恥辱的甲午戰爭，悲哀不可名狀，日本不許清朝自稱「中華」！

恥辱的甲午，日本不許清朝自稱"中華"！

中國屈辱的開端

國家衝突，既是刀兵之鬥、制度之抗，也是思想之戰、語言之爭，筆桿子和槍桿子一樣，都是銳利武器。 甲午戰爭，日本不僅在軍事上，也在外交、思想、輿論等全方面進行"總體戰"、"超限戰"，尤其不遺餘力地塑造國家形象，精心裝扮，巧妙公關，咄咄逼人，與顢頇的中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滿清豈可稱中華 1871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過程中出現很有意思的插曲：日本代表團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談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頓。 日本方面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這樣的要求，被中國代表力拒："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雙方陷入僵局。後經李鴻章親自出面，與日本欽差全權大臣伊達宗城約定："漢文約內則書中國日本，和文約內則書大日本、大清"。這在表面看是雙方各讓一步，實際上是中國從慣例上讓步了。

但日本代表團在謄正時，在其所持漢文本內，依舊用"大清"而非"中國"，導致中國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日本方面辯稱，其漢文本中的"大清"是和文譯文，"不必與貴國正本漢文並視而論"。李鴻章息事寧人，未再堅持。 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這成為他們戰時在東亞進行國家形象塑造的基調。

其實清朝將士也是奮勇抗戰的

文明對野蠻的"宗教戰爭" 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發表《日清戰爭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認為日本是以"世界文明的進步為目的"，因此這場戰爭"不是人與人、國與國之戰，而是一場宗教戰爭"。福澤諭吉早在1881年就提出，"今以西方諸國威迫我東洋之勢，無異於火之蔓延。然而東洋諸國，特別是與我毗鄰的中國、朝鮮等反應遲鈍，不能抵擋其威迫之勢，猶如木板房子不堪火勢。故以我日本的武力援之，不單是為了他國，也是為了我自己，這一點可想而知。以武力保護他們，以文明開化他們，必須使他們效仿我國，迅速輸入近代文明。" 與福澤諭吉相同，日本另一啟蒙思想家植村正久提出"要把日清戰爭作為精神問題"，認為"日清戰爭的真正動機，是新舊兩種精神的衝突。為了邁入新文明，日本即使在流血，也要揚眉吐氣地向天地神明告白我們的國策。" 而即使在反戰主義者內村鐧三看來，"決定這場戰爭的正是東方和西方都應該遵循的進步主義，為滿洲的中國政府所代表的退步的精神，難道還應該指揮全體東方嗎？" 曾號召"以平等為堡壘、以自由為槍炮"的平民主義代表人物德富蘇峰，聲稱甲午戰爭的國際意義在於"予世界上的頑迷主義者一大打擊，將文明之恩典注入野蠻社會"。 另一思想家三宅雪嶺則主張"日本人應該發揮優異的特性，以彌補白人的缺陷，承擔起引導人類進入極真、極善、極美的圓滿幸福的世界的任務"。 在這樣的自我道德拔高和掩飾下，日本給自己賦予了亞洲解放者和文明傳播者的光彩外衣。在日本明治天皇的對華宣戰詔書中，就有　"求文明之化於平和之治"這樣的"導語"，立論上遠比光緒皇帝的宣戰詔書要堂皇高遠得多。這種自我認知，已經成為日本人歷史觀的主流，即使二戰結束的一甲子間，日本思想界和政界雖然認為"昭和(特別是前半期)是悲慘汙辱的時代"，但都共同堅信"明治是榮光的時代"，1931年"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之前的日本對外政策偉大、光榮、正確。

聘用西方媒體顧問 作為日本明治維新後第一場對外戰爭，甲午戰爭成為日本邁入"文明國"行列的肇始。 戰爭前，為了拖延從朝鮮撤軍，日本提出將改革朝鮮內政作為前提條件，並邀請中方參與這一改革。在遭到中方拒絕後，日本隨即向中國發出"絕交書"，指責中國的不合作態度加劇了局勢的惡化，日本政府對因此可能發生的各種情況"概不負責"。 日本將其提出的朝鮮內政改革案，包裝成進步與落後、文明與愚昧的一場較量，向西方強力推銷。為此，日本秘密聘用了英文版《東京時報》(Tokyo　Times)的美國編輯豪斯（Edward　Howard　House）為其捉刀。58歲的豪斯曾是《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記者，自1870年就在日本生活，深得日本政界和軍界賞識，成為向西方發動宣傳戰的不二人選。 西方對日本的朝鮮改革案大為激賞。《紐約先驅報》認為："（日本）在朝鮮的作為將有利於整個世界，她一旦失敗將令這一隱士之國重回中國野蠻的統治。"《舊金山檢查者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的社論，則指責中國將朝鮮控制得如此死板，令"這個可憐的國家似乎並不存在，她的一千萬人民的任何野心都會被輕輕撣去，這是中國的一個毫無色彩和低能的翻版。" 日本人的公關，贏得了大多數歐美媒體的支持，將其作為進步的象徵，"美國公眾毫無疑問同情日本，一般認為日本代表著亞洲的光明和進步。"（美國《亞特蘭大憲政報》，Atlanta　Constitutions）。美國媒體開始誇耀是自己將日本引進了西方的文明世界，堅稱日本接受和複製的正是美國的體制和理念，將日本稱為"東方美國佬"（Eastern　Yankee）,儘管日本實際上受到英法德等歐洲國家的更大影響。 當時德國社民黨（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主席貝蓓爾(August　Bebel)在議會演說時認為，德國公眾普遍對日本這個小國家敢於挑戰龐大的中國、並不斷贏得勝利而十分欽佩，一些德國報紙已經將日本稱為"東方普魯士"。 美國曆史學家赫蘭德（Douglas　Howland）最近對甲午戰爭的研究也表明，日本被看成"文明國"，而中國依然被看成是"野蠻國"，這在當時是西方社會的普遍觀感，並認為這一觀感至今還影響到世界歷史學界對甲午戰爭的評價。

甲午之後

向西方宣揚亞洲新形象 在日本的國家形象塑造中，除了運用"文明"、"進步"等普世價值觀自我包裝和拔高外，在技巧上對西方媒體採取了主動接納、積極利用的姿態，身段相當柔軟，手腕相當嫻熟。 起初，日本官方、尤其軍方並沒有適應新時代的信息傳播方式。當西方媒體紛紛申請隨軍採訪時，日本軍方秉承傳統習慣，斷然予以拒絕。同時，日本當局試圖加強新聞控制，甚至對美國海軍官兵經由日本發回美國本土的所有信件，實行檢查乃至塗改，這令美國人相當不滿。 戰爭爆發後僅一個月（1894年8月），日本一線外交官換人，哈佛大學畢業的日本外交官慄野慎一郎（Kurino　Shinchiro）出任駐美公使，他推動日本"外宣工作"進行了重大調整，效率大增。 在慄野慎一郎及駐英國兼德國公使青木周藏（前任日本外相）等的推動下，西方記者立即得到了隨軍採訪的許可。德國學者的研究表明，僅從日本出發的記者，就有114名，另還有11名現場速描記者（當時影象主要靠畫師繪製）和4名攝影記者。

為了爭取西方媒體，慄野慎一郎還親自撰稿，並組織日本外交人員以及學者，積極向美國報刊投稿。華盛頓、紐約、舊金山等地的日本外交使團，成為新聞策劃中心。青木周藏也在英國和德國進行了大量的媒體公關。 日本的宣傳攻勢，首重為其國家政策辯護。他們向歐美讀者痛訴中國如何阻撓日本在亞洲推行西方文明的努力，給歐美民眾造成一種強烈的感覺：中國的頑固僵化才是造成危機乃至戰爭的根源。日本學者向美國人解釋說，日本正在努力喚醒千百萬昏睡的中國人的靈魂。 其次，日本大力宣揚中國威脅論，將中國描繪成一個可怕的龐然大物。在日本影響下，一些西方媒體在報道清軍調動時，甚至想當然地形容"中國軍隊人數如同蝗蟲般多"。中國的軍力被大大誇大，美國《春田共和報》（Springfield　Republican）計算說，即使日本人每天殺掉一千名中國人，要殺光中國人也要一千五百年之久。由此，日本將自己包裝成了一個挑戰邪惡的龐大帝國的勇士。在這樣的形象反差下，當日本在軍事上獲得勝利時，西方人的驚詫和敬佩便更為強烈。 英國駐華盛頓公使館的秘書塞西爾（Cecil　Spring-Rice），認為慄野慎一郎的確十分精通"美國式的詭計"，嫻熟地利用美國媒體。在日本的推動下，加上甲午戰爭本身涉及到遠東國際秩序的重大調整，吸引了西方媒體的極大關注，這是第一次來自東方的消息經常佔據報紙的主要版面，各報刊從中日雙方的民族特性、歷史演變及軍事能力，進行了全面報道，中國"副皇"李鴻章和日本將軍們的名字和漫畫形象，在西方一時家喻戶曉。 日本人緊緊抓住西方社會的特點，十分重視對歐美民眾、而不僅僅是官方的公關。1900年，日本政府還將甲午戰爭期間所收到的一百六十一封德國民眾的賀信，結集出版了《在對清戰爭中德國人對日本的祝賀》（Deutsche　Gluchwunsche　an　das　siegreiche　Japan　im　Kriege　gegen　China）一書，以日、德文字發行，成為"公民公關"的成功範例。

日軍侵入我一座城池

中日僑民成為第一形象代言人 中日兩國在歐美的僑民，也自然成為西方媒體關注的對象。尤其僑民人數眾多的美國，報刊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採訪。兩國僑民成為國家形象的第一代言人。 當中國政府對海外僑民的力量不聞不問時，日本駐外使館對當地日僑進行了廣泛的動員。美國各主要城市的日僑組織了愛國聯合會，傳閱戰爭公報，併為戰爭募捐。年輕學生沒有經濟能力，就組織起來進行軍訓，"用美國步槍武裝自己"，隨時準備回國參戰。這些自信的日本人表現出了高度的參與感，"急切地想與見到的每一個美國人探討東亞政治"，他們的"愛國激情"贏得了美國民眾和媒體的讚歎。在美國的部分城市，美國本地人甚至與日本僑民聯合起來，抵制中國商人和中國貨。

海外華人則對祖國的戰爭表現了相當的冷漠。《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1）感慨道，在美華人照常營營役役，每天拜佛圖發財，並沒有人關心遙遠祖國的戰爭。《亞特蘭大憲政報》曾採訪了一個名叫山姆·辛（Sam　Sing）的華人，當被問到這場戰爭對海外華人有什麼影響的時候，他說："沒有任何影響呀，我們一樣忙於洗衣賺錢，不會去參戰。中國皇帝要我們去參戰，我們才不去呢。" 兩國僑民形成的鮮明對比，刺激了美國媒體，他們普遍將中國人視作討厭的"東方黑鬼和猶太人"。美國學者甚至修正了當時最時髦的人種學，這種學說原宣稱中日都是低劣的蒙古人種(Mongol　Race)，日本只是這一劣等人種中最優秀的成分而已。新理論則認為日本的全面西化已經令他們進化成了東方的"盎格魯-薩克遜人"。日本的歷史、文化等，也開始在西方成為普通人關注的話題。

打沉英國商船後的危機公關

在甲午戰爭中，日本遭遇了兩次公關危機。 第一次是在戰爭前夕，日本軍艦在朝鮮海面打沉了運送清軍援兵的英國商船高升號，導致千名中國軍人和歐洲船員死亡。當時中日兩國並未宣戰，高升號由英國船員駕駛，且飄揚著英國國旗。高升號事件引發西方社會譁然，死傷慘重的英國更是群情激奮，軍方要求對日本採取軍事報復。德國在倫敦的觀察員注意到，"此事件給英國報紙大量提供了責難日本的材料。該國報紙不斷建議政府，要求日本對英國國旗施加的橫暴行為，給以賠償。"日本駐英國公使青木周藏則緊急致電日本大本營，報告說倫敦的"所有報紙皆載有此事，並唱反對我國之說"，這對日本精心營造的國家形象是重大打擊。

被海軍的鹵莽行動弄得措手不及的日本政府，實施了一連串的緊急公關行動。在輿論對己相當不利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一是沒有迴避，立即向英國表示，如確係日艦違反公法，則日本政府將給予賠償，先將英國官方穩住，避免事態惡化；二是全面收集情況，包括各種不利消息都在第一時間傳回大本營，以及時掌握真實動態，沒有出現報喜不報憂的情況；三是迅速進行官方調查，對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剪裁，形成了對自己極為有利的調查報告；四是捨得投入，在人力、物力、財力上下功夫，試圖引導和改變英國輿論。日本的外交文件真實地記錄了青木周藏要求追加"特別經費"用於"友好媒體"公關的請示。英國的多名國際法學界泰斗，先後在報紙上為日本辯護，認為日艦擊沉高升號是合理的，責任不在日本方面。

日本的防守反擊策略十分有效。9月份大東溝海戰後，日本就明顯感覺到了"英國人民在牙山戰役前對我國所懷的感情，現在已是如何的大為改觀"。《泰晤士報》說："日本的軍功不愧享受戰勝者的榮譽，吾人今後不能不承認日本為東方一個方興未艾的勢力，英國人對於這個彼此利害大體相同、而且早晚要密切相交的新興島國人民不可絲毫懷有嫉妒之意。"《帕爾美爾報》說："往日是英國教導日本，現在應該是日本教導英國的時候了。"對此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感慨道："見到炮火相接，勝敗之局已定，驟然褒揚戰勝者，貶責戰敗者，實在是人情的弱點。"（請參閱拙作《大東亞的沉沒：高升號事件的歷史解剖》，中華書局2008年5月版）

到旅順必去大屠殺紀念館

洗刷旅順大屠殺的惡魔形象

日本人遭遇的第二次公關危機，是旅順大屠殺帶來的。

日軍攻佔旅順後，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隨軍的西方記者們、尤其《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的克里曼（James　Creelman）進行了大量的報道，震撼世界，一時，有關日本是"文明國家"的聲調急劇衰退。 面對西方輿論的不利影響，日本政府開始全面公關。他們首先將這些屠殺行為解釋對中國軍隊的殘忍行為進行的正常反應。西方報刊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說，日軍在攻佔旅順時，發現此前被清軍俘虜的日本士兵，都被殘忍地殺害並遭到肢解。美國自由撰稿人卡蓬特（Frank　G.　Carpenter）為日本辯護道："即使軍紀嚴明的美國軍隊，在同樣的情況下，會與日本軍有區別嗎？"美軍上校格里高裡（E.　F.　Gregory）也在報端撰文，認為"無論如何，戰爭畢竟是戰爭"，在美國內戰、普法戰爭以及俄土戰爭中，都有過同樣血腥的事件，怎麼就非揪住日本人不放呢？日本的辯護者們認為，旅順大屠殺只是一次過激了的以血還血的報復而已，那些"以為日本人回覆到野蠻狀態的說法是荒謬可笑的"。

西方媒體普遍對旅順大屠殺所持的寬容，正是得益於日本對媒體的開放態度。假做真時真亦假，日本充滿自信的、積極主動的開放，令其比作為受害者的中國更容易實行媒體公關，這或許可算是日本從開放中嚐到的一個甜頭。

但克里曼對旅順大屠殺所進行的長篇揭露，影響極大，日本人憤怒指控他的報道誇大其辭，擔心其會影響美國及歐洲國家政府的態度，但並沒有記錄表明日軍對他隨後的採訪採取了任何限制。美國政府特別要求駐日本公使譚恩(Edwin　Dun)對克里曼的報道進行核實，調查範圍遍及目擊慘案的在旅順西方人和隨軍的西方軍事觀察員，雖然都證明日軍暴行屬實，但美國政府並不贊同克里曼報道的"新聞導向"，其調查結論依然認為報道過於極端。 美國政府的態度激勵了日本當局，他們開始也更積極的形象重塑。在經過血戰攻陷另一大軍港威海衛後，日本實施了一場大規模的"行為藝術"式的宣傳。他們的戰地紅十字會給受傷的清軍提供醫療服務，並釋放了所有俘虜，還給他們發放了兩天的食物。對於戰敗自殺的丁汝昌，日本給予了很高的禮遇，准予北洋軍艦康濟號在北洋高級軍官們護送下，載運丁的靈柩離開威海。 所有這些，都在西方記者和軍事觀察人員的眾目睽睽下進行，並通過公開的報道和秘密的情報渠道向全世界傳播，大大扭轉了旅順大屠殺造成的惡劣形象。英國法學泰斗胡蘭德(Holland)就盛讚這是日本作為成熟的文明國家的標誌性事件。 值得注意的，這支"文明之師"中的很多成員正是參與了旅順大屠殺的同一批人。

旅順大屠殺照片

日本媒體已成為"第四種權力"

日本人對西方媒體的圓熟運用，根基於其國內當時已經相當成熟並獨立的媒體機制。明治維新後，西方的媒體觀念和運作方式被引進日本。媒體獲得了相對獨立、不被政府（此處指狹義的行政機關）隨意干涉的地位，被稱為"第四種權力"　（The　Fourth　Estate）。 甲午戰爭後不久（1899年），松本君平出版了其影響日本和中國新聞學的奠基之作《歐美新聞事業》，鮮明地提出：在貴族、僧侶（歐西之教徒）、平民這三大構成國家之種族外，新聞記者是第四種族，並將此"第四種族"抬高到了無冕之王的高度。他說："今者，無論貴族也、僧侶也、平民也，皆不得不聽命於此種族之手。彼若預言，則可以徵國民之命運；彼若裁判，則可以斷國民之疑獄；彼若為立法家，可以制訂律令；彼若為哲學家，可以教育國民；彼若為大聖人，可以彈劾國民之罪惡；彼若為救世主，可以聽國民無告之痛苦，而與以救濟之途。其勢力所及，皆有無窮之感化，此新聞記者之活動範圍也。" 媒體的相對獨立，對行政當局形成了巨大的制衡。陸奧宗光在其回憶錄中說，在眾議院中佔多數的反對黨，曾比政府更激進地鼓吹向朝鮮進軍，甚至準備彈劾"軟弱"的政府。不堪"干擾"的政府幹脆解散了議會，但反對派卻利用媒體，更猛烈攻擊政府的"因循誤事"。日本的《國民新聞》甚至揚言，如果政府屈服於清國，則"國民將趨於反動、乃至大大地反動，而且也將使國民的輿論沸騰起來"，其言論尺度已接近於煽動。 甲午戰中，日本的媒體積極參與戰爭報道，《東京日日新聞》、《國民新聞》、《郵便報知新報》、《大阪每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二六新聞》和《中央新聞》等，紛紛派出隨軍記者。官方對媒體的開明姿態，獲得了媒體的主動配合，美化戰爭、美化日軍，成為日本媒體的自覺行動，有效地凝聚日本的民心士氣。

中文媒體自覺充當輿論保姆

反觀中國，官方和民間對國家形象的塑造、對媒體的運用均相當漠視和遲鈍。 在高升號事件中，中國駐英國公使龔照瑗即提醒李鴻章，事件的解釋多出自日本人之口，這是危險的，中國應加強在海外的輿論宣傳。但清廷的作風相當僵硬，自以為正義在手，坐等英國對日興兵問罪，結果，眼看著日本人將原本親華的英國輿論徹底扭轉。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國的表現方式也相當老舊。史料記載，為了與美國國務卿葛禮山（Gresham）搞好關係，中國公使楊儒總是想方設法接近葛禮山的夫人和孩子，從私情入手；而日本公使慄野慎一郎則天天去辦公室拜訪，互相交換信息，從公誼下工夫。 德國學者認為，中國對西方媒體完全持排斥的態度，不允許任何一名記者隨軍，軍事顧問是僅有的隨軍西方人員。而日本則不遺餘力地抓住每一個能宣揚自己的機會，這導致兩國的國家形象出現了巨大落差。 中國不僅不允許西方記者隨軍採訪，也沒有為任何一家中文媒體簽發採訪證，媒體的對外宣傳、對內動員功能被棄置，導致中文媒體的報道甚至比西方媒體更滯後、更不可靠，甚至出現錯誤報道。鉗制媒體的後果是不僅封住了自己的喉舌，也導致了對政府更為反感的情緒蔓延。

我軍被日媒體宣傳為貪生怕死的烏合之眾

而當時各口岸的中文報業，正處於高速起步階段，多在租界內辦公，有的本身就是西方人經辦的，清政府要控制"新聞導向"是相當困難的，其報道的自由空間遠高於日本同行。但中文報紙依然自覺過濾新聞，熱衷於報喜不報憂。平壤之戰，清軍大敗，守將葉志超諱敗報捷，從官方到媒體一片聲地喝彩，成為國際醜聞。 即使面對戰敗恥辱，中文報紙仍有本事找到嘲諷日本的"新聞眼"。北洋舊艦操江號被日軍俘獲後重新使用，《申報》、《字林滬報》等先後發文，嘲諷日本將"既小且舊，為中國所不甚愛惜"的破船當作寶貝，還為如此小事奉告先祖，　"言詞夸誕欺及先人"，先人"泉下有知，當深恨子孫之國柞將傾，為之痛哭流涕矣，祭告胡為者？"對日本的無謂嘲諷充斥中文報章，而在日本報紙上常見的紮實的社會調查報告，卻難覓蹤跡。

甲午戰爭後，受謗深重的李鴻章出訪歐美，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坦陳："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願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麼大的發行量。由於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价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在中國的精英---官員們無力干預媒體的時候，中國的另一批精英----報人卻自覺地開始擔負起輿論保姆的身份。

平壤戰役的假新聞，通過路透社（Reuters）傳往全球，給這家通訊社帶來相當大的影響。真相澄清後，美國媒體轉而更多地依賴合眾社(United　Press　Service)供稿。假新聞對中國的形象造成進一步的傷害，美國《輿論》雜誌（Public　Opinion）對從波士頓到舊金山的主要媒體的編輯們進行了民意測驗，結果顯示日本贏得了普遍的尊重，並多被視為平等的文明國家。 甲午戰後，中國掀起了向日本學習的高潮，其中，新聞學也如同軍事一樣，成為熱門之一，隨著民國的建立，現代的國家形象塑造也開始蹣跚學步了。

日本侵華國土排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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