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备受重视，成绩斐然，特别令人欣喜的则是这一事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和编辑投身其中。去年底，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王京州以《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4月第一版）在浙江海宁荣膺“第二届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图书奖”。在此，我们约请王京州先生撰文介绍其获奖成果及对古籍整理工作的思考。
二十世纪30年代后期，四川大学中文系迎来了一位新导师。他在青年时代即以古籍雠校之学自任，他所倡导的校雠学，仿佛一块磁石，具有强大的吸附力。最能体现他旨趣的一段话，在时隔六十年后，依然被弟子杨明照反复提起：
我以往是县城里头数一数二的才子，然而去到省城里头就轮不着我了，更不要说到全国。但从事校勘注释工作，只要肯用功就可以做到最好。汪继培的《盐铁论笺释》，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你们当中任何一个，都可以做到他那个样子，很大可能比他做得还好。
这段话旨在讲述后天努力对校雠学的重要性。与文学创作仰赖天赋不同，只要用功就能拔尖于全国，这对青年学生具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啊！尤为关键的是，清人汪继培被标举出来，成为“思齐”和超越的具体目标。年近九旬的杨明照先生，完成转述不忘补缀自己的心得：“以前认为汪继培高不可攀啊，哪想找来一看，果真如向先生所说，居然从中发现不少疏漏！”
这位新导师就是向宗鲁先生。从1935到1941，执教川大中文系的向先生培养了大批从事校勘的专门人才，杨明照、王利器、屈守元便是其中尤为卓荦者。那时他们正处于青年时期，面对汉魏六朝的大量典籍，各有选择和坚守。杨明照选择了《文心雕龙》，王利器选择了《风俗通义》，屈守元选择了《韩诗外传》，分别以之作为校勘注释的对象，撰成了各自的毕业论文：《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风俗通义校注》《韩诗外传笺疏》。这些本科毕业论文虽然尚显稚嫩，难免存在讹误，但这段经历对他们的学术生涯却至关重要——后来杨明照、王利器分别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深造，师从于郭绍虞、汤用彤、傅斯年等著名学者，但他们在研究生阶段乃至此后一生的学术志业仍以古籍雠校为主。由此可见，学术发轫期的方法论和规范意识，对学者器识和格局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
在四川大学读书期间，我曾被委任为杨明照先生的助手，但因为才识驽钝，对先生的治学方法向来是一知半解的。上文关于向先生嘉言懿行的记忆，来自业师罗国威先生的转告。罗老师在汤炳正先生门下问学，又曾长期协助杨明照先生，他从青年时代即以校理古籍为职志，因此对向宗鲁先生的循循善诱，有着更为深切的体认，一经杨先生传授便牢记于心，并经常以此点拨新一代的青年学生。我就是谛听罗老师讲述多次，然后才“书于绅”的。从向宗鲁先生到杨明照先生，从杨先生到罗国威老师，再从罗老师到我，整整经历了四代人。末学肤受如我，本不敢仰攀前贤，然而身为传薪者，又不能不指出火种所系。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除主修罗国威、刘文刚、张子开诸师的文献学课程外，我还旁修了赵振铎、宋永培、伍宗文诸先生讲授的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自感已具备古籍整理的基础，可当真正动手整理古籍时，仍感到困难重重。在罗老师的帮助下，我勉力完成了学位论文，实际还有许多问题未能解决。所幸在硕士毕业后，又有机会赴南京大学深造，以原稿为基础不断修订和增补，最终完成了硕士论文《陶弘景集校注》的出版，这是我从事古籍整理的发轫之作。后来在程章灿老师的指导下，以“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再后来参加工作，隐身于教学和集体项目，感觉离古籍整理事业渐行渐远。直到“七十二家集题辞笺注”选题的出现和从事，我的学术志业再次出现转机。
《七十二家集》是明末人张燮编辑的丛书型总集，共收录汉魏六朝作家文集共七十二家。张燮在全面商采、细致辨伪、字词校勘和审定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大大推动了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然而《七十二家集》问世未久，即被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承袭和取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经过近人殷孟伦先生的注释，更加不胫而走，俨然是汉魏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而张燮的《七十二家集题辞》几乎被后人遗忘了。为了还原文学批评史的有机链条，焕发张燮题辞的熠熠光辉，我决定对其进行全面整理和笺注。
首先是将各篇题辞摘录出来，因为大都是手写上版，部分题辞的文字辨识颇具难度；录出原文后需反复涵咏，谨慎施加标点；张燮擅长用典，多用骈体写就，只有加以笺注辞意始明。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意外发现《群玉楼集》载录全部题辞，不仅具备极高的校勘价值，可资澄清所有草书字体的疑难，而且还溢出三篇不见于丛书的题辞。此外每篇题辞都撰有作家小传，每部别集在后世的流传和辑佚情况都得到了细致梳理，于笺注之后更设“总说”，对张燮、张溥题辞的宗旨逐篇加以比较。最后在校勘和笺注的基础上弁以“前言”，对张燮题辞创作的时代背景及其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进行了总体评介。
这是我从事古籍深度整理的第二次尝试。从事斯役之时，正值我的母亲病卧在床，因此本书也是我的排忧之作。经过多次商订和修改，终于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要籍丛书”出版，那一年我三十九岁，有幸膺获“宋云彬古籍整理青年奖·图书奖”，不能不感激命运女神的眷顾。转眼已不再是“青年”，但对所钟爱的古籍整理事业而言，仿佛才刚刚启航。我已做好了投身更广阔古籍整理事业的准备。在我组建的“古代类书整理和研究”的学术团队里，不乏青年学者，热切期待古籍整理事业通过他们不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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