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的戰略意識與定位在近代化與社會轉型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其能否接納邊緣意識又是其戰略轉變的關鍵因素。但帝國的決策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遙遠距離及決策中心的強固官僚結構，又在在阻礙著帝國政治變動的可能，邊緣力量要想改變帝國的最終決策，需要突破的制度障礙與意識形態關卡幾乎是無窮無盡、關山重重。
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
這段話出自法國學者朗索瓦·德勃雷《海外華人》一書，據說是鄭和對仁宗朱高熾要求保留船隊時說的話。德勃雷在引用這段話時表示，早在國際海權意識興起之前，明代大航海家鄭和就已經具有清晰的海權意識了。儘管國內的鄭和研究專家如鄭一均（見其《論鄭和下西洋》）等並未確證這段話，也未找到文獻出處，但卻做了某種曲折的解讀。他認為，如果考慮鄭和的穆斯林血統及其文化背景，這種早發的海洋意識完全是可能的，因為，在明以前的全球史中，伊斯蘭世界始終是東西文化的中介，是海上與陸路貿易的主要代理人，鄭和所表達的，只不過是穆斯林世界最基本的國際理論。
同時，鄭和所生活的泉州，自宋元以來本就是一個國際性大都市，泉州、廣州等沿海城市又曾是穆斯林族群的聚集中心（其實在唐之前，波斯等海商就大規模移居泉州、廣州等地，至唐末黃巢攻陷廣州時已經發展成巨大的獨立社區，史籍有“五世蕃客”、“土生蕃客”記載）。何況閩、浙、廣沿海民眾，本來就具有耕海為田、靠海為生的傳統，自然具有強烈的海洋意識，儘管海權觀念是近代以來的產物。
隆慶開關後的福建月港
不過，這些話題背後，多少蘊含著某種對邊緣意識的強調。畢竟，無論是作為穆斯林的鄭和，還是作為沿海的閩廣，都是處在帝國的邊緣——地理的與文化的——但其對歷史的影響究竟有多大，還是需要放在帝國的整體背景中進行考量才是。
鄭和檔案的命運
儘管從歷史事實看，鄭和的遠航算得上壯舉，但其行蹤在歷史敘事中卻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說，鄭和下西洋的宏大歷史敘事，乃是20世紀30年代民族主義史學興起之後的“發現”與“重寫”，且首先是從伯希和等西人的“啟蒙”中引入的（此處不詳說）。
清初編纂的《明史·鄭和傳》，將鄭和下西洋次數且錯記成六次，但這個錯誤並非明史編纂者的錯，而是自《明實錄》承襲而來。奇怪的是，作為明朝官方文件的《實錄》，對於鄭和下西洋的記載也是不完整的，《成祖實錄》和《宣宗實錄》中的記載也是六次，七次遠航的確認已經是1935、1936年代的史學成就了。
錯誤的緣起在鄭和檔案的“遺失”，或者說被銷燬。
明英宗初繼位時，打算再度派人步鄭和後塵遠航西洋，遭到朝中大臣阻攔，不了了之。成化年間，明憲宗重提下西洋事，再次遭到大臣的抵制。《殊域周咨錄》載：憲宗下詔索要《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官吏入庫檢索鄭和舊案，遍找不到，據說是被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起來了。項忠鞭笞下屬，命令他繼續入庫翻檢，在檔案庫中整整找了三日，“終莫能得”。
等到御史們上書阻止時，項忠詰問府庫官吏：“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劉大夏在旁回答：“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
《鄭和航海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第一頁
鄭和出使水程案卷包括許多下西洋的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的編制、航海日誌、賬目、航海圖等等，這些在當時就已經找不到了，大多數史家認為是被劉大夏燒燬，不過也有一些研究者認為，遲至萬曆末年（1620年）兵部仍存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比如流傳至今的《鄭和航海圖》就收錄在茅元儀的《武備志》中，茅生於萬曆崇禎年間，其祖父茅坤是一位軍事家，曾參佐胡宗憲戎幕，出任過兵部官員，且參編過《籌海圖編》，茅元儀的資料可能出自他祖父，因此，或許茅坤曾接觸過鄭和航海水程等檔案）。
但無論是銷燬還是私藏，鄭和檔案的命運都足以說明問題：鄭和的影響被遏制，朗索瓦·德勃雷提及的“海權意識”如果真的曾經有過，也是被帝國官僚們徹底邊緣化了。
“鄭氏海洋帝國”的崛起
鄭和以穆斯林的邊緣身份成功打入決策中心，從而部分影響過大明帝國的歷史進程，晚明時期的鄭氏海洋霸權則是走了另一條影響帝國決策的路徑，雖然同樣是以失敗告終。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鄭芝龍，還有一個洋文名字叫Nichoias Iquan，尼古拉·一官。
儘管鄭芝龍出生於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鄉，但他到處漂泊，與葡萄牙人接觸之後信奉天主教，取了教名賈斯帕，另名尼古拉，因此西洋人都稱他尼古拉·一官。但他也是發跡於日本平戶，娶妻平戶藩家臣田川七左衛門之女田川松，因此，其子鄭成功（歸順明廷後改姓朱，稱國姓爺）至少有一半日本血統。由此，可以說，鄭氏家族屬於“國際化”家族，或者按李伯重的說法是“國際浪人”，一個典型的“邊緣”家族。
鄭氏家族的海洋意識，可以從流傳下來的鄭芝龍航海圖（即前面提及的“塞爾登中國地圖”，考古學家林梅村認為它即是早已失傳了的鄭芝龍航海圖，參見林梅村《觀滄海》一書）管中窺豹。
荷蘭人所制海圖，主要描寫鄭芝龍的海上貿易圖。
這幅圖展示了鄭氏海上貿易的範圍，也可以說是其勢力範圍。地圖標識的一條航線是泉州——古裡——忽魯謨斯（今伊朗霍爾木茲島）——阿丹。圖中並標出具體的“針路”（即航線），由古裡轉向波斯灣、阿拉伯半島的航線則用註記說明。
《航海圖》注有地名500多處，在這些地名中，外國地名有300多個，多為馬來半島、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沿岸地名，一些無名的偏僻處，還註明“有人家”字樣，應該說，這些地方都是鄭芝龍家族船隊實地所到過的。
從大明帝國視角看，鄭芝龍海商家族是南海地區最大的“海盜”集團，無疑是帝國的敵體，是其對外政策的破壞者與反對者。但官員們卻敏銳地發現，鄭芝龍並非單純的海盜，而是有著更大的意圖，曹履泰《靖海紀略》說他“假仁假義，所過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其行事更為可慮耳”（“報水”是指其勒索富民以助餉，即所謂劫富濟貧）。《嘉宗實錄》還有記載說：“遇諸生則饋以贐，遇貧民則給錢”，顯然，官員們是明白其意圖的。所以，這些官員們發出警報，說“芝龍初起時，也不過數十船耳，至丙寅而一百二十隻，丁卯，遂有七百，今諸種賊計之，船且千矣。”其迅速坐大的實力令大明王朝震驚，崇禎繼位後，下令兵部與福建巡撫招撫，也是出於其勢力已經不可忽視。
顯然，接受招安其實正是鄭芝龍意圖所在，所以一旦崇禎有意，鄭芝龍就十分乖巧地做出回應，所謂一拍即合。儘管一些維護其形象的歷史學家，更願意相信他是為了救濟災民而與明廷妥協，說是“甘心委屈就撫”（方豪提出接受“招安”乃出於拯救閩南災荒），但如果考慮到鄭芝龍祖上曾為泉州府庫吏，考慮到其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競爭，以及與其他海商的衝突，或許可以說，鄭芝龍“假仁假義”的舉措中，本來就設下了這樣的伏筆，何況這也是中國式政治的基本特色，所謂“不做土匪不為官”之類。
此後鄭芝龍擁有亦官亦商亦盜的多重身份，以及由此身份獲得的權勢，其能與國內國際各方力量合作，多少得益於此舉。其貿易伙伴涉及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日本、荷蘭人以及眾多的穆斯林海商。1633年的料羅灣大戰中，他擊敗當時歐洲最威猛的荷蘭艦隊，控制檯北基地，從而建立了橫跨東海、南海的強大海洋霸權，成為17世紀世界上最強悍的海商集團。
假如閩廣入主中央？
華僑史家王賡武由此提出一個話題：假如閩廣海商能夠入主中央，直接主導明清帝國的國家決策，中華帝國此後的命運或將完全改觀。
歷史學稱這樣的話題為“反條件歷史假說”，某種專門關注“未曾發生過的歷史”的史學。歷史學之工作本意在研究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何以這些歷史學家們總是無法忘懷“未曾發生過的歷史”呢？其實，這樣的提問，一方面出自魯迅式的哀其不幸的焦慮，另一方面也是在反思歷史，對帝國決策機制進行拷問：何以海洋意識不能成為中華帝國的主導戰略？中國的近代轉型究竟面對著什麼樣的障礙，以至於如此困難重重？
臺灣博物館館藏《鄭成功和鄭芝龍之畫像》
不過話說回來，這些邊緣力量多少是影響過帝國決策的，甚至，可以說它本身就是帝國戰略的組成部分。 一般史家僅僅注意到鄭和遠航所追求的“揚聲威於四夷”這一大事張揚的目標，但民國史家向達先生卻早就指出過，鄭和遠航還承擔著帝國對伊斯蘭力量擴張的警惕以及某種戰略安排：瞭解其在印度洋領域內的滲透狀況並最終決定帝國在西北的攻守——鄭和遠航只是這盤大棋中的某個看似閒子的局部運籌。因此，當局勢改變時，鄭和的使命也就終結了。
就晚明的鄭氏海商集團而言，其實他們也曾影響過帝國整體戰略。“招安”本來就是傳統政治中邊緣力量進入帝國核心的某種制度性設計，通過這一路徑，鄭芝龍進入體制，且官位直線上升，由副總兵而總兵，而南安伯、而平虜侯、而平國公。處於邊緣的海商力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與控海權力，其對帝國的戰略決策，至少在晚明，尤其是在明清易代之際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這種起自邊緣的力量並未從根本上推進中國的近代轉型，這是為什麼？我們要追索的核心問題，應在這裡。
其實，王賡武先生自己至少是提供了某種答案的。
他指出，鄭氏家族三代人能夠掌控一個世界性的海上霸權，其歷史條件有三：
其一，是中央帝國本身的衰弱，從而，其對海上的關注與管控能力減弱；其二，是地緣格局中不存在更大的挑戰力量，比如日本德川幕府當時因其封閉而退出競爭，不構成真正的對手；其三，是荷蘭與西班牙之間的激烈競爭造成了可資操縱的空間，鄭氏家族得以在其間施展拳腳，並通過他們建立了與歐洲大陸之間的商貿往來。這一觀察，有些像前文“遠東轉向”中提及的那種權力真空，邊緣力量大約只是某種暫時性的替代，算不得帝國的長期決策。因此，似乎也就沒有真正回答王賡武自己的話題。
不過再進一步深挖，這一問題則會更加明晰。在鄭芝龍進入帝國體制後，由其主導的海洋戰略與大明帝國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在他“芟除夷寇”、“剿平諸盜”的戰略指導下，鄭氏以八年時間逐一剿平當時的中國“海盜”，李魁奇集團（與鄭芝龍一起被招安）、楊六、楊七集團（原鄭芝龍同夥）、褚綵老集團、鍾斌集團、劉香海集團（剿滅劉海香集團的戰爭十分酷烈，史籍有“此誠東南血戰第一奇捷”的記載），福建、廣東沿海的海盜，這些曾經與鄭芝龍一起戰鬥、合作過，這些與鄭芝龍曾經一樣是海商兼海盜的集團，由此一一覆滅。鄭芝龍此舉，表面看，不過是履行其加盟帝國體制的承諾（或者稱之為投名狀），但實質上還是在履行帝國的海洋戰略。
唯一的差別是，“主權”由帝國轉移至鄭氏家族之手，故，雖然他贏得了“從此海波不揚，瀕海百萬生靈得以安居樂業”（《崇禎長編》）的美譽，但也有說法稱其“擁重兵專制海濱”，“上至臺、溫、吳淞、下迨潮、廣，近海州郡皆報水如故”，（《明季北略》等，參見鄭廣南《中國海盜史》）。邊緣力量入駐帝國權力框架，改變的僅僅是以家族獨裁替代國家壟斷，原來多少共有的海權成為鄭氏家族的私人獨佔，戰爭仍舊是其主要手段。
西方的舉措及其認知
前文說及荷蘭人為從事遠東貿易，於1601年組建聯合東印度公司。1605年荷蘭艦隊司令瓊治（Matelieff de Jonge）率領11艘艦隻抵達東方，帶來致中國皇帝的信，請求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但失敗了；此後1608、1609、1617年，東印度公司多次下達開闢對華貿易命令，均以失敗告終。因此，公司認為需要以武力叩擊中國的大門，以便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向決策中心傳達信息，以獲得貿易機會（如果考慮到葡萄牙人進入中國的悲劇性遭遇，荷蘭人的這一決策也就能夠理解了）。荷蘭檔案記載：
據我們所知，對中國人來說，通過友好的請求，我們不但不能獲得貿易許可，而且他們將不予以理會，我們根本無法向中國大官提出請求。對此，我們下令，為節省時間，一旦中國人不做出任何反應，我們不能獲得與中國貿易，則訴諸武力，直到消息傳到中國皇帝那裡，然後，他將會派人到中國沿海查詢我們是什麼人以及我們有何要求。
為使信息達到帝國的“中心”，荷蘭人的決策是：“需要在整個中國沿海地區盡力製造麻煩，給中國人以種種限制，從而找到適當的解決辦法。”當然，這種“海盜式”的行徑，在大明帝國官僚的眼中，絕不僅僅是在傳達信息，簡直是對天朝上國的挑釁。於是，本來就不時劫掠荷蘭船隊的鄭芝龍，這下便以國家的名義，於1633年對荷蘭人發動料羅灣大戰，重創荷蘭艦隻，荷蘭人被迫每年向其繳納12萬法郎的保護費，才得以航行中國海域。1661-1668年的熱蘭遮戰役更是將荷蘭人逐出臺灣，控制了南海海權，規定“凡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艦例入二千金”。鄭氏家族不僅迫使西方各國海商“皆飛黃旗號”（飛黃旗號是鄭氏海商的標誌），且坐收保護費，其手段與帝國的朝貢貿易有過之而無不及。
荷蘭東印度公司大樓在阿姆斯特丹的總部（現為阿姆斯特丹大學校舍）
由鄭氏開創的這種中西交往模式，並未改變中華帝國對外交往傳統，而是以更粗暴的方式強化了這一傳統。從此後的全球化歷史進程看，這種模式與近代國家轉型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王賡武先生以“沒有帝國的海商”為標題表達了一個假說：福建等沿海區域有著強烈的海權意識與深厚的海洋文化，但帝國並未為這些邊緣群體提供保障，中華帝國在與西方世界的競逐中因而喪失海權，處處被動。西方學界似乎也關注到了這一點，世界體系論者沃倫斯坦認為，中華帝國在海權上的失誤，主要原因在其集中化的決策機制，無法將海商等邊緣意識納入核心決策之中。綜合以上所述，這樣的認知其實是難以對症的。
沃倫斯坦還提出過進一步的說法：15世紀的歐洲和中國在一些基本點上沒有有重大差別，人口、面積、技術狀況（農業技術和航海工藝），即使存在著某些差別，也很難解釋下一個世紀的世界大分流。造成這種大分流的原因在於，中華帝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被集中化了，帝國關心的首要問題是維持“天下”秩序，帝國體系“否認國家才是變革的槓桿。”
沃倫斯坦如馬克思一樣，強調國家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馬克思在分析印度與中國無法實現變革的根源時提出，“因為在這裡直接的政治權力沒有給予幫助”），或許觸及到某種實質性癥結。確實，國家的戰略意識與定位在近代化與社會轉型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其能否接納邊緣意識又是其戰略轉變的關鍵因素。但帝國的決策中心與邊緣之間的遙遠距離及決策中心的強固官僚結構，又在在阻礙著帝國政治變動的可能，邊緣力量要想改變帝國的最終決策，需要突破的制度障礙與意識形態關卡幾乎是無窮無盡、關山重重。
這些尋求貿易機會的西方人在中國所面對的困境，其實也正是中華帝國體制的內在困境。由此，中華帝國的近代轉型就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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