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發展觀察》雜誌記者 杜悅英
有意無意的忘卻中，歷史開始重演。
根據近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公佈的最新科研成果，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原體SARS-CoV-2很可能以某種野生蝙蝠為天然宿主，其後以穿山甲等野生動物為中間宿主並實現某些改變， 具備了穿越物種屏障的能力，進而經由入口的“野味”等通道感染人類。在此過程中，病毒亦進化為所有人群易感，通過人際傳播，最終造成流行性疾病暴發。這種野生動物(天然宿主)—野生動物(中間宿主)—人—人際傳播的病毒傳播路徑，與17年前的SARS-CoV如出一轍。
時間跨越17年。從SARS到新冠肺炎，以及中間穿插的MERS、埃博拉、禽流感、豬流感等，人類不得不一次次重複打響病毒阻擊戰;而從果子狸到穿山甲，這些因人類貪慾被動成為病毒傳遞者的野生動物，其命運也並未發生根本改變。
相關研究顯示，人類75%以上的新發傳染病與野生動物有關;在已知的1415種人類病原體中，62%是人畜共患病。“新冠”來襲，是自然界又一次為人類敲響的沉重警鐘。究竟應當如何考量人與野生動物的關係，衝破野生動物保護面臨的困局?
“警告”頻發，野生動物境況實堪憂
公眾如今已知曉，穿山甲是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中間宿主。但鮮有人瞭解，儘管從2016年起，穿山甲已被列入由包括中國在內的181 個締約國共同簽署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 附錄I(國際最高級別保護)，明確規定禁止國際性交易，卻依然阻擋不了它成為世界上偷獵和非法交易最多的哺乳動物。在人類藥用和食用的強大利益驅動下，自2016 年以來，全球已有超過50萬隻(據IUCN專家組數據)穿山甲被非法販運，物種處於高度瀕臨滅絕的危險境地。
同樣從2016年起，由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發起，將每年2月份的第三個星期六設為“世界穿山甲日”，很多野生動物保護機構都會在這一時間前後開展穿山甲保護宣教活動，旨在使公眾瞭解穿山甲的生存困境，並呼籲採取措施停止世界範圍內對穿山甲的捕殺。然而，前述數字已經證明，少數人的呼號對這一物種的保護作用杯水車薪。
很顯然，地球上正在遭遇生存威脅的物種，遠不止穿山甲。全球性環境保護非政府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自1998年起，每兩年發佈一次《地球生命力報告》，“以年份為維度，用數字鮮明地標記著世界範圍內野生動物種群不斷消亡的趨勢。”WWF相關人士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採訪時介紹。
《地球生命力報告2018》顯示，基於對全球4005種脊椎動物的16704個種群生物多樣性丰度監測， 2014年地球生命力指數比1970年下降了60%。而對比《地球生命力報告2016》的數據，2012年地球生命力指數比1970年下降了58%。尤其值得關注的是，300種哺乳動物由於人類食用而導致瀕臨滅絕，特別是被過度捕撈的海洋生物。
這些數字意味著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明顯，而更令人擔憂的是， 這種下降仍在持續。
報告稱，若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提供糧食、纖維、醫藥、淡水、作物授粉、過濾汙染物、防止自然災害等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都會面臨威脅。沒有了生物多樣性， 人類將面臨食物不足、清潔水源缺乏、空氣質量下降等問題，世界將充滿各種廢棄物。
物種的滅絕，似乎來得猝不及防。僅在中國境內，剛剛過去的2019年，我國長江流域特有的白鱘宣告滅絕。在蘇州動物園，世界上確可查實的最後一隻斑鱉正在孤獨度日。
這同樣不是個例。甚至“有許許多多的物種，在我們還沒有來得及認識它們時，就滅絕了”。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中國國家委員會原主席汪松告訴《中國發展觀察》，有報道稱，當今由於人類活動而引起的物種滅絕速率比歷史上至少增加了上千倍。
大量物種消亡的背後，是人的身影。《地球生命力報告2018》特別提到，自公元1500年以來滅絕的所有植物、兩棲動物、爬行動物、鳥類和哺乳動物中，有75%是因人類的過度開發、農業活動或在兩者共同作用下消亡的。
人類向自然界的過度苛索，對野生動物生存空間的過度擠壓，最終“引火上身”。SARS、MERS、新冠肺炎、埃博拉、禽流感、豬流感，究其根源，無一例外。北京生物多樣性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郭耕在接受《中國發展觀察》採訪時表示，在一次次疫情發生時， 野生動物作為自然疫源地，病毒、病菌、寄生蟲的宿主，某種意義上是在“代人受過”。他說，人類捕捉、運輸、飼養、屠宰野生動物的行為，破壞了它們原本的自然棲息地。人類的不當行為加速了野生動物的劇烈減少乃至物種滅絕，而在這一過程中，也給寄生於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帶來了跨越物種進行傳播的機會，將病毒帶至人類世界。
從更深層次看待人與野生動物的關係，郭耕警示，物種滅絕有四大原因，分別為過度獵殺、生境破壞、盲目引種、環境汙染。此外， 有研究顯示，預計到2050年，氣候變化將成為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生態系統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這些無一不是人類主導的。而物種滅絕具有連帶性，“‘如果蜜蜂從地球上消失，人類只能再活4年’(愛因斯坦語)，如果人類再不有所收斂，這一結局是必然的”。從事動物保護工作30多年的郭耕，把這種連帶性比喻為“滅絕多米諾現象”，即一個物種的滅絕往往會引起與之相關聯的幾十個物種的相繼滅絕。由郭耕創意設計的自然科普教育設施——滅絕多米諾石碑設置於北京大興南海子麋鹿苑，一連串刻有動物名稱的石碑中，人類的位置並非最後一個。“當人為造成的物種滅絕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倒下的時候，作為自然物種之一的人類，就能倖免於難、在劫而逃嗎?”他說。
人類活動直接構成了對物種的最大威脅，包括棲息地喪失和退化，以及對自然的過度開發。而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衝突，人與野生動物“天平” 的失衡，究其根源，在於人的自然觀、生態觀。“人和野生動物， 是在共享一個地球，應當是平等的地球居民。但這樣的理念在公眾中非常缺乏，那些認為在地球上唯人類獨尊的人們，尤其需要擺正人與野生動物、人與自然的關係。”汪松表示。
道阻且長，保護困局何為突破口
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野生動物保護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30餘年來，我國在積極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付出諸多努力。1992年6月11日， 在聯合國環發大會上，我國簽署了《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並於1993年1月5日正式批准，是最早批准《公約》的6個國家之一。其後，我國分別於2005 年6月8日和2016年6月8日批准了《公約》所屬的《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和《關於獲取遺傳資源和公平公正分享其利用所產生惠益的名古屋議定書》。
在2019年“5·22國際生物多樣性日”宣傳活動上，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幹傑表示，《公約》確立以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取得積極進展。但全球生物多樣性惡化趨勢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人口增多、森林減少、物種消失等問題仍然困擾人類社會發展。中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但同時也是生物多樣性受威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他介紹，近年來，我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立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委員會，統籌協調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發佈並實施《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開展“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十年中國行動”系列活動，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初步建立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李幹傑說，經過努力， 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進程明顯提速，政策與法律法規體系加快建立，與汙染治理協同推進成效明顯，生態空間保護力度持續加大， 社會參與度和公眾意識不斷提高。同時，中國切實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認真履行已加入的生態環境相關國際公約，為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做出積極貢獻，獲得2020年《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 主辦權。
從保護的空間領域看，《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2018年)》顯示，我國共有2750個自然保護區，總面積為147.17萬平方公里。此外，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大舉措，我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正在建立，近年來先後建立了十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對達到標準和要求的，將在今年正式設立一批國家公園。根據國家林業和草原局2019年1月公佈數據，我國現有1.18萬處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地。
毋庸置疑，中國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方面取得了世所矚目的成就。比如大熊貓及其棲息地的保護，2016 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發佈的《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將大熊貓的等級從“瀕危”調整至“易危”。再比如麋鹿，在中國實現了從本土滅絕到重引入，再到野生種群恢復，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野生動物保護範例之一。朱䴉在秦嶺的成功繁衍和種群復壯，也是值得慶幸的成功之舉。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圍繞生物多樣性保護這一核心，其他一些積極的改變也在發生。比如2019年，WWF、中國快遞協會(CEA)和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CWCA)支持EMS、順豐、DHL 等國內外最大的14家快遞物流企業共同簽署了《中國快遞行業拒絕寄遞非法野生動植物及其製品自律公約》，在運輸環節對非法野生動植物製品“Say No”。
“我們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確實比許多發展中國家多做了不少”，汪松評價。作為我國較早在國際上開展野生動物保護與研究工作的先行者，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他將國際上通行的“生物多樣性”概念引入中國， 並作為專家全程參與了我國政府簽署《公約》及其後的一系列履約工作，包括創刊《生物多樣性》學術期刊。汪松從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簡稱“國合會”) 成立之初，就負責生物多樣性工作組，組織了國際國內專家，就我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各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評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建議，並開展了一些重要的開拓性工作，如生態安全、外來種入侵、跨國野生動物非法貿易、森林生態系統的經濟價值估算、生態補償等。與此同時，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與國際自然保護界的對話與合作。他認為，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雖然取得了重要進展，但仍有不少需要完善之處。
從宏觀層面看，“這些年我們做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各類規劃不少，但很多都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來做，完成了往書架一放了事，沒有對實際工作起到相應的指導作用。”汪松說。
一個主要問題是基礎工作不夠重視紮實。在基層調研時，汪松發現，一些保護區沒有資料室、標本室，當地的工作人員也沒有長期收集、保存、研究標本。“保護區的生物多樣性家底，還都不那麼清楚”。此外，一些保護區不重視野外考察，不少監測工作過度依賴遠紅外相機完成。“一些中小型哺乳動物，它們在生態系統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值得研究。但是因為體形小，遠紅外相機通常拍攝不到。這樣的話，不通過全面的野外考察來收集標本和相關信息，生物多樣性保護從何談起?”
汪松特別強調，我國的生物區系尤其是動物區系調查基礎差，歷史短。以哺乳動物為例，調查歷時不到20年即告中止，數以百計的哺乳類動物，包括大熊貓和中華菊頭蝠，其模式標本都收藏在國外的著名的自然博物館。近三四十年來， 我國長期、艱苦的野外考察和採集不少代之以實驗室工作，匆匆發表SCI論文成了首要目標。可以說，當今動物分類學專業人才嚴重匱缺。這也是中國動物志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尚難以問世的根本原因。“在這種情況下，生物多樣性公約強調的物種編目和監測的工作，尤其是野外生物學工作，顯得十分格外重要而緊迫。”他說。
具體到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汪松再次強調並呼籲，應當儘快建立國家和重點省區的自然歷史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應當以分類、生態、進化和自然保護專業人員為基礎，收藏能夠反映國家和地區生物進化演變歷程的各類標本。採集和收藏國家和地區的各類標本，培養專門人才，作為動植物分類學、生態學、保護生物學的基礎。他還強調，只有做好研究，才能發揮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向公眾傳播有關進化歷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生態文明的功能。簡言之，標本收藏、文獻收集和專業人才(特別是分類學和生態學人才)是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基石。
結合新冠肺炎疫情，汪松說， 其確切的宿主和中間宿主動物，無論是分類鑑定，還是傳播途徑、流行病史等都還有待進一步查明。這需要流行病學、公共衛生、獸醫和動物分類、生態學家等共同努力。
還有專家認為， 在當前階段，保護與發展的衝突依然存在， 這是野生動物保護工作難以從根本上有效推進的重要原因。此外，由於人財物等多重原因，一些基本的科學研究也是不夠的。比如對某些瀕危物種欠缺病理學方面的研究， 往往造成面臨“滅種”之危需要科學工作者來力挽狂瀾時，卻不知從何下手。
特別是，對於野生動物而言， 不是人類的“施救之舉”都能夠為它們所接受。郭耕說，儘管已有麋鹿、朱䴉、普氏野馬等物種拯救成功的案例，但其共性是建立在人工繁育的基礎上。而事實上，能夠適應人工飼養條件的物種還是少的， 並不是人類干預就一定能夠幫助某個物種實現種群恢復。比如和麋鹿、普氏野馬同樣通過“重引入” 方式進行物種拯救的賽加羚羊，就完全不適應在人工條件下生存繁衍。因此，“保護不能等到最後再做。保護的關鍵在於人，人對野生動物的態度不能是‘臨時抱佛腳’ 或者‘好了傷疤忘了疼’，人對自然始終要有一份敬畏心”。
如何從制度層面進一步推進野生動物保護工作，也在近日成為焦點。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強調要加強市場監管，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從源頭上控制重大公共衛生風險。
1月26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農業農村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三部委聯合發佈公告，決定即日起至全國疫情解除期間，禁止野生動物交易活動，並針對野生動物的飼養、轉運販賣、購買食用等方面做出5項規定。
1月28日，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印發《關於加強野生動物管控措施貫徹落實情況督導檢查工作方案》， 要求各地監督機構對野生動物交易市場、餐館飯店等場所落實巡查責任情況，對野生動物交易清理情況、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情況進行督導檢查，並形成日報制度。
此前的1月23日，19名院士、學者公開聯名呼籲，杜絕野生動物非法貿易和食用，建議全國人大緊急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將公共健康安全內容寫入法條中，加大對野生動物非法利用的處罰力度，把非法消費同樣納入管理和處罰範圍。
在麋鹿苑的動物滅絕多米諾石碑中，有一塊的造型是強有力的人類手掌。這隻手掌的攔截，使物種滅絕將傾未傾的態勢戛然而止，象徵著人類的覺醒與行動力。確實，人類無節制的活動能使野生動物滅絕，而理智的行為也能拯救和保存與我們同在一個星球的動物。人類可以、更應當立即展開更有效的行動，來保護寶貴的生物多樣性。畢竟，“生物多樣性是我們的生命”，“保護野生動物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誌2020年3-4期合刊
題圖攝影：郭耕
以權威智庫的視野，
見證一座非凡城市的生長
閱讀更多 英輯學術編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