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明帥 譯
倘若通過語言來區別未來和我們現在所說的一切，我們是否會越來越不樂於去保護和關心環境了呢？
倘若你所說的語言會讓你與說他國語言的人對時間感產生差異，那會發生什麼呢？
這聽起來是不是有點魔幻現實主義的味兒？但是更進一步看，這不過源於經濟學。2013年耶魯大學的Keith Chen和2018年三個澳大利亞的經濟學家相繼在經濟學期刊上發表論文。他們提出了“在語法上區別未來和現在的語言，會導致這些語言的使用者更少地計劃、保護甚至是關心環境”。哈哈，或許您剛剛聽到了成千上萬翻著白眼的語言學家哼哼聲。好吧，那我們先講一個與Whorf的故事吧。
Bejamin Lee Whorf曾是一個火險公司的督察員，他曾親眼見證了語言會造成安全問題。人們往往會對“空”汽油桶掉以輕心，僅僅因為它們是“空的”。而事實上，這些空桶裡面裝滿了能引發爆炸的汽油蒸汽。這鞭策他研究並撰寫該話題與語言相關的知識。（小編按：“空”讓人們的認知產生了盲區）
Whorf用一段時間去研究居住在亞利桑那州東北部的Hopi族人。他觀察到Hopi族人的語言在語法上沒有對現在和未來的區分，也沒有計算時間段的方法。他觀察Hopi人的語言文化實踐，並且得出這樣一個結論：Hopi族人理解的“時間”這個概念和我們大相徑庭。那些對我們來說顯而易見的時間觀念，比如“明天是另一天”，對他們來說卻毫無意義。
1939年，他發表了他的觀點（即語言相對論）。這也讓語言哲學圈子興奮至極。根據Whorf和他的老師的觀點，另一位耶魯大學的Edward Sapir教授，提出了一個Whorf稱為“語言相對論”的假說，俗稱Sapir-Whorf假說。它的最弱形態是“語言可以影響人的思考”；它的最強形態是“我們不能思考我們的語言沒有讓我們討論的事”。
隨著時間流逝，這些爆炸性的觀點——還有許多Whorf的數據，被發現絕大多數……是空的。在1983年，一位名叫Ekkehart Malotki的研究者出版了《Hopi族的時間》，一大卷詳述了他關於Hopi族和他們語言的研究的書。這給原本就已經立足不穩的Whorf關於Hopi族的理論研究和數據再次火上澆油。隨著Sapir-Whorf假說的強形態壽終正寢，語言相對論遭到了懷疑。
但Whorf在“名稱會影響人們對待事物的方式”這一點上並沒有錯。任何人在促銷中或在集市購物時都會知道，自己在對待一些分別被稱為“二手貨”、“高端貨”和“古董”的貨物時會有所不同。在近幾年，一些語言學研究者已經為我們揭示我們的語言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心理學家Maria Sera通過實驗發現，在說同一種語言時，女性語言使用者會傾向於用更女性相關的術語來描述它，男性語言使用者會用更加男性相關的術語來描述它。
來自斯坦福大學的Lera Boroditsky已經收集了許多有趣的、有關我們影響我們如何說話的數據。比如說用同樣的詞彙形容一對兒顏色的語言的民族，就需要比一色一詞，要花更多的時間來區分這兩個顏色——儘管他們還是能區分這兩種顏色。普通話垂直地構思時間，而英語則是平行地——但是這兩種語言每種都能運用隱喻；隱喻有專用的詞彙。
那麼動詞形式能夠影響我們思考的方式嗎？Caitlin Fausey和Teenie Matlock發現如果我們說一個政治家“was collecting donations”，我們認為他們好像比“collected donations”募集的更多。Manuel Carreiras和其他人也發現了這一點，當讀到描述人們的東西時，我們想起的發生在現在的描述要比發生在過去的更快。那麼為什麼一種語言中的動詞不能夠影響人們未來的經濟或環境行動呢？
正如著名的語言學家Roman Jakobson所說的，“語言間的差異本質上存在於“什麼是它們必須傳遞出的”，而不是“什麼它們可以傳遞出的”。”Guy Deutscher,在《透過語言之鏡》中，談到巴西的Matses族，他們把動詞編碼成對話者如何理解事件的形式：親歷、推定、推測、傳聞。英語不需要這種編碼形式，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對我們英語使用者來說，我們比Matses更不在乎證據呢？如果真的如此，是語言造成的這種現象，還是說這僅僅反映了人們思考事物的優先級？法語使用者不區分“I did that”和“I have done that”，但是這真的意味著法語使用者對“過去”這個觀念與我們有著不同的理解嗎？
這使我們返回到經濟學的研究上。經濟學的研究數據是清晰的：研究人員把不同的語言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強未來時態關注”型語言的使用者跟其他類型的比起來，對未來呈現輕微不負責情況。但是，特定的文化行為與說特定的語言的關聯可歸因於文化的關聯性。文化傳播語言學家Mark Liberman也證明了這一點。2015年，基於2013年Chen的研究的再分報告發現，人們一旦考慮了語系的相關性，這種關聯就不再具有統計學上的重要意義。在雙語國家，家庭語言與承擔未來責任之間有相關性；但也正如Julie Sedivy所指出的那樣，他們選擇這種語言是因為他們更喜歡家庭語言所代表的文化。
這裡也涉及語言分類的問題。相比德語、芬蘭語和普通話，英語屬於“強參考未來時”的語言。德語、芬蘭語和普通話的使用者是典型地用現在時態表達未來時態的語言，即“弱參考未來時語言”。使用“弱參考未來時”的語言的人們將會把“I have a meeting this afternoon”、“I am going shopping later today”或者“I fly to Paris tomorrow”這種用現在時表達未來時的語句等價於未來時，而英語使用者則會（不自覺地）強制性地用著比如“I will have a meeting this afternoon”、“I will be going shopping later toady”或者“I will fly to Paris tomorrow”一類的句子。
如果你說，“不對，等會兒，我的確會說所有這些‘現在時態’的句子是有關未來的，”你是對的。我們無法通過“I’m going to the bank tomorrow”,和“I will go to the bank tomorrow”這兩種說法就可以推測出語言可以改善我們的儲蓄習慣。但事實上，這兩種說法的確影響了。文章開頭的Chen曾在天氣預報中用動詞時態來支持並論證了這種影響，但問題在於我們不能用一種慣用語境來概括一整套語言。
英語是歐洲大陸的特例。大多數其他的“強參考未來時態”語言，諸如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都在動詞上不可避免地地標註了將來時態。但是仍有一些文化，比如亞馬遜的Pirahã族，還有東非的Hadza族。他們在動詞詞形變化中不區分現在時和未來時，卻也不能影響人們為未來進行儲蓄。我們發現的反例越多，這種時態與存錢的相關性就越不可能成立。
此外，為什麼從現在開始，用相同的詞彙來談論未來就是一種鼓勵，而不是一種洩氣的舉動呢？是為了未雨綢繆嗎？如果一種語言沒有過去時態，這是否意味著說這種語言的人比說另一種語言的人更關注他們自身的歷史？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全都需要標註過去時態，但是普通話和漢語方言卻根本不需要標註時態。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比法國、意大利或者英國更關心自己的過去呢？
我們可以看到，當去區分語言時，選擇一個區分而不是另一個將會影響我們的對一些事物的思考方式。我們瞭解到，當一種區分是不必要的，它雖然也可以被區分，但是這麼做可能會事倍功半。我們的語言影響我們談論時間的方式，也可能會影響我們對未來和過去的行為和思考。
來源：Harbeck, J. (2018). Can language slow down time? BBC News. August 3, 2018
本期編譯 | 劉明帥
主編|盛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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