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郭威代汉称帝的手段在历史上，不算光明，也不算高明，但是在皇位主要靠暴力抢夺的五代时期，又绝对算得上温柔——这在当时十分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它告诉大家：原来通过和平方式也能进行皇权交接。比如后来赵匡胤依葫芦画瓢，黄袍加身，就明显可以看到郭威的影子。
郭威在位时间不长，不到4年，因他的儿子都被隐帝诛杀，所以在他死后，皇位由养子柴荣继任
柴荣即后周世宗。
柴荣是郭威的内侄，因家道中落，幼年时投奔郭威夫妇。郭威见柴荣朴实又不失机灵，很喜欢，就将其收为养子。当时，郭威正处于事业初创期，官职不高，油水不多，日子过得很紧巴。
等到柴荣稍长时，他不愿在家吃闲饭，就主动要求帮助郭威管理田庄，有时还走南闯北跑买卖，赚了不少钱，吃了不少苦。
但同时，柴荣也收获了很多，比如增长了阅历，开阔了眼界，锻炼了体魄，读了很多治国论著，等等。
后来，随着郭威地位的提高，柴荣才从商界转向军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柴荣与郭威一样，出身比较贫寒，经历比较丰富，更重要的是，了解民间疾苦，明白老百姓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会想，老百姓还能要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恕我直言，还真不是这样，在一个动乱年代，老百姓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活命，也就是生存问题，其次才是娶妻生子，即生活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后周建立的时间，是公元951年，距大诗人杜甫描述的“九州道路无豺虎”的开元盛世，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如果按一代人25年计算的话，差不多历经了九代。换言之，对于当时所有活着的人来说，国泰民安的局面几乎等同于一个遥远的传说。大家很好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居然能没有战争，于是就十分渴望有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他们的后盾，来保障他们在吃到粮食或喝到水之前，还活着。
毫无疑问，后周就是顺应时代而出现的政府。
学过哲学的人都知道，世间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事物有可能由强变弱，也有可能由弱变强。同样的道理，国家的强弱也不是恒定不变的，根据内因是决定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的原理，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一个国家能否强大，除了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在于人谋。
而这里的人谋，如果放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说白了就是看皇帝是否靠谱。
后周建立的初期，相比于之前的几个中原王朝，面积不算大，实力不算强，但是经过郭威与柴荣两代君主的一番经营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却都展现出一股新气象，为即将到来的北宋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吹起了响亮的前奏。
比如，后梁时期，朱温有一次在淮南打仗，抢到大批耕牛，由于军队用不完，他就把耕牛分发给河南一带的农民使用。而农民也不白用，每年需要交纳一定的使用费，即“牛租”。这应该是朱温少有的惠民举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换了一个又一个，耕牛也早都死光了，“牛租”却照收不误。后来郭威做了皇帝，才把这项租税取消。
又比如，后汉时期，政府在征收赋税的时候，除了你应该交的，还要额外加粮食在转运或保存过程中的损耗，即所谓“斗余”“称耗”。本来这也没什么，因为很多朝代也都收，但是后汉的有些官吏，借着这个机会，中饱私囊——你不是该交十斗吗，好，损耗算八斗，给你打个对折，再交四斗就行了，够意思吧。这话糊弄鬼还行，但郭威曾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太明白里面的道道了，所以干脆下令废止，不准再收。
又比如，后汉法律有一条规定，只要你偷盗超过一钱，就判你死刑没商量。一钱在当时能买什么东西我没具体研究过，但有时我们表达某件东西没有价值，倒是常用到“不值一钱”这个词，说明一钱给大家的感受和今天的一毛或一分差不多。于是问题来了，要是真按后汉这种算法，我估计随便抓住一个小偷都够枪毙几千次的。很显然，这种法律根本不适合人类，所以郭威刚一即位，就将其废除，恢复了后晋天福元年（936）以前的相关律令，规定除了造反和叛逆，不能诛灭亲族。
再比如，在五代时期，盐和牛皮都是统治者控制极严的两种物质。在后晋以前，贩卖私盐量刑还参照斤两多少定罪，后晋建立后，则改为不论多少，一律处死。牛皮一物，在后周以前，是不准民间买卖的。最开始是由政府拿钱来买，百姓多少能落点零花钱，还不错；后唐庄宗时，收牛皮只给盐，不给钱，勉强能说得过去吧；到了后晋时，钱没有，盐也没有，直接给没收，政府开始有点耍流氓了；但后晋还不算最狠，最狠的是后汉，后汉法律规定，凡是私贩牛皮一寸的，就判死刑，彻底不顾朝廷颜面了，誓将流氓进行到底。郭威即位后，觉得前面政府做得都太过分，就恢复贩私盐按斤两定罪的旧制；牛皮也不全部收缴，留一部分给百姓做皮鞋或皮带，做不完的话拿出去卖也行。矛盾总算缓和了一些。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上面举的几个例子，都只是统治者的小恩小惠，有点片面，并不能真正缓解百姓困难，真正能解决百姓难处的还得靠“老三样”，即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宽刑慎罚。对于“老三样”，估计很多读者都不陌生，因为在你们学习中国历史教材的时候，但凡遇到有名的治世，这三个词绝对是绕不过去的。绕不过去的原因很简单——中国古代统治者，只要想打造一个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无论推出什么样的政策，都是大同小异，超不出“老三样”的范围
还是那句话，中国向来不缺好政策，缺的是能把好政策落实到位的人。
郭威与柴荣作为中国古代排得上号的明君，在这件事上自然不落人后，都曾多次下令减免赋税。另外，显德五年（958）由柴荣主持的均定田赋，更是五代十国时期罕有的重大改革。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均定田赋与大家熟悉的均田制乍一看很类似，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均定田赋说白了就是按照实际的田亩数收税，而均田制则是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两者的侧重点完全不同，一个的核心在收税，一个的核心在分地。
如果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的话，你会发现，税收和土地一直是封建统治者比较头疼的两个问题。很多新王朝建立初期，几乎都会把土地重新分配一遍，使没地的农民有地，少地的农民有更多的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有地种，国家有税收，想不出现盛世都难。遗憾的是，由于封建社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导致“打土豪，分土地”的方式治标不治本。一些农民虽然得到了土地，但是有时手头紧，把土地卖掉，或者土地位置不好，被河水冲坏，有地就变成了无地。
无地其实也没什么，地主家的地多，自己又不种，可以租他们的地种嘛。可问题是，当初农民有地的时候，是需要按照田亩数向国家交租税的，现在土地没有了，租税却没有消失。于是，农民受到国家与地主的双重压榨，以前还能喝稀粥，现在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唐代有个情种诗人叫元稹[zhěn]，曾在地方做过刺史，他深知租税里面的猫腻，便制订出一个办法，先查明当地田亩的数字，然后再进行分配税额。也就是说，租税认地不认人，只要这块地是你的，你就得交税，别的甭废话。《元氏长庆集》中的《同州奏均田状》就是他向朝廷打的报告。
柴荣即位后，读了元稹的文章，很有感触，认为当务之急是让老百姓活下去。他让人根据元稹的原文，制成《均田图》，发放给地方官，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均田，查清隐匿的土地。经过一番猛药强攻，农民的负担终于有所减轻，不用再喝西北风了。
此外，为了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后周统治者还实施了诸如招抚流民、遣还老兵、兴修水利等措施，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内容，这里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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