出朝廷,遠貶為江州司馬。貶謫中,他常常以“忠而被謗”的屈原、“明時見棄”的賈誼自比,可見他承受的冤屈和憂憤是多麼深重。

這次打擊,對白居易的思想創作影響是巨大的,他開始畏懼官場險惡,對仕途也感到絕望,從“兼濟天下”轉變為“獨善其身”,他寫詩抒懷到:

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豈止形骸同土木,兼將壽夭任乾坤。胸中壯氣猶須遣,身外浮榮何足論。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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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在《詠懷》中,也流露出他消極退縮的心態:

自從委順任浮沉,漸覺年多功用深。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

妻兒不問唯耽酒,冠帶皆慵只抱琴。

長笑靈均不知命,江蘺叢畔苦悲吟。


他的政治諷喻詩逐漸寫得少了,釋懷抒憤、怡情適性的感傷詩逐漸成為創作主流。

元和十年冬,白居易經歷了兩個月的枯寂行舟生活,終於到達江州,他如釋負重,突然感到輕鬆和興奮,尤其讓他意外的是,江州刺史崔能竟然親自率領小吏迎接他。

江州毗鄰廬山、長江、鄱陽湖,風景優美,交通便利,人口稠密,是一個富庶的魚米之鄉,白居易擔任江州司馬期間,從容於山水詩酒之間,生活也算愜意,只是心中幽怨難平。為了排遣自己的苦悶,白居易將自己歷年所作新舊體詩分類編次,“凡為十卷,約八百首。”

詩人在潯陽過了三年半的謫居生活,終於在元和十二年冬迎來了轉機,這一年,強藩割據的局面結束,朝廷暫時收回中央集權,朝中的人事發生很大的變化。七月,白居易的好友戶部侍郎崔群被任命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他的政敵王涯則被罷為兵部侍郎。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白居易被授予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夏,他的朋友蕭俛任相,白居易遷任為尚書刑部司門員外郎,結束了五年的貶謫生活,返回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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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墓

但他並沒有認為這是仕途的轉折點,相反,他以屈原自喻,為“忠而被謗”的不白之冤不能昭雪和大好青春的流逝感到無限悲憤。

此後,白居易對仕途的態度冷淡下來,他一直保存著“獨善其身”的思想,也一直無法擺脫蕭瑟抑鬱的心境。

造成他對仕途冷淡的原因,大約有兩個:一是怕擔風險。他在《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閣因示十二韻》中說道:“唯求殺身地,相誓答恩光。”他把朝廷廟堂視為“殺身地”,這是這種擔心的直白流露。

二是受佛道思想的影響。他說“事隨心未得,名與道相妨。若不休官去,人間到老忙。”在他看來,入世的宦情和出世的道情是難以並存的,是互為消長的。

唐武宗會昌六年 (公元846) ,75歲的白居易逝世。

結語

縱觀白居易的一生,雖然始終沒有脫離仕途,但真正實現“兼濟天下”初衷、投身政治實踐的時間是很短暫的。他的後半生,基本過著混跡官場、詩酒悠遊的消極日子。很顯然,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他的主要成就和影響,是在文學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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