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 人間煙火」
記者 | 宋詩婷
“我是一九二零年生的。三月五日。按陰曆算，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元宵節。這是一個吉祥的日子。”汪曾祺在《自報家門》裡寫自己的出生。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
在中國，很少有作家像汪曾祺一樣，以小說、散文、詩歌等多種文體，400多萬字，窮盡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僅以作品完成了自我和家鄉的書寫。
從民國時的高郵，到戰亂時的西南聯大，到失意的上海、被放逐的張家口，再到新時代的北京。他寫故鄉的水和寺廟，大街上的手藝人，寫西南聯大時期苦中作樂的生活。戲曲要談，花鳥魚蟲要談。寫作是個嚴肅的話題，當然也要談。
高郵整個城市向東發展，汪曾祺從小生活的東大街附近屬老城區邊緣，近些年街貌變化不大。圖為東大街附近的街道。| 張雷 攝
汪曾祺一生沒有一部長篇小說，有的只是寫意的故事，和零零碎碎糾纏於生活細枝末節的眾多散文小品。在反思“文革”的八十年代，他寫出了《受戒》《異秉》這樣風俗畫式的清淡作品，美學毋庸置疑，但敘事能力和思想性的評論標準曾限制了他在文學史中的地位。
他對此早有自知之明：“寫不出來大作品，寫不出來有分量、有氣魄、雄辯、華麗的論文，這是我的氣質所決定的。”自我剖析時，汪曾祺一定不會想到，在去世多年之後，他的這份“小”反而成了某種時代情緒，緊緊地抓住了當下讀者的目光。
西南聯大期間，與同學朱德熙（右）、李榮（左）合影。
《汪曾祺年譜》的作者徐強提供了一組數據。在汪曾祺逝世後的前15年間，基於他作品的各類出版物粗略估算不過五六十種，但到了201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小說卷主編之一李建新統計到200多種。
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著中，早期汪曾祺通常只被列入“京派”、“鄉土文學”或其他文學體系下的一個案例做簡單敘述，甚至不做單獨介紹。但在晚近以來較有影響的史著中，他幾乎都有一席之地，而且所佔篇幅越來越大。
比如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在’新時期’部分用專節分析了40部左右作品，其中就包括《受戒》，陳思和把它視作’新時期’文壇呈現民族風土和精神生活的代表作。”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洪子誠2010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裡，汪曾祺是小說部分少數幾個被單獨列出的“新時期”作家，洪子誠稱其是“為數不多難以歸類的作家之一”。
《受戒》中的庵趙莊，少年汪曾祺曾隨家人到此躲避戰亂。| 張雷 攝
學術界和出版界在“重新發現汪曾祺”，大眾讀者也真正開始關注汪曾祺，儘管這種關注常常是從“誤讀”開始的。
博客、微博剛興起的那幾年，汪家兄妹常覺得困惑，好些粘稠、溫吞的“雞湯”句子被冠上“汪曾祺語錄”的名頭，在網絡上到處流傳。“很多一看就不是父親寫的。”汪朗說。但恰恰是這種“誤讀”和不太加以限制的質量不一的出版物，反而讓汪曾祺在更大的人群中有了認知度。
學者季紅真卻認為，與其說是出版物和“誤讀”幫助了汪曾祺的傳播，不如說是他的作品和個性契合了“時代情緒”。
她以蕭紅的兩部作品隨時間而評價轉向來比照，“在作品剛剛面世時，《生死場》的評價和受歡迎程度要高於《呼蘭河傳》，因為前者講民族反抗，契合當時的歷史情緒。後來受八十年代啟蒙思潮影響，批判性更強的《呼蘭河傳》評價更高，其中對於鄉土、民俗的呈現更讓當時的讀者共情。到了九十年代後，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民族自信起來了，《生死場》又開始受歡迎，一部作品的命運與時代情緒息息相關。”
汪曾祺與夫人施松卿（攝於1948年）
“文革”之後，汪曾祺重新拿起筆，開始了他新時期的創作。1980年，好友林斤瀾將汪曾祺的短篇小說《異秉》推薦給南京的文學雜誌《雨花》。稿件一去兩三個月，毫無迴音。後來才知道，在編輯會上，稿件沒有通過。因為有的編輯認為，“如果發表這個稿子，好像我們沒有小說好發了”。小說實際發表，在《受戒》之後。
晚三個月寫成的《受戒》時運稍好。在完稿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它都是一份“地下讀物”，只在汪曾祺供職的北京京劇團內部和少數朋友間傳閱。“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儘管汪曾祺內心這樣認為，但他與所有剛剛重獲自由的知識分子一樣噤若寒蟬，不認為“一個小和尚談戀愛的故事”能被主流所接受。
當時《北京文學》的實際負責人李清泉當然能嗅到風險，但還是主張刊發這篇小說。安全起見，那期《北京文學》還在雜誌末尾發了一篇《編余漫話》，文章東拉西扯了幾件事，但核心要義是為《受戒》背書。
“我們爭取儘可能高的思想性，當然我們也就積極主張文學的教育作用。這一點我們希望取得作者的有力配合。但除此之外，我們也還贊同文學的美感作用和認識作用。緣於此，我們在較寬的範圍內選發了某些作品。很可能會受到指斥，有的作者自己也說，發表它是需要膽量的。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文學和膽量問題結合得這樣緊，常常是用膽大和膽小來進行評價，這是不利於正確闡明問題的。”
小說《受戒》中所寫的菩提寺（又名慧園庵）已經不在，後智隆和尚在原址重建寺廟。圖為智隆和尚。| 張雷 攝
從《受戒》和《異秉》的發表就能看出，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暢銷的八十年代，他並非一個主流作家。正如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孫鬱評價：“汪曾祺和主流話語是不一樣的，他啟用了另一套進入日常生活的話語體系。當時，他的文字把高大上的話語、虛假的文學拉回到日常生活。那種日常是散淡的，甚至弱小的，其中有中國傳統文人人脈裡精善秀雅的東西，這些把宏大的東西顛覆了，解構了。它不是主流，可能只是一棵不高的小樹苗，但它讓人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有一些學者和讀者意識到這種作品的價值，但聲勢不大，所以當時汪曾祺沒有大紅大紫，即便在讀者眾多的今天，他依然是相對邊緣的。”
這種“邊緣”是如何在當下語境中被重新發現的？
在這組封面報道中，我們回溯汪曾祺的經歷，家學、現代教育，西南聯大時期的現代主義影響和新時期與“民間”文化的親近入手，探討這位生於新舊交替時期的作家如何將古今、中西打通，讓傳統在當下重新煥發生命力。
汪曾祺繪畫作品
作家賈行家在《順水來的隨水而去》中寫到：“生活是前後延續、彼此關切的，人們曾失去過這層聯繫，導致失去了生活本身。它的方向只能向前，然而理解要在回溯中產生。當我們想靠轉達某一個故事來講中國人的活法時，可選的已經不多了。我試過，要給孩子講從前人的活法，除了古人的故事，便是汪曾祺的故事。各類觀念夾纏在一起時，文化比社會長久，活法比說法要緊，美比道德實在。”
記者黑麥在汪曾祺的美食“小品”中找到了作家體察生活的方式：“1949年後的北京，有些破敗，舊社會沿襲下來的走街吆喝聲，穿插於衚衕和街道，‘哎——蘿蔔，賽梨來——辣來換……’ 聲音高亮打遠，推著自行車駐足街上的汪曾祺，盯著小買賣人，看著他一個個熟練地切開脆生生的蘿蔔，露出鮮紅，不禁想到北京人對它的別稱——心裡美。在東單三條住了一陣，汪曾祺似乎從這個樸素的城市中感到了一種荒蕪，清末文人筆下的古都，已經被革命的雲煙沖淡，詩意蕩然無存，在瑣事與焦躁的生活場景裡，他從大白菜、水蘿蔔中，嗅到這城中僅有的從容。這是一個正在褪色的城市，灰頭土臉的居民，在紅牆周圍，隨著城市，慢慢地開裂，露出鮮紅，像這心裡美蘿蔔一樣，構成新的北京。”
汪曾祺“家宴”。在汪曾祺的散文中，“美食”佔了很大比重。
艾江濤從同時期的三位風格相近的作家，汪曾祺、孫犁、張中行入手，探討這支“主流外的文脈”：“80年代，是一個國門初開、各種文學思潮異常活躍的時期。那時，幾個已入晚年的作家，卻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諸過去的人事，接續著那個久已斷絕的文脈傳統。”
在汪曾祺的個人創作之外，職務性的戲劇創作也是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樣板戲”《沙家浜》是汪曾祺個人創作之外，最被大眾認知的戲劇創作。從他的戲劇創作經驗中，能夠看到作家對傳統藝術的認知，以及特定政治環境對他個人和創作觀念的影響。
蒲實在《無為的抒情：》中，以代表作《受戒》剖析汪曾祺的抒情風格：“文學評論家王德威寫道，抒情是觸摸現代中國歷史危機和情感結構的脈絡。縱然有‘奧斯維辛大屠殺後，寫詩是殘酷的’，實則早在17世紀，黃宗羲已提出‘史亡而後詩作’。‘抒情’是感性的表達，也是觀念的思索，響應歷史情境，也指向行為尺度。它提供了離亂浮生的複雜選項：唯我還是奉獻，真情還是實意，救贖還是背叛，沉默還是犧牲……究其極，‘抒情必須自我質疑在這一時代存在或消失的因由’。
汪曾祺選擇讓抒情退出政治和理念，不再作為試圖改造歷史的工具，重新迴歸日常生活，找回它原本的靈動，美與真實，並因這種美使日常不至跌入庸常。”季紅真曾評價汪曾祺，說他是“文化史的寵兒”。“文化史”不僅包含汪曾祺所經歷的新舊交替的時代，同樣包含當下對於汪曾祺的重新發現。這份“發現”裡有對美、人情和現代性的追求，也有斷裂傳統與過去的神傷。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閱讀汪曾祺，何嘗不是在閱讀我們所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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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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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發現汪曾祺（宋詩婷）
- 孫鬱：汪曾祺正在被經典化的路上（宋詩婷）
- 80年代，主流外的文脈（艾江濤）
- 時代的小菜（黑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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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三聯生活週刊》#封面大使#是當代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安憶。20世紀80年代，汪曾祺開拓了主流之外的中國小說風格，推動了後來的文學創作。他的推動正在於“將文學還給文學，將生活還給日常生活”。他的作品清新而自然，風格頗似名士派，但與老師沈從文相比，“世俗性還要更強一些”，不過在王安憶看來，兩者還是不好比較，因為“好的作家不是唯一的”。
點擊上圖，聽王安憶聊聊汪曾祺的創作和“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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