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明朝衰亡的原因
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衰亡都有其必然性，所有朝代的衰亡都有其规律性，其原因大都无外于内忧与外患诸力所致。重读明史，感到明朝衰亡更具典型性。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明朝的衰亡，衰萌于嘉靖皇帝朱厚熄，实亡于万历皇帝朱翊钧，直接亡于崇祯皇帝朱由检。
嘉靖在位45年，他的孙子万历在位48年，这祖孙俩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怠政。嘉靖27年不上朝，万历30年不上朝。嘉靖昏聩多疑，刚愎残忍，自私虚荣，无心治国。在其当政时，道士炮制春药，阁臣撰写青词，政治上乌烟瘴气，经济上一塌糊涂，社会上民怨沸腾，“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国运也由此转衰，万历三十年不朝。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就连大臣辞职皇帝也不甚关心。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朱赓一度闭门而去，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竟然空无一人。万历二十八年，尚书在位3名，只到一半。到了四十年.就只剩下1个刑部尚书了。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编制十年.就只剩下1个刑部尚书了。都察院八年没有正官，编制160个，在位的只有9人。九卿大半虚悬，阖署空无一人，监司郡守旷年无人，已成常态，国家机器整个瘫痪。吏部、兵部因无人签证盖印，致使上京候选的数千名文武候补官员不能赴任;边防军军饷无人签发，也多年不进行军事训练;各地解银，无人受理，就连文渊阁大印被盗、太仓库失窃这样严重的问题，也无人查办。最后不了了之;刑部长年不审案，犯人无人问断。以致万历四十五年，监犯家属百余人跪哭长安门外，要求断狱。可以说，万历中后期其执政机构和官僚机构都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故《明通鉴》讲:“明代纲纪之驰，未有过于神宗朝者”。
除此之外，万历还派出太监特使到各地征税，把本该收归户部的税金，统统纳入皇帝的小金库。横征暴敛，杀人夺产，以致激起全国性的反对矿使税监的风潮。
嘉靖、万历的胡作非为，奠定了明亡的基础，而崇祯则直接导致明的败亡。崇祯苛刻猜忌，刚愎白用，特别是冤杀袁崇焕，自毁长城，对于明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实事求是地讲，崇祯亡明恐怕还在于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诸因素。
首先讲“内忧”。“内忧”这个概念比较宽泛，顾名思义，就是内部的忧患，像上述讲的皇帝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都属于内忧。除此之外“内忧”还应包含“内耗”。万历末直至明朝灭亡，宦官夺权，党争激烈。从中央到地方，门户林立，派系深重，各有自己的羽翼，互相攻击和报复，朝纲紊乱不堪。吏部选用地方官，因为竞相请托，相持不下，不得已押签定夺，时人讥笑吏部为“签部”。由泰昌皇帝朱常洛惹出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个案子成为朋友党倾轧的焦点。
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位七年，干了七年木匠活。斗了七年蟋蟀，把朝政交给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来打理，国家更是日非一日。等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国家机构已经到了像首辅方从哲讲的“职业尽失，上下解体”的地步了。当时政治上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崇祯十年的《罪已诏》中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官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闻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可以说.崇祯所面临的局面已经无从收拾。只好亡国。
其次为“天灾”。自天启开始，自然灾害频仍，水旱风蝗日甚一日。崇祯元年，浙江发生了大水，影响几十个州县颗粒无收。持续几年的陕西大旱毫无缓和的迹象。陕西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甚至是人吃人。马懋才《备陈大饥疏》中记载:“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迹踪。后见门外之人，析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人口大量死亡，陕西每个城镇外都有大坑用以掩埋遗骸。而一些逃荒要饭的人群，就形成了“流民”，进而发展成为“流寇”，从而逐渐形成了像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那样的起义军，成为了推翻，明王朝的强大力量。
最后是“外患”。明朝自建立起就有边患。万历以前，主要的是边患是蒙古族的入侵，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英宗朱祁镇被俘，蒙古瓦剌打到了北京城下，当时明朝上下众志成城，在于谦的坚强领导下，打退了瓦的进攻。此后，蒙古便江河日下，再也构不成对明朝的威胁。但东北的女真族于万历年间雄起。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东征西讨，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建国称汗。两年后，看到明朝外强中干，危机四伏，便出师伐明，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到崇祯继位时，山海关外只剩下袁崇焕坚守的宁远孤城一座，在皇太极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后，明朝已是岌岌可危了。最后，明朝终于在内有李自成的起义军，外有清军的双重打击下败亡了。
杜牧讲“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明朝的衰亡，从总体上说，是亡于自己，具体说，是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综合作用的结果。核心的是亡于“内忧”，以及由“内忧”引起的“人祸”和“外患”。“内忧”和“外患”相伴而生，通常情况下，无“内忧”则无“外患”，有“内忧”则必有“外患”。日军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一定意义上讲，也与“内忧”有关。’
1931年初，蒋介石软禁了胡汉民，造成了宁、粤对立。国民党内部分裂，日本人一看到有机可乘，遂发动“九·--A.”事变，揭开了侵华的序幕。当然，无“内忧”也可能有“外患”，但这样的“外患”力量必须非常强大，足以摧毁要征服的国家或民族。比如，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征服中亚、欧洲等有些国家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中国历史上。这种情况极和或几乎没有。纵观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还说明，“外患”的加剧总是和“内忧”的加剧成正比的。“内忧”小，“外患”小，反之亦然。至于“天灾”，则是败亡的催化剂。没有了“内忧”或“内忧”不大，则“天灾”不足畏。所以当有了“内忧”，则“天灾”的能量将极大的加剧“内忧”，壮大“外患”。明朝就是先由“内忧”、“人祸”种下败亡的种子尔后在“天灾”、“外患”的冲击下走向灭亡的，教训极为深刻，非常值得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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