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隐蔽行动，是一国政府采取的，在不暴露本国的情况下，应用政治、经济、宣传、准军事行动等一切手段，通过渗透、颠覆等方式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行为，又被称军事、外交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冷战期间，美国就多次运用隐蔽行动成功弥补了公开行动的不足，美国对危地马拉的颠覆行动就是其中的代表。
艰难的改革
1944年危地马拉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原亲美独裁政权被推翻，阿雷洛瓦当选首任总统。阿雷洛瓦决心建立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危地马拉，一上任就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政治上赋予人民民主权利；经济上宣布自然资源属于国家财产，要限制外资发展国民经济；外交上走独立自主的路线，与苏联建交。1951年换届选举中，原国防部长阿本兹当选，此人曾参加1944年革命，思想体系与阿雷洛瓦一脉相承。阿本兹就任后继续推进改革，开始着手征收大土地所有者手中的闲置土地。
危地马拉地处中美洲，历史上始终是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大部分土地被美国公司占有。土地改革前，占危地马拉总人口2.2%的人拥有全国超过70%的土地，其中联合果品公司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广大农民只占有10%的土地。一边是75%的农民无地可种，另一边是大量土地被大土地所有者闲置，土地分配的极不公平成为危地马拉国家独立、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最大障碍。
1952年6月17日危地马拉国民议会通过《土地改革法》，规定超出一定标准的闲置土地将被政府有偿征收，赔偿金额以被征收者在1952年5月10日前申报纳税的地价为标准。由于此前联合果品公司等大土地所有者为少交税金，申报的地价远远低于土地的实际价值，导致赔偿金额远低于土地的实际价值。例如1954年危地马拉政府以118.5万美元的价格征收了联合果品公司17.3万英亩的土地，但联合果品公司声称土地价值至少应为1935.5万美元，是赔偿数额的16倍。大土地所有者们不甘心就这样丧失土地特权，于是纷纷向美国政府通报情况以寻求政治干预。
阿本兹进行演说
美国的反应
危地马拉的改革无疑犯了美国的大忌。
一方面，美国始终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绝不允许任何拉美国家真正享有独立、民主和自由。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主张美国应加强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控制，使其成为保障美国安全的“后花园”，并坚决反对列强染指拉美事务。此外拉丁美洲是美国重要的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冷战初期美国在拉美的投资超过110亿美元，占美国私人投资的30%；1950年美国产品占拉美国家进口的50%；拉美还是美国铜、锡、锌、铁、锰等战略物资的主要来源地。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如果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获得成功，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广大拉美国家摆脱美国经济殖民地的地位。
另一方面，联合果品公司与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不少高官的利益息息相关。国务卿杜勒斯和其担任中情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是联合果品公司的重要股东，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代表罗伯特·卡特勒和助理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则是该公司的董事长。因此面对联合果品公司的请求，美国朝野积极开展游说工作，大肆诋毁危地马拉的改革。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直言阿本兹“毫无疑问受到了共产党的操控”；美国国务院公开谴责危地马拉的土地改革受到了苏联的操控，要求将该问题提交国际仲裁法庭；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在演说中明确指出危地马拉的土改是克里姆林宫的阴谋，苏联人将以危地马拉作为基地对其他美洲国家开展渗透和颠覆活动，摧毁泛美体系；资本掌控下的各大媒体更是开足马力，将危地马拉形容为苏联在中美洲的“赤色桥头堡”，向公众大肆灌输“危地马拉威胁论”，裹挟“民意”对政府施压。
联合果品公司
实际上危地马拉并未受到苏联和国内共产党多大影响。危共在20世纪50年代规模极小，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查，1952年危共仅拥有注册党员532名，在议会56个席位中仅占4席，在军队、内阁和政府部门中更是没什么影响。阿本兹政府也从未制定任何具有明显反美倾向的政策，在联合国中始终与美国保持统一步调。因此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威胁”仅仅是美国政府和媒体为干涉危地马拉内政所制造的借口。
1953年8月12日，美国心里战略委员会决定对危地马拉采取行动，由中央情报局主要负责，其他部门紧密配合，以期彻底颠覆阿本兹政府。
无声的较量
美国率先出手。1953年9月11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中情局提出的行动总方案，公开行动与隐蔽行动相配合是其核心精神。
公开行动方面，为配合隐蔽行动，美国对危地马拉展开经济战，进行出口管制，停止商业贷款，切断石油供应；军事上对危地马拉实行武器禁运，同时增加对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孤立危地马拉；外交上挥舞意识形态大棒，大肆污蔑、渲染危地马拉遭到“共产主义渗透”的威胁。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1954年第10届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通过了《维护美洲政治完整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宣言》，宣言规定任何美洲国家“受到共产主义控制”时，其他美洲国家应召开会议并采取行动，从而为美国干涉危地马拉打开了方便之门。
隐蔽行动方面，中情局积极筹备对阿本兹政府的颠覆行动。为了在行动中不暴露美国的存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位代理人，让政变看起来是一场“危地马拉人反对危地马拉人”的斗争。最终中情局选中了危地马拉原陆军上校阿玛斯，此人曾在1950年发动政变，失败后流亡海外。中情局认为此人在反对者中具有一定的威望，且头脑简单易于控制。阿玛斯在中情局的指挥下打出“国家解放运动”的旗帜，宣称要反对“赤化”的阿本兹政府，将危地马拉从苏联的掌控中解放出来。此外中情局还训练了300多名危地马拉流亡分子作为政变的先锋部队，并资助阿玛斯3架老式轰炸机配合地面作战。
阿本兹没有坐以待毙。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阿本兹强化了对军队的控制，提高了军官的工资和津贴，分配住房，实行三年晋升制度，并给与免税等一些特权。这些措施果然奏效，中情局曾计划通过金钱、美色等手段拉拢危地马拉军队的高级指挥员，但军官们对阿本兹给与的待遇普遍感到满意，并没有受到诱惑。此外阿本兹还积极巩固国防，面对美国的武器禁运，阿本兹选择向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了2000吨的轻型武器，但是运送武器的船只被美国发现，于是美国利用此事大造国际舆论，声称这是苏联向危地马拉进行渗透的确凿证据，并加紧向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家运送武器，制造对危地马拉的包围圈。
隐秘的宣传
收买危地马拉军队高层失败并未打乱中情局的节奏，因为无论是中情局还是阿玛斯都清楚，仅凭手下的乌合之众断难成事，大规模的宣传战和心理战才是成功的关键。一方面中情局在危地马拉境内收买了一大批反对分子，在全国各处散发传单和海报，鼓动不同政见者站出来反对阿本兹；另一方面在尼加拉瓜、洪都拉斯等周边国家设立秘密电台，向危地马拉国内进行密集的反动宣传，同时发送高强度电波干扰危地马拉电台的正常播音。
这些秘密电台编造假新闻，频繁播送苏联飞行员叛逃西方的事件，借此增加阿本兹对空军的疑虑。此时正巧一名危地马拉飞行员叛逃到美国，中情局牢牢把握这次机会，将这名飞行员灌醉进行套话，然后将录音剪辑，伪造出了一份叛逃飞行员劝说战友一起背叛祖国的演讲。这一行动成功迷惑了阿本兹，他下令危地马拉空军没有他的命令不得出击，致使危地马拉在战斗中丧失了制空权。
除了挑拨离间，电台还刻意营造叛军十分强大的假象，以此动摇危地马拉的军心民心。叛军在广播中声称流亡政府领导人阿玛斯集结了一支强大的部队，现在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不久就会返回危地马拉推翻阿本兹政府，届时政府军将溃不成军。叛军有时甚至声称自己就在危地马拉城外。由于危地马拉国内的电台信号被干扰，致使秘密电台的广播几乎成了民众唯一的信息来源，广播所描绘的场景听上去极其真实，以致不少外国记者都将它们当做确切的消息来源。
1955年6月18日，阿玛斯率领叛军开始向危地马拉城进军。6月20日，美国暗中资助的3架老式轰炸机开始对危地马拉城等地展开空袭。空袭并不是要对政府军造成多大杀伤，而是为了营造一种叛军实力强大的假象。轰炸机盘旋在危地马拉城上空，有时投下一两枚炸弹，有时投下些雷管、集束手榴弹，甚至还有装了炸药的汽水瓶子，成功制造出了一种恐怖的气氛。与此同时秘密电台和提前渗透进来的150名叛军积极展开宣传攻势，宣扬有好几个师的叛军正势如破竹般的向危地马拉城进发，政府军已经节节败退，这种宣传攻势极大地动摇了危地马拉的军心民心。为稳定人心，阿本兹下令危地马拉城全城停电，然而停电反而加剧了恐慌，许多人惊慌失措连夜出逃，可实际上他们连叛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敌军宣传战和心理战的干扰使阿本兹错估了形式，认为在民兵尚未组织起来的情况下与“实力强大”的叛军继续战斗只能徒增伤亡。6月27日，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福伊会见了危地马拉军方高层，并通过他们向阿本兹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他限期辞职。此时阿本兹感觉大势已去，遂于当晚辞了去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陆军司令迪亚斯后逃往墨西哥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阿本兹政府及其改革计划就此终结。
事件的余波
此次事件是冷战期间美国在拉丁美洲实施的首次隐蔽行动。政变成功的关键并不是阿玛斯及其手下的叛军，而是中情局精心策划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如果阿本兹能够派遣侦察部队进行实地侦查，区区几百号叛军又怎能吓退数千人之众的正规军呢？据当事人事后回忆，当时他们所有的信息都来源于中情局布置的秘密电台，虽然没有人见过叛军的影子，但由于不断收到叛军节节胜利的信息，导致丧失了抵抗意志。美国通过隐蔽行动兵不血刃地颠覆了阿本兹政权，进一步加强了对中美洲国家的控制，此后隐蔽行动作为军事、外交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被美国更广泛的应用于其他国际事务中。
危地马拉方面，迪亚斯掌权后仅一天就被因不愿清算“共产主义势力”被美国赶下了台，10月10日阿玛斯在美国的扶持下登上了总统的宝座。阿玛斯上台后建立起亲美独裁政权，废除1945年宪法，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反共”的名义对国内改革派展开清洗。在阿玛斯的残酷镇压下，曾经领导反对联合果品公司工人运动的45名工会领袖惨遭杀害，工会成员由原先超过10万人锐减到1.6万人，工会运动从此一蹶不振。在农村，许多支持土改的民众遭到逮捕，进步的青年被关押，他们的命运无人知晓。此后危地马拉政治极端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许多人不堪阿玛斯的高压统治开始组织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造成社会持续动荡。经济方面，阿玛斯将联合果品公司等大土地所有者被征收的土地如数奉还，并制定法律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对私有土地不得干涉，使危地马拉进一步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国际影响方面，拉美各国掀起了强烈的反美浪潮。虽然美国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存在，但拉美国家无不心知肚明。厄瓜多尔、乌拉圭、阿根廷等国家在联合国公开谴责美国对危地马拉的“侵略行为”，各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美国的暴行。1958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访问加拉加斯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而是愤怒群众投来的石子。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一）与切·格瓦拉（中间）
美国的颠覆行动让各国看清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实质，为各国的改革和革命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卡斯特罗夺取政权后，彻底的剥夺了外国、本国大企业和庄园主对土地的控制权，没有采取阿本兹式的对闲置土地进行赎买的政策。正如切·格瓦拉所说：“我们应对阿本兹表示感谢，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和准确地评估，让我们正确解决危地马拉政府未能克服的那些弱点”。
閱讀更多 306室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