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人”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解。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尤其是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氏、宪等族的活动非常活跃，最后由鲜卑族统一了北方，建立了北魏。这一时期，也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高潮。其间佛教僧侶的东来传教和中土高僧的西行求法，以及络绎不绝的丝路商旅，皆呈现盛况。在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西域文化融合互动的过程中，对直接反映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陶俑文化，无形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献中“胡”的记载及“胡人”概念的变迁
- 一、先秦
《史记》载：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抵御东胡、林胡、楼烦等民族，便招楼缓商议，提出“胡服骑射”这一想法，群臣起初不同意，经赵武灵王解释便接受此建议：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此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逢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甚，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
《前汉书匈奴传》中记载，晋北周围有林胡、楼烦等戎的骚扰，燕北有东胡、山戎等国家的存在，没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之处，聚起来有百余种。
当是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圜、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陕以西有縣诸，唤戎、狄源之戎，在峡、梁、经、漆之北有义渠、大蓀、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成，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佘戎，然莫能相壹。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得知，春秋战国时的“胡”包括东胡（后来的鲜卑）、林胡、楼烦等民族。其中林胡势力范围大概在今河套地区，东胡在今内蒙古东部，而楼烦大概在今河套以东之晋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 二、秦汉
秦汉时期，北方匈奴逐渐强盛，《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及使将军蒙括发兵三十万此击胡，略去河南地”。“又使蒙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三十三年，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粱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戎。西北斥逐匈奴。”“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窝，却匈奴七百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载：汉高祖七年匈奴在西北屯兵骚扰，高祖派军还击，在平城处。
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阅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曰，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帑傅两矢外向，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
《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孝文帝在霸上驻军，几个月后击退胡人，当时的胡人主要指匈奴。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史记平淮书》中也有对汉代与胡国之间战争的记载：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湖方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虑万九千级。”“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標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
《汉书西域传》也曾记载：
鄯善置“却胡侯”，疏勒、龟兹、车师后国昏置“击胡侯”，尉黎有“击胡君”，焉着置“击胡左右君”，姥宪王称“去胡来王”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秦汉时期的“胡”主要指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包括匈奴以东的“东胡”，以西的“西胡”及其他地区的所谓“杂胡”。另外，随着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中原跟西域的联系，“胡”也渐渐开始指代西域各国。
- 三、魏晋
三国魏晋时期，“胡”所指人群范围进一步扩大。
《三国志魏志》中记载：曹操实行举孝廉制度通过魏种事件看出其广阔的胸襟：
初，公举种孝廉。竟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及闻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檎种，公曰：“唯其才也！”释其缚而用之。
从上文曹操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北方依然是胡人聚居地，与中原的关系也极其复杂。
《三国志魏志》记载了曹操派张辽攻打乌桓事件。其中的“胡”指代东北部的乌桓。如下：
公登高，望虑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为先锋，虎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這东单于速仆丸及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众尚有数千骑。
《三国志魏志》载董卓曾在西北地区与宪族正面交锋，宪人在当时史书上记载为“宪胡”。如下所述：
迁中郎将，讨黄巾，军败抵罪。韩遂等起凉州，复为中郎将，西拒遂。于望垣硖北，为宪胡数万人所围，粮食乏绝。卓伪欲捕鱼，堰其还道当所渡水为池，使水停满数十里，默从堰下过其军而决堪。比宪胡闻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时六军上晚西，五军败绩，卓独全众而还，屯住扶风。拜前将军，封漦乡侯，徵为并州牧
匈奴在魏晋时期依然活动频繁，引起骚乱，粱习任并州刺史时讨伐匈奴，使一部分匈奴归顺，详见《三国志魏志》：
并土新附，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幹荒乱之馀，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時。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邾，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於编户。
由此可见，此时期匈奴也被称为胡。
魏晋时期，被后世称为“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宪进入中原。史书上也曾记载与“五胡”相关的战争事件。如《魏书》卷一本纪第一载：
七年，帝复与刘混约期，会于平阳。会石勒擒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佘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发觉，伏诛。讨聪之计，于是中止。
通过以上文献我们可以得知，魏晋时期“胡”的概念随着匈奴的衰落，也开始逐渐指代北方其它的民族如乌桓、鲜卑、羯、氐、宪等及西域各国。这些民族大批内迁与中原民族杂居相处，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 四、北朝
北朝是是我国历史上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主要有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这五个朝代。北魏为鲜卑民族建立的国家，建国之初四周强邻不’少，北方的柔然就是一支。《魏书》中记载：蠕螺等其他少数民族时常骚扰中原，魏高祖先是安抚其，但效果不佳，后亲自带兵攻打，孺螺首领太悉伏向北边逃跑，后亡归岭北：
墙螺，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始神元之末，掠骑有得一奴，发始齐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闾。‘木骨闾’者，首秃也。”还有其它一些民族在不断骚扰者中原：“薛干部，常屯聚于三城之间。及灭卫辰后，其部帅太悉伏望军归顺，太祖抚安之。车驾还，卫辰子屈丐奔其部。太祖闻之，使使诏太悉仗执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穷而见投，宁与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太祖大怒，车驾亲讨之。会太悉伏先出击曹覆寅，官军乘虚，遂屠其城。太悉伏妻子珍宝，徙其人而还。太悉伏来赴不及，遂奔姚兴，未几亡归岭北。上郡以西诸鲜卑、杂胡闻而皆应之。
在这里螺婦是东胡的一支，杂胡是除了东胡、北方鲜卑民族之外的其它民族总称。
《北史》中也记载了西魏时期相关民族的称法，如：
及余朱兆自晋阳将举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份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葛荣众流入并、肆者二十佘万，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兆患之，问计于神武。”“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绪甲，禁兵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言氽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初，孝昌中，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居云阳谷，西土岁被其寇，谓之胡荒。
高祖羽健，魏登国初为领人酋长，率契胡武士从平晋阳，定中山，拜散骑常侍。
以上史料出现了“纷胡”、“契胡”、“山胡”，其中“契胡”是当时北方的民族之一，“汾胡”则是居汾州界的“稽胡”，“山胡”即“稽胡”源于南匈奴。总之，无论在和平的环境中，抑或在战乱期间，北朝与其周边“胡”族来往趋于频繁，这种交往也从未中断。
综上所述，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原地区就与周边民族活动频繁，“胡”的概念随着国家的发展不再是狭义的概念。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匈奴兴起，此时“胡”在汉族人心中更多的指代“匈奴”这个民族。魏晋时期“五胡”兴起的同时，匈奴也渐渐衰落，与别的民族融合的方式继续存在，所以此时“胡”包含了匈奴、鲜卑、羯、氏、宪等民族及西域各国。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了北魏王朝，但同时也与柔然、山胡、稽胡等民族交往不断，此时期“胡”的概念也包括了上述民族。“胡”是一个历史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地理概念，该概念的提出是相对于中原视角来说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迁徙、流动逐渐频繁，“胡”的概念也在不断的变化。
从北朝正史文献中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胡人”的概念包括中国北方的“份胡”、“契胡”、“山胡”、羯、氐、宪等民族，以及西域各民族，而以鲜卑民族为主体的北朝，并未将本民族视为“胡人”。
文献中“胡人”外貌特征的描述
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对“胡人”外貌特征的记载，包括发式、面相、衣着几个方面。
- 一、北朝之前旳文献记录
在夷狄交侵的春秋时代，管仲助齐桓公内合诸侯，外御戎狄，孔子赞美他：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
此条史料可知，“戎狄”之人是“披发左衽”。
- 二、史书对于北朝时期“胡人”形象的记载
《魏书》对西域诸国人的外貌特征有记载：
于阗国，在且末西北，葱岭之北二百佘里……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
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亦有巾被，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披之，饰以金银花，仍贯五色珠，落之于膊。
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曰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其俗兄弟共一妻，夫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角焉。衣服类加以缨络。头皆剪发。其语与蠕墙、高车及诸胡不同。
此条史料可以看出除了于阗国之外的高昌以西西域各国，皆有深目高鼻的面相特征。波斯国有巾披这一习俗，噘啦国兄弟共一妻，头皆剪发。
《北史》载：
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俗剪发齐眉，以暖醐涂之，星星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
龟兹国，即汉西域旧地也，在京师西七千五百里。男女皆翦发，垂与项齐，唯王不翦发。
《隋书》载：
高昌国者，则汉车师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
《旧唐书》载：
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翼。丈夫翦发或辫发。其王冠接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蠓以皁巾，饰以金花。
综上所述，编纂文献中所收录的北朝胡人形象资料有很多其风俗也各异。例如高昌以西的各王国除于阗外皆深目高鼻；波斯国丈夫剪发，妇女服大衫，均有巾披，这在其他国家中是没有见到的；噘啦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兄弟共一妻，头皆剪发，且戴角帽，但文献中记载颇为简单，这种角帽具体是什么样，不得而知。剪发这种习俗在悦般国、龟兹国也能看到。北朝时期的康国在当时也很活跃，从《旧唐书》看到其国人的外貌皆深目高鼻，且丈夫有剪发或辫发的习俗。
北朝墓葬中的“胡人佣”
- 一、现有“胡人佣”的整理
从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分析，“胡人俑”的辨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标准：
一、典型的“胡人俑”从外貌特征上看主要是“高鼻深目”，这种类型的“胡人俑”占整个“胡人俑”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
二、还有少数从外貌上看比较特殊的俑。如：“辫发”、“八字三须胡”、“卷发”等，但出土这些俑的墓葬不多，如“辫发”形象的俑主要出土于徐显秀、贺拔昌墓，“八字三须胡”这类形象的俑主要出土于固原北魏墓及厍狄迴洛墓，“卷发”这类形象的俑主要出土于元绍墓。
下面就以上述标准对各年代墓葬中“胡人俑”现存情况做整理：
- （一）、北魏时期
“胡人俑”的墓葬主要分布在今河北、山西、河南三地，共座墓，分别介绍如下：
河北：北魏景县高氏墓群
该墓群位于城南十五公里的野林庄和北屯公社一带，该墓年代为北魏时期，出土51俑件，其中高长命墓出的3件胡人俑高目深鼻，束发短衣，两手有孔，持物，高17厘米。
山西：北魏司马金龙墓
北魏司马金龙墓位于大同市东南约十三里。出土俑361件，其中胡俑有/件，高27.3厘米，宽7.7厘米。戴风帽，穿圆领窄袖长衣，侧摆开叉。深目高鼻，面黑色胡鬢，体较高。双手前平举或左手上屈，可能为牵马或路能的俑。
山西：宋绍祖墓
宋绍祖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在雁北师院发现北魏墓11座，其中宋绍祖墓编号，出土陶俑件，其中具有胡人特征的俑36件：
鸡冠帽武士俑件。主要分布在墓室东侧南部。武士头戴黑色风帽，上置鸡冠形装饰。身着交领窄袖襦拷，足踏靴。马身低矮，四腿短粗。涂朱红色或白色，置白色或红色鞍具。分三式其中第三式骑士长有络聰胡。
胡俑4件，标本89，高25.2厘米。头戴圆形帽，高鼻深目，身穿胡服，下部侧摆有幵极，红色袍边，衣服上有图案，两手曲握向前伸，作拖物状。
北朝“胡人俑”的整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胡人俑”辨识的过程。“胡人俑”形象较为复杂，很多时候辨识出来的“胡人俑”多有端测的成分，有很多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自己的辨识。
“胡人俑”在整理材料时已对其进行选择，文献中有过对胡人俑外貌的总结：“深目高鼻”，“卷发”等。从“胡人俑”的数量来看，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在北朝时的身份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种：胡奴、胡商、武士、胡伎，其中胡奴的数量最多，可以推测当时胡人的身份不高，还有一些胡商，与其一起出土的多为路蛇等动物俑，可见当时从西域来的胡商经过丝绸之路，与中原人互为贸易往来，一直都没有间断过；还有一些胡伎，从俑的造型上来看，胡伎的动作很形象，似乎就在做某种表演，他们时常以这种手段谋生；另外有些胡人的地位也不低，在胡俑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武士俑，这种俑身穿销甲，有些骑在马上，表情严肃。从以上分析的胡人身份，我们可以想象胡人各种场景夹杂着胡人角色，虽然胡人的数量不多，但其生活面很广，他们的形象被塑造成各种形象的人物，象征着胡人对北朝的臣服、抑或归顺。北朝胡俑虽然总体造型不如唐代的精致，但也有一些比较生动的胡俑。
总结以上，北朝胡人俑的地域分布特点与墓葬分布特点大致相同，且其形象多为“高鼻深目”，除此之外八字胡、卷发、辫发等造型的胡俑也有一些，虽然其形象从外貌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很典型的胡人形象，但这些辫发、卷发等特征在与胡人相关的文献中能看到一二。
北朝文献与图像中胡人形象比较研究
从前面的文献与图像相关的资料可以看到文献跟图像所表现出来的胡人图像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可以通过文献与图像之间的异同，得到更丰富的信息。
- 一、北朝文献与图像中“胡人”形象异同
- 1.相同之处
文献中胡人形象在俑及壁画中能找到些许与之对应的图像，文献仅限于文字在视觉上没有给人一种直观性，而陶俑及壁画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物质文化表现形式，其所具有的直观性、共赏性、普遍性等特点，使其更容品开展文化交流。文献与图像中相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饰
文献中提到了有些民族“椎结”及“辫发”，或“卷发”等发型，在胡俑及壁画中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发饰：
- 卷发
东魏苑苑墓及东魏赵胡仁墓中的胡人俑“外露卷发”；北魏元绍墓中的长衣俑皆卷发；西魏侯仪墓中胡俑“卷发披肩”。
壁画中也出现了该发行的胡人：
山东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中商谈图中有一深目勾鼻、头发卷曲的商人，他身穿翻领长衫，前胸后背、下摆均饰圆圈纹花边，腰带也饰圆圈纹，下穿紧腿裤，脚穿尖头软底皮靴。
车御图里在车前有一仆人牵牛而行，他深目勾鼻，头发卷曲，穿斜领窄袖长衫，腰系革带，佩挂香囊，下穿紧退裤。
饮食图里主人身侧有一仆人跪举华盖，仆人深目勾鼻，头发卷曲，穿斜领窄袖长衫，腰系革带，佩挂香囊。
山东济南市马家庄北齐道贵墓中壁画上有卷发胡奴形象。该墓四壁绘车马人物，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片段。改墓室南端绘一匹回首卿鸣的鞍马，马前一驳吏，束发，手持鞭，马尾绘一驳役，深目高鼻，朱唇卷发，貌似西域胡人，着翻领窄袖衫，腰束带。
对比以上图像，“卷发”这种类型的胡人，从壁画中看，其五官也为高鼻深目，陶俑中的胡人戴着小帽，露出卷发，而在壁画中却未看到此小帽。且两种类型的俑身份不一致，壁画中的胡人主要是西域来的胡商，从壁画中能够看到胡商活动情况。
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中也有深目高鼻，卷发的胡人形象。在该墓的石门上绘制人身鹰足神和供案。人身鹰足神上半身为人身，卷发，深目、高鼻，并戴有喇嘛口罩。虽然没有图，但是这种卷发人的形象，可以称为“胡人”。
- 辫发
北齐徐显秀墓中辫发骑俑，其长发披肩，头发分十二辫；北齐贺拔昌墓中鼓吹骑俑均辫发，长发分十三辫（此“辫发”未必与西南夷中的“辫发”一样，但可能类似：
（二）服饰
1.从服饰上看，文献中提到最多的胡人服饰为“左衽”，如狄夷“左衽”、宪胡“左衽”、高昌国男子“胡服”。“左衽”这一服饰特点我们在胡俑中能找到，如拓跋虎夫妇墓中的胡俑、宋绍祖墓中的胡俑及常文贵墓中的胡俑，）但在壁画中却未见胡人穿着此服饰。
结合俑及壁画中的资料，可以看到这些胡人的服饰除了以上“左衽”特征外还有以下几种：
（1）圆领
（2）交领
另外还有一种俑长脸，前额较高，深目高鼻，头发卷曲，似辫盘在头上，披盖红色巾，面施粉色。胸部袒露，内穿宽领衫，外披红色或紫色风衣，下着裤。
（三）相貌
文献中多处提到了深目高鼻，在辨别胡人俑及壁画中“胡人”形象时候这一特征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容易被大家识别的。
娄敷墓中的俑及壁画，该俑虽然没有图片但从壁画中我们能找到与简报中描述“胡人“类似的形象：
“鞍马游骑”图里，有一幅载物蛇队，四人五能。为首一人，头顶部光秀，但前额、脑后与鬓间仍乌发如墨，鼻肥硕高食，浓眉环眼，似大食人形象。右手背于身后牵着能疆，蛇首高昂，大步缓行。右后一能，狄圆鼓大白软包。两能间，一人高大修长，戴高筒越帽，高鼻短胡，浓眉深眼，似为波斯人。
宁夏固原北魏墓中也有深目高鼻胡人形象。其中男性墓主人的木棺外原有漆画，但漆片已脱落破碎。在前档漆画宴饮图上，室内有一男子鼻高，眼深，头戴高冠，身著窄袖胡服，右手执杯，屈腿斜坐于塌上。室外左右各有男女侍者二人，皆胡服。推测此幅为墓主人宴饮图。并出土波斯银币、铜器、陶器等珍贵文物。其中的波斯银币值得我们关注。这些外来器物的出土反映了当时胡人来华的状况。罗丰在《北魏漆棺画中的波斯风格》中认为该漆棺画中有波斯风格，且其宴饮图受波斯风格影响，波斯人爱酒且喜欢弦耀自己的豪华生活，这样的宴饮风尚，也对整个北朝都有很大的影响。
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该墓墓主人不详，壁画分布在墓室四壁和甬道的顶侧部，保存基本完整，总面积约平米。其中北壁，面积约平方米。中间一辆高大的马上后有头戴“山字形”帽的轻骑兵为胡人形象。
这种戴山字形帽的胡人形象在俑中也有，如贺拔昌墓中的杂技俑，头戴三棱帽，发卷曲，浓眉高鼻，红色窄袖紧身衣，衣袖口外折，衣自下部分裆，两侧加长，要勒细绳，脚燈长靴。右手上曲做持物状，手心有孔。该俑的动作丰富，给人很多想象，但这种山字形的帽子来源哪里，值得去探析。另外还有一种山字形的帽子在宋绍祖墓中出现，戴这种帽子的俑为骑士，虽然其不一定为胡人，但这两种帽子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且宋绍祖墓中的骑士造型与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中的造型一致，皆为骑士。
以上特点均为文献与图像中共有的，可以互为佐证。但“以图像和文字，文字描述人物的外貌可繁可简，也可只做重点或局部交代，发式和衣式的简卑描述，完全不提容貌或其他，以图画描绘人物可以只画头部，却不能只刻画身躯，或者只画衣饰而无头，要画身躯或腿脚，除非裸体，也就必要交代上下身的衣饰。不管是重点刻画还有简举描述都须将人体的体形和服饰的主要部分呈现出来。在这一点上有差异虽。”所以文献中所记载的可以简单甚至无记载，但是作为艺术性的陶俑和壁画却不能简单描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得知文献中的胡人与图像中的胡人其间有些许的差异：
- 不同之处
（一）从发式上看，文献中对“胡人”发式的介绍颇多，例如瓶越、东夷、宪胡、室韦国、匈奴等国的披发，在壁画及俑中看不到这种形象的胡人存在。还有康国、西戎、龟兹、波斯等国的剪发在图像中也未找到对应的图像。
（二）从衣帽服饰上看，文献中多提到了衣服鞋帽的质地，如北方狄戎的衣服质地为毛类，室韦国与契丹的衣服质地多为白鹿皮，而在俑抑或壁画中则很难表现出衣服的质地，另外文献中很少提到胡人的帽子，仅只有对啦国所戴之帽有描述即：“其妻戴一角帽。”而在胡俑上表现出来的帽式却有好几种如：东魏苑苑墓中胡人俑戴的小瓜帽、北魏宋绍祖墓中的鸡冠帽武士俑及戴圆形帽的胡俑、北齐库狄迴洛墓中舞蹈胡俑所戴的船形胡帽、壁画中看到胡人所戴的帽子样式也很多、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中胡人所戴的鸡冠帽、史君墓中的船形帽、还有娄敦墓中所见的高筒租帽都是文献中未提及的，例外壁画中看到的“高筒租帽”在俑中也未见。
（三）从五官相貌特征上看，文献中仅仅简单记载了胡人多须，如大宛国：“其人皆深目多须”，而胡俑中我们可以看到北魏司马金龙墓中“面黑色胡鬢”的胡俑、北齐库狄迴洛墓中的八字三须胡俑、北魏王温墓中的络聰胡俑、固原彭阳北魏墓中的武士俑胡须多为八字形。壁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北魏元怿墓中八字胡人图像、北齐徐显秀墓中的络聴胡胡人形象、这些形象在胡俑中都能找到对应的，唯独文献中记载缺失。
- 二、文献与图像中“胡人”形象有差异的原因
文献中仅仅是简单的记载，只看文献我们也只能凭想象去猜测当时胡人的形象，而图像资料的丰富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文献资料的正确性，尽管有时有些偏颇，但文献资料的重要性也是不可低估的。文献与图像之所以有些许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原因如下：
文献的记载人多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阶层，在某种成分上都是在套用前人的说辞。“中国史籍掌握在士人之手，对异族服饰外貌的描述基本上反映了士人官僚阶层对外族的态度。”从史籍上看，这些人对胡人形象的记载主要是取其大概的意义，表现给人们只是一种概念罢了，他们也并不在乎这些概念与胡人本身有多大的差距。而不管是壁画抑或是俑的制作者，这些制作人都是依据自己的想象或者市场需求者的认识去制作。墓葬中的壁画和俑所反映的现像很多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一种普遍愿望。如壁画和俑中，大部分的胡人都是奴仆身份，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场合，而壁画和俑上反映出来的胡人，有相同也有不同的人物造型，这些造型虽然并不能很准确的反映胡人的形象，但我们可以根据其推测一二。
再者，画师工匠的观念与士大夫阶层的观念有所不同，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不一定都是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职业本身的习惯及特点，抑或是市场所需要的造型等等來塑造“胡人”形象。这样的造型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也不一定毫无根据，至少它符合人们心中的胡人形象，容易让人们接受。例如：文献中描写胡人“帽子”的文字很少，但我们在胡俑或者壁画中的胡人上就能看到好几种不同的帽子，画师工匠们刻意突出这些帽子，我想与当时人们的审美观与好奇心有很大的关系，而画像师和工匠们有时也可能是迎合人们的这种需求而已。
以上将文献图像中的胡人资料做了对比，找出其异同之处，根据以上对比研究，可以做以下结论：
文献与图像中的差异有些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文献与图像的佐证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理解有关胡人的特征，例如从壁画及俑中我们看到的“帽子”的样式就有很多种，服饰的刻画也是各不相同，图像就很容易让我们在直觉上辨别清楚。但文献只是很简本的描述左衽等，任何一个图像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在民族文化接触过程中，多少掺杂了个人的意愿，所以高目深鼻等胡人形象就变成了中原图像艺术中胡人外貌的典型。画师工匠们依据自己的职业传统及市场需求，世代相传，形成了自己眼中一组胡人图像，把胡人图像的样貌更具体化，但胡人外貌及特征是极其复杂的，我们不管是从文献中还是从图像中看到的胡人形象并不完整，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我们深究的。
总结
文献中“胡人”外貌记载也不少，北朝之前，有“披发左衽”形象的“胡人”，且这些胡人的习俗也各不相同。北朝《魏书》中对西域诸国人的外貌特征记载也不少，如尚昌以西国家深目局鼻形象，波斯国有巾披这一习俗，厭哒国人头皆到发。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到，文献中对胡人形象的描写多在外貌上。
北朝“胡人俑”的界定主要从外貌特征上来看，大部分为“高鼻深目”，且这一类型的俑占大多数。还有一些有“八字胡”、“卷发”的胡俑，但这些俑数量不多，通过对“胡人俑”数量及特征的统计，可以看到胡人在当时各个阶层都存在过，虽然北朝的胡人俑造型不如唐代般丰富，但也有一些精美的。从“胡人俑”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大部分为奴仆，虽然墓葬中看到的跟现实中的情景不一定吻合，但是至少有一部分胡人是做为奴隶被使用的。还有一种是胡商，对胡商的识别我们可以通过墓葬中与其一起出土的路驻还有其动作等可以推测出这一批胡人俑的身份，另外还有一些武士俑，这些俑的发现可以看出有些胡人也有自己一定的地位在战争中做为中坚力量而存在的。
最后通过对北朝文献与图像比较研究，从服饰、相貌等方面反映出文献与图像的异同。壁画中的并从审美层面、心里层面等各方面解释这种差异的原因：首先文献的记载人多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阶层，在某种成分上都是在套用前人的说辞。其次画师工匠的观念与士大夫阶层的观念有所不同，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不一定都是统治阶层所需要的，他们可以根据自己职业本身的习惯及特点，抑或是市场所需要的造型等等来塑造“胡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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