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就像一个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和意外。治好了，王朝就会继续存在，治不好，王朝就会死亡。
对中原王朝而言，北方游牧边患就像车祸，撞得轻了住几天院，就可以继续生存，就像土木堡之变，撞得重了就要缺胳膊少腿，就像靖康之变，当然，撞死的也不少，相信大家都清楚。
宦官专权就像艾滋，它不会直接要你命，但是却会破坏你的各个系统，久而久之，王朝也就很难存活了。
而土地兼并激化的阶级矛盾，就像癌症，这是历朝历代都无法避免的，是一个王朝发展的必然趋势。
按照威胁高低病情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北方游牧民族边患、内部分裂势力、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清流朋党等。历朝历代，以上五点中总有那么一两点搞得该王朝痛不欲生。如果占了三条以上，王朝基本就不存在了。而有清一代的大部分时间，以上问题控制的都还不错，最终使得清朝进化为封建社会中最接近理想的朝代。
在以上病情中，最早引起清朝统治者注意的清流朋党问题，原因就在于明朝的灭亡与此有很大关系。很多人会有疑问，清流朋党怎么会跟亡国产生关系呢？不就是一群言官吗？
要说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去看看《明朝那些事儿》中袁崇焕的死因。
袁崇焕下狱以后，朝中别有用心的人看到了此案的前景，认为这是一个扳倒东林党的好机会。袁崇焕虽然不是东林党，但是与东林党关系密切，多有来往。钱龙锡是东林党的领袖人物，又是内阁大学士，当初崇祯命令彻查阉党逆案，就是钱龙锡一手审理的。阉党对钱龙锡可谓恨之入骨，因此，想要扳倒东林党，就必须扳倒钱龙锡，想要扳倒钱龙锡，突破口就是扳倒袁崇焕。所以一口咬定边帅（袁崇焕）勾结近臣（钱龙锡），就可以致钱龙锡于死地，所以袁崇焕必须死。
这样，原来单纯的审理袁崇焕是否通敌的问题，现在变成了对朝廷中一个结党营私、迫害政敌的大案的审理。崇祯的态度也变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袁崇焕杀毛文龙这一案件的性质上而不是案子经过与对错上。所以袁崇焕被杀，钱龙锡差点被杀。而于国家，折腾了半天，则是损失了一个战术上还凑合的大将，少了一个老资历能镇住场子的大臣，没有一点好处。
这就是明代清流朋党的祸害，文人清流一旦结党，少有关心社稷安危，更多在乎自身利益，只要是非我党群所提出的建议，必群起而攻之，在太平时节或许问题不大，但当出现内忧外患时，这种不作为或是瞎作为就很要命了。
有鉴于此，清初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顺治帝于1652年下令：“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和“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这也为后来的文字狱埋下了伏笔。
康熙登基后，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这就使得同姓亲王割据自立基本上成为不可能。至于三藩之乱，相信大家都熟悉，我就不多介绍了。
康熙的经典语录：“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康熙认为，皇帝之权力首在“用人之权”，以阻止朋党的形成，避免鳌拜掌权时期“结党专权”和“罔上行私”的情况再度发生，也为了防止不同派别党派之间互相斗争。
除了用人之权，康熙帝还将监察大权归于皇帝。在明代，监察权很大一部分属于太监。东厂作为特务机构，专门监视百官和民间动态，再反馈给皇帝。但是由于皇帝不直接参与监察，只起到监察裁判的作用，所以很容易造成宦官专权。
但是皇帝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日理万姬，如果再行使监察权，岂不累死？
康熙想出了一个超级损招，密折专奏。它的内容就是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官员越级给皇帝上奏折，想告谁就告谁。
这一招非常损，一是使得官员们之间互不信任，互相忌惮，不容易结成朋党；二是皇帝可以掌握告密信息的原始资料，不需要再经各类监察机构转手。
这就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大家都想巴结皇帝，因为越是跟皇帝关系近，自己说的话皇帝越容易相信，别人骂自己的话皇帝越容易不信，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二是超大朋党的结成。因为举发权的存在，所以想干坏事必须让周围的同僚都成为同伙，所以朋党不结则已，一旦结成，就是超大朋党。例如乾隆时期的“甘肃冒赈案”，甘肃大雨，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却向乾隆报告甘肃大旱，自己捐监赈灾。就这么个睁眼说瞎话的事，竟然骗了乾隆七年之久，没有一名甘肃官员告发。而事发之后，甘肃各级地方官员几乎全部涉案，56人处死，46人发配。
密折制度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君臣之间相互沟通的传统方式，使得君主控制臣下的能力大大增强。
此外，清朝在内阁制度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下有所创新。其中最大的创新就是将军机处就从带有临时性的纯粹军事咨询组织转变成了一种常规的政治治理机构。内务府的设置与运行，严格了宫廷内部的礼仪规范，与明代的内廷制度有了本质的区别，宦官外戚干政的现象也由此完全绝迹。
通过以上措施，康熙帝给清朝后世君主确定了皇帝的三大权力：一是“用人之权”，二是“奖惩之权”，三是“密奏专奏所代表的监察权”，再加上严厉贯彻了几乎整个清代的后宫不得干政，使得清代基本解决了“藩王分裂、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清流朋党”等一系列问题。
解决完内政问题，就轮到民生了。在民生问题上，清朝最大的举措就是“摊丁入亩”。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史中，始终存在着“人头税”这一税种，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户籍中的人口加以课税。不同朝代课税对象不同，但是有一点相同，即所有成年男子是必须交税的，称之为丁税。此外，成年男丁除了交税外，还必须服傜役，就是干活，像修堤坝、修公路、开矿等等。
这种制度并不太合理，因为它不像现在的“所得税”制度，以财富和收入课税，所以极容易造成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矛盾加剧的情况，越到封建王朝统治的后期弊端越明显。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切实改革的是明代末年的张居正，他开始推行的一条鞭法，规定免行傜役，以现金代替，并与田赋一起征收，使税赋征收更为简便，同时也减少了无田地者的负担。
同时，他还最早实行了部分摊丁入亩的举措，在当时称为随粮派丁、丁随地派等。
在清代，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颁布了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此诏令使得丁税的数量成为定额，新增加的人口不必再负担丁税。也就是说，以此年的课税人口数为基准，之后户口中新增壮丁一概不需要征税，为“摊丁入亩”的推行打下了基础。
雍正登基后，则正式废除丁税，将康熙末年已经固定的丁税数目分摊入田赋，使得没有田产的人可以不纳税赋。这个政策在推广过程中一直遭受到巨大的阻力，因为基层的士绅不满，县官不满，巡抚道台不满，甚至总督、朝廷大员也不满。原因很简单，他们大都是地主，他们比原来都要缴纳几十百、几百倍的税赋。
所以这个推广过程一直持续了近二百年，广东于康熙五十五年（1717年）最早开始实行，大多数的省份在雍正四年（1726年）至七年（1729年）之间开始实行，少数边地行政区如贵州、山西、台湾等则到乾隆以后才实行，最晚的吉林在光绪八年（1883年）才完成了摊丁入地。
这个政策和引进高产农作物的举措使得清朝的人口急剧膨胀。一方面隐瞒户口的现象减少，所统计的户籍政策更为真实；另一方面减缓了土地兼并速度，缓解了阶级矛盾。
以上就是清朝前中期的内政制度建设，基本解决了困扰历朝历代的“藩王分裂、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清流朋党”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之所以能够解决，与清朝皇帝的素质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从1635年皇太极登基到1795年乾隆帝禅位这长达161年的时间内，清朝的五位皇帝和一位准皇帝（多尔衮），没有出现过一个水准以下的选手，这简直是千年难遇的奇迹。这其中皇太极、康熙、雍正起到了尤为关键 。
说道皇太极，很多人受辫子戏的影响，觉得他抢了多尔衮的大玉儿，又害死了多尔衮他妈，简直是一个大魔头。而多尔衮长得帅（电视剧影响），对感情忠贞（誓死要娶大玉儿），一看就是个好人。
而历史不是电视剧，真实的历史是，皇太极才是一个更为怀柔的君主，多尔衮则更像魔头。
皇太极这个人奇特就奇特在，你无论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少数民族的君主，倒像是梁山泊的宋江，因为他毕生都在拉人，都在缓和民族矛盾。
先说说他拉人的清单。
天聪五年（1631），招降孔有德、耿仲明。孔有德一投降，皇太极就按原来他的自封号封他为都元帅，隶汉军正红旗。崇德元年封恭顺王。
耿仲明投降后，皇太极就按原来他的自封号封他为总兵官。崇德元年，封怀顺王。
天聪八年，皇太极收降尚可喜，皇太极封他为总兵官，崇德元年封智顺王。
注意，跟这三个汉奸一同封王的还有皇太极的兄弟和儿子，而在这堆王爷中，只有这三个汉奸不姓爱新觉罗，可见这是多么高的待遇。
崇德五年，收降洪督师，一见面皇太极将身上的御衣解下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睁大眼睛感激地看着皇太极，叹息说：“真命世之主也！”
天聪五年，第一次收降祖大寿，后祖大寿叛变；崇德七年，再次收降祖大寿，仍授总兵官，隶汉军正黄旗。
这几个人在清军统一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就不多介绍了，而皇太极这种“拉人→给高位→用他们卖命”的流程，跟宋江在梁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很像呢？
总体而言，皇太极不像一个野蛮粗俗的少数民族头领，倒像是一个老道的汉族官僚。只要能为我所用，管你是什么族，放心用。相反，他对他的亲戚们倒是很不友好，四大贝勒他亲手干掉了两个，要不是代善装孙子装得好，弄不好也得被收拾。
除了拉人，他还很注意民族团结。
皇太极继位后颁布《满汉别居令》，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张，宣布"满汉一体毋致异同"，实行"编户为民"政策，下令将大多数汉民庄丁由庄田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这实际上是一个解放奴隶宣言，这是冒着得罪全体满人贵族的风险提出的，受益的是广大的辽东汉人。
当然，他在位期间，多次绕道蒙古入关，也做了很多破坏。1636年，阿济格统兵南侵，掠夺人畜十八万；1638年，多尔衮、岳托率军南侵，攻破城池五十多处，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但是，这些杀戮很大程度上并非他的本意，他曾下令，"今后来降之人，若诸贝勒明知而杀者，罚民十户；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杀者抵死，妻子为奴。"
而且对这些被掳掠回来的人口，大部分并没有被当做奴隶看待。针对这些人，皇太极多次命令臣下做好"养人"事宜，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
他的原话例如："有擅取庄民（指汉人）牛、羊、鸡、豚者，罪之"；"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
当然他也提出了"首崇满洲"的政策，但是他也没办法啊，他执政后期，很多他的亲属就开始抱怨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
这种情况下，人家一个满族人，不想着点自己民族的利益，谁支持他呢？
倒是大众眼中的大英雄多尔衮很不注意民族团结。他的“圈地令”和“剃发令”是满清开国初期满汉严重对立的源头。
顺治元年、四年、八年清政府三次颁布圈地令。这个命令是这样的，旗人携绳骑马开始跑，跑到哪算哪，而绳子所圈占的这些土地，就是这个旗人的了。大量的土地就这样被抢占，很多百姓流离失所，饥寒迫身。
当然，这个命令顺治颁布的，但是顺治前七年谁主政，相信大伙都了解。
至于这个“剃发令”，就更有名了。近几年很多人为多尔衮洗白，说是“剃发令”并非他首创，从努尔哈赤那会儿就开始了。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执行的并不严格，举个小例子。
崇祯四年（1631），明朝大将张春以监军兵备道之职和总兵吴襄、宋纬等率兵四万奔赴辽西，以解救锦州。吴襄（吴三桂他爹）临阵败逃，张春被俘。对于这种级别的军官，皇太极当然是要拉一把的，亲自上阵，苦口婆心劝降。但是张春这个人很有骨气，表示投降可以，但是不能剃发。按照多尔衮的政策，这就属于必死一类，但是皇太极没有杀他，还是好吃好喝待他。
这说明在入关前虽然也有剃发的规定，但并没有一刀切，而多尔衮的命令害死了多少人，相信大家都了解，我就不多介绍了。
至于康熙和雍正，后面还会说，这里暂且放下。
从宏观方向将，皇太极淡化了民族矛盾，重要汉族将领，学习汉族制度，收取了朝鲜和内蒙；康熙完善了内部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雍正则是理顺了税收制度，缓和了阶级矛盾。这些都为清朝能够成为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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