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的一個冬夜，我在北京第一次見到於艾平大哥，和女高音歌唱家倪素華、電影導演祁曉野等幾位朋友，擠在彼時他狹窄卻充滿書卷氣的溫馨的小屋裡，談文學、談詩歌、談電影、談人生、談理想……一直談到凌晨，大家才依依不捨地告別。
那年北京的冬天很冷，艾平大哥把我們送下樓，一直送到遠遠的巷子口，站在昏暗的路燈下目送我們離開，高大挺拔的身影一如他送我的詩集《寂寞花兒開》般孤獨，卻又迸發出一種頑強的生命力。
後來，當艾平大哥把這套長篇小說《原諒，但不能忘記》（以下簡稱《原諒》）送給我的時候，我才真正地讀懂了那個在寒夜的路燈下孤獨而頑強的身影。
我在一種閱讀衝動下痛快答應給艾平大哥寫一個書評，卻遲遲無法動筆。因為閱讀過程實在是太艱難了，一次次地拿起，一次次地放下。並非文字艱澀，也非結構繁複，相反全書文字曉暢生動，結構清晰分明。每每阻斷我閱讀的是，小說中痛徹心扉的經歷，匪夷所思的殘酷，以及深不見底的沉重。這些都讓我本以為一路狂奔的閱讀變得步履蹣跚。
讀這部書需要巨大的勇氣，這並不單指它煌煌四大卷的龐然體量，也不單指它縱達十多年、橫跨數千裡的時空維度，而是它給閱讀者帶來的直撞心門有如原子裂變的一輪又一輪震撼。
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這應該是描寫十年文革最直接、最全面、最真實的一部小說。
說它最直接，是因為很多小說都是以文革為背景，文革僅僅成為故事或人物需要時隨時拿來陪襯的佈景和道具，而在《原諒》中文革是它的全部，文革是前景，是所有人物活動的舞臺，抽離了這個舞臺，整個故事將無以立足。相反人物和故事，倒成了文革舞臺的演員，他們主動或被動地成為這個舞臺的傀儡，有的扮演自己，更多的扮演別人，即使那些扮演自己的演的也是別人希望的自己。
說它最全面，是因為以往的文革題材作品，大多是片段式、小場景，反映的也是某地、某領域、某階層的局部呈現，而《原諒》雖然通過一個少年之眼、一個普通家庭的幻滅反映文革，但書中涉獵社會層面之廣、地域之大都超過其他，在作者筆下，一個瘋狂的漩渦中的各色人等都被曝光在歷史顯微鏡下，並且第一次呈現了一個陌生化的“盲流群落”，這些大時代裡的小人物，涵蓋三教九流，他們雖然被主流社會所忽略，但他們對成長中的少年給予了最初的人性溫暖。
說它最真實，是因為《原諒》雖然用了小說體裁，通篇大量文學性的描寫，但字裡行間充滿著寫實主義的氛圍，甚至作者也不諱言它的自傳性，書裡的每一個字，乃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讓你覺出它的真實，真實的像歷史。但在我看來，這本小說真實的力量實在是超過了歷史，比目前很多道貌盎然地陳列在歷史書架上的歷史書更接近歷史真相。這無意中印證了英國曆史學家卡萊爾的一句話：“歷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說都是真的，除了名字”。
在讀這部小說的時候，我的腦海裡不斷閃回著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同樣的兩個古老而苦難的民族，經歷了相似的兩個野蠻的時代。當索爾仁尼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他曾說過：“在死亡到來之前，無人會被寬恕。”索爾仁尼琴在前蘇聯的集中營裡承受過常人無法想象的折磨，他至死都不原諒那些無法抹去的暴行，儘管他是虔誠的基督徒。但少年於艾平在“特殊的監獄裡”的遭遇，絲毫都不遜於“古拉格群島”，但《原諒》中投射出的那些歷盡磨難的人性光輝，卻超越了憎恨、仇怨，作者選擇了“原諒，但不能忘記”的終極立場，是他在那些令人痛苦的經歷之後，悟出的更高的人生境界，人性在經過超越極限地摧殘後，惡的更惡，善的更善。遺憾的是，前蘇聯尚能從那段罪惡的歷史中走出來，他們給予了索爾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島》以應有的尊重，而在我們的土地上，於艾平先生和他的《原諒》卻遠遠沒有得到廣泛的關注。
文革離開我們半個多世紀了，雖然早已有過官方的結論，但對文革的反思卻依然沒有達到必須的高度，以至於當今的年輕人已經不知文革為何物，很多狂熱的年輕人甚至時時渴望再來一次文革，希望在這種瘋狂地洗牌中得到某種新的公平，這種可怕的思維比文革本身更危險。從這個意義上，《原諒》具有強烈的預警性，當我們在於艾平的文字中重新回到那個人妖顛倒的年代，再次體驗那些人性被虐殺、人格被踐踏的荒誕，我們完全找不到那種曾經自欺欺人的“噩夢醒來是早晨”的虛假安慰，有的只是對極權主義的恐懼和痛恨，有的只是對文革包裝的拒絕和排斥。
小說從一個溫馨的場景開始，少年於艾平參加中考，本來即將展開一段明媚的人生，不料一夜之間，一切秩序被打碎，身為糖廠副廠長的父親被打成走資派，糖廠子弟學校黨支部書記的母親也成為反動家屬，災難並不止於成人，13歲的小學生也成為現行反革命，遭到了不亞於父母的對待，少年於艾平被關押、毆打、流放。剛烈的父親不甘受辱，懸樑自盡而亡，卻被汙之以“自絕於人民”的對抗改造，母親忍辱負重地咬牙撫養兄弟姐妹。天堂與地獄之間有時只差一步，一個本該快樂、陽光的少年時光，從此蒙上厚重的陰影。在那個“血統論”橫行的年代，“老子反動兒混蛋”的邏輯通行無礙，從品學兼優的學生一下成為“狗崽子”的少年艾平，幾乎迅速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但生活仍然有其自身的偉大，已經被逼入絕境的少年，在逐漸被邊緣化的境遇中選擇了逃離，在被迫的逃離中竟然意外找到了另一片天地，在少年逃離學校、逃離糖廠、逃離熟悉的一切之後，他逃到了大荒原、大雪野，找到一個亦真亦幻的世界，那裡有江神廟、山東屯，有榆樹崴子、地窨子，那裡生存環境險惡，但那裡卻有不正常社會所缺乏的正常的人倫，抱團取暖成為那一群社會底層群落唯一的生存方式，他們遠離政治紛擾，像老鼠一樣地偷生，但他們卻免於在政治漩渦中的恐懼，這是一種令人心酸的平和生活。極度的物質貧乏和居無定所的動盪，並沒有摧垮他們，反而喚醒他們沉睡著的生命力。老頭魚、狗剩子、病叔、漂姐、妮兒、豆芽等等，他們來自於不同的背景，層次雜亂，但相同的遭際讓他們的命運軌跡相交，在相交的一剎那，他們便渾然一體，成為“不打不相識”的一群。這個自組的小社會，像武俠世界的“丐幫”，雖然地位卑微，但人格並不卑汙，他們有自己的法度和規則，當妮兒被大下巴強姦之後，以老絕戶為首的一批江湖好漢經過協商，處死了大下巴，他們本已是弱者，但他們對更弱的婦女、兒童仍然有他們的悲憫和保護，道義和公正並不缺席。
在這樣的環境中，少年艾平成長了，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和處事哲學。他身邊不乏美好的人物，那個知識分子的病叔，雖然身體羸弱，但不捨晝夜地蒐集、記錄民謠民歌；那個被主流社會拋棄的妮兒，用自己的舞蹈讓他們擁有著自己的娛樂。
但於艾平曾經擁有的這個難得的童話般的小社會，仍然沒有抵禦住主流社會的衝擊，他們在“掃盲隊”的狂轟濫炸下，被驅離、拘捕，四散而逃，具有反諷意味的是，以文明為名義的掃蕩，最終掃蕩的是最後一絲文明，和這些表面野蠻的人相比，誰更接近文明，似乎每個讀者都有自己的判斷。正如以“文化大革命”為標誌的運動，最終實施的是對文化的徹底泯滅。這種大悲劇，正值得今天的人反覆思考。
《原諒》給當下陷入物慾至上的溫柔陷阱中的人們，帶來了太多需要重新審視的觀念。
這部厚重的大書，不僅僅是於艾平一個人的心靈史和成長史，它是一個時代的輓歌，它告訴每一個人，忘記那段歷史就意味著背叛。
如果今天的人們能夠靜下心來，翻開這本書，從每一頁的煙塵裡都一定會打撈出珍貴的歷史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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