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隐隐约约的疑问。西方资产革命之前，贵族有权有钱，但是为什么平民阶级通过收入增加，成为富人之后，就能够理所当然的挑战存在千年的贵族社会呢？是底层人成为富人之后主动挑战贵族还是贵族压迫富人失败而翻船？亦或是贵族在新时期慢慢没落，而这没落的过程十分漫长呢？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笔者打算以法国这一经典的欧洲大陆国家入手，通过查阅资料和思考，探究和分析这一问题，希望可以从法国大革命的发展，找出富人取代贵族的起因和方式。
法国
一、贵族对于“自由”的追求
沦为王朝臣民的贵族
贵族们在18世纪时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贵，一方面，地产大量流失到资产者和农民手里，贵族的经济地位严重下降；另一方面，他们的领地管辖权被王朝政府派来的“总督”及其代理夺走。
在彼时的法国，财富往往伴随着权势，路易十四时期，贵族的政治特权已丧失殆尽。当贵族失去征税权后，他们纷纷破产，于是变卖土地，前往巴黎，争着成为凡尔赛里的国王近臣。既失去了权力又失去了财富的贵族凭着种种经济特权实际上在巴黎过上了城市资产阶级的生活。与此同时，资产者却不断发家致富，他们同样生活在城里，凭着对土地甚至领地的所有权，甚至活得比贵族还要阔气。同时，教育与生活方式还使资产者和贵族有了无数其他“平等”之处。
因此，贵族难免嫉妒生活水平相当而地位“卑劣”的平民，也难免怨恨剥夺其超然权力和财富的王朝政府。
“法国大革命”的起点：1787年的“贵族革命”
1787年2-5月，路易十六迫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在凡尔赛召开，讨论由财政总监卡洛纳提出的财政改革方案：废除徭役，征收土地比例税，设立省议会负责分配赋税，特权等级与平民同样纳税，实行谷物贸易，取消国内关税等。但由于特权等级和巴黎高等法院阻挠未能通过，4月卡洛讷被解职。
贵族利用财政危机为他们带来的政治机会，通过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试图抑制王权的专制，进而争取“贵族自由”，即贵族的特权和独立。
法国大革命形势图
1788年10月，路易十六迫于全国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在财政总督察内克的敦促下再次召开显贵会议，宣告了王权在“贵族革命”中的失败。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叙述了“王朝政府行政集权的自毁效应”：“绝对君主制对社会的长期控制与压迫造成了社会各阶层对王朝政府的普遍不满，以至于无论他们发生了什么困难与不幸，他们都会归咎于王朝政府。”
由于拥有了共同的敌人，社会各阶层暂时形成了政治同盟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彼此之间的阶级矛盾。所以在贵族革命中，第三等级并非没有注意到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对贵族利益和特权的捍卫，但他们认为大敌当前，因此借助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打倒王朝政府。
而贵族与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在王权败退后便再度暴露，1788年的显贵会议中，贵族坚持在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中各等级单独议事并按等级而非按人头投票，这导致贵族丧失了革命的群众基础，革命的话语权由“贵族自由”转向“民主自由”。
二、第三等级的诉求：“自由”or“平等”
贵族化的资产者
前文提到资产者与贵族变得同样富有，拥有相同的教育与生活方式，他们虽趋于相似，但也更加隔离。随着三级会议召开得越来越少，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也渐渐失去联系。贵族虽然丧失政治权力，但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之前从未享有的特权，尤其是免税权。相对于英国贵族和德国贵族，法国贵族需要上缴的税赋实在微不足道。
法国的税赋自15世纪到法国大革命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一直在加强，比如军役税，从查理七世时期的120万里佛增加到路易十六时期的8000万里佛。这样大的增幅，首先是平民自身的负担急剧加重。其次，贵族即使在财政如此空虚的情况下仍无需缴税，巨大的心理落差就此产生并不断扩大，税赋涨得越多，嫉恨就越刻骨铭心。“当资产者和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捐税摊派征收都重新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清楚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
贵族城堡
因此，有财力的资产者为逃避军役税，宁可出租财产，遁入城市，而城市有千种官职可以免去资产者的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这些可悲的特权使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气扬” 。
桀骜的中产市民
中产市民是18世纪的法国社会中一个十分积极的阶层，他们虽没有新贵们那般多的资产，也没有贵族所享有的经济特权，但承担社会资本运作任务的主体却是他们。他们打心眼里认可自身“资产阶级”的身份，为他们有用的“资产阶级”式的工作和惬意的“资产阶级”式的生活感到骄傲。
这些桀骜的中产市民们从内心里否定法国传统的三级分法，认为教士“不怎么受到尊重，它在日常生活的不管哪一方面都没有影响力” ，于是大手一挥，将之剔除。他们承认的社会等级之分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新贵族排“第一等级”，自身所处的“资产阶级”位列“第二等级”，旧式的手艺者作为“第三等级”，而家事仆人和无工作的穷人连阶级都算不上。
同时，他们也把自身“资产阶级”的身份摆在贵族与下层民众的对立面，认为这两个阶级对他们虎视眈眈，因而密切关注着三个阶级之间的疆界。
一方面，他们对贵族那套无谓的排他思想十分不以为然，虽不至于对王朝政府和贵族像工农般杀气腾腾，但也从不会放过任何批评贵族免税权和其他特权的机会。
另一方面，他们对下层民众的“资产阶级化”表现出更多的敌意。“财富的民主化效应由资产阶级向外扩散，不只是向上，同时也向下扩散” 。大多数的职工和劳工永远不可能累积足够的资金去购买任何比手表更贵的东西，但是雇主技工过的生活却可以和“第二等级”的人不相上下。“第三等级”的上层，比如外科医生，他们只要不开门营业，便可以在学校里以示范教授的名义开课，享有政府津贴，拥有某种类贵族的地位，被称为“显要的居民”。 这些“资产阶级”对“第三等级”渐渐享有了和自己一样的生活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们对自身阶级优势的丧失感到不满。城市中产者和下层民众也就“几乎成了敌人”。
法国大革命
资产阶级内部就这样无休止地斗争与争吵，为了小团体利益不断产生摩擦，而公共利益已被遗忘一旁。
造反边缘的工人
1789年前夕的法国劳工是一个新兴的阶层，全国二千五百万人口中，工人只占六十万人，并且分散于各个城市，或在各种中小工厂里做工，或单独做工，或几个人受雇于一个主人工作，这使他们不能认识到他们集体的力量和阶级利益。
无论工人或工匠以何种形式做工，他们都受到资产者的压榨和剥削。小型作坊因政府打压而大量淘汰，工厂“师父”形成寡头团体，攫取行业控制权。同时，政府控制“师父”规模，使得“师父”成为了世袭的职位，工人想要从“学徒”晋升为“师父”根本是缘木求鱼。加上“师父”们为了减少人力成本，更倾向于雇佣“黑牌工人”，这些都使得工人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地位更加卑微。
工人们虽然组织协会、策动罢工，有时候还抬高工资，但仍然一贯屈服于资产阶级。主人雇用和解雇员工向来随兴，和订购纸张没两样。只要察觉有犯上的意思，他就会把员工轰出大门。于是他们只能用象征的形式把玩暴力和戏弄被压抑的情感，但当象征性的玩闹被推到真实状况的边缘，一旦擦枪走火，玩笑就会变成公然造反。
被抛弃的农民
对于农民而言，他们似乎被全社会抛弃。王室利用农民的沉默而横征暴敛；贵族利用特权对农民百般盘剥 ；资产新贵则利用官职的便利逃脱税责并远离农民 ；城市中产者勾结政府剥夺农民的政治权利，并在经济上剥削他们；连农民身边的富裕的乡亲、领主都远远地避开农民。农民处于社会底层，所有特权享受到的利益最终都需要农民来买单。
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农民占全国2600万总人口的85%，农产品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0%，广大农民阶层恰是整个国家的重要基础。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农村起义就会形成冲击旧制度的巨大力量。
第三等级的“民主自由”
地方行政改革的失败让法国人对政府感到失望，第三等级提出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方案。其核心是在调和贵族自由和现代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宪制，也就是国王与议会的权力制衡。然而以财产为基础的精英平等与旧制度的等级不平等必然产生冲突。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无法达成妥协，当平等诉求对旧制度和传统发起冲击时，某些幻想在维持传统等级制下构建民主宪政的自由主义者很快走向激进。
1789年三级会议前，国王要求法国人就三级会议的形式展开讨论，其结果是国王承诺给予第三等级与两个特权等级相当的代表数。然而当国王迫于贵族压力出尔反尔时，第三等级对贵族等级的阶级仇恨被点燃了。
1789年三级会议中国王、特权阶级和第三等级再次就表决方式问题产生的冲突直接促使第三等级单方面于1789年6月17日成立国民议会，在事实上完成了一场主权革命，而国王和特权等级被迫屈服。
从革命到专制，也存在一些变化
由于嫉恨情绪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泛滥，社会碎裂成了一个个专注于自身利益的小团体，几个世纪间逐渐形成的形同仇敌的紧张社会关系，终于使法国人无法在大革命时代真诚合作。
无论是三级会议中通过调和贵族自由和现代平等从而建立英国式新宪制的尝试，还是制宪议会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皆因缺乏政治妥协的可能而失败了，革命愈演愈烈。
法国大革命
议会为革命所裹挟
君主立宪派天真地认为签署了《人权宣言》，确定了君主立宪政体，就万事大吉了，然而议会的政治幼稚使得民众的生活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国王、贵族不断试图推翻议会，激进的政治领袖和民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
王室勾结外国势力，入侵法国，议会的军队战败，民众掀起了第二次起义。
同属温和革命派的吉伦特派虽然并不软弱，但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并不能带领民众克服危机。民众习惯将一切的不满归咎于政府，因而对议会施加压力。议会中的激进派利用民众的支持不断加强其力量和影响，随着革命的推进借助民众暴力迫使议会屈服，清洗温和派，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推动革命的激进化。
暴行首先是出于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敌人的反革命在民众和激进派中激起恐惧。当阶级敌人被征服之后，温和革命派出于对革命自身的恐惧而变得更加狂暴，害怕自己被恐怖吞噬而加剧恐怖。激进革命派和民众为了保住性命和改变现状而发动新的革命，打倒温和革命派，掌握政权。激进革命派掌权后，为满足民众“平等”的诉求以及巩固自身统治，被迫成为独裁者，实行恐怖统治，因为“如果他们一旦恢复人类的原则，他们就要失去性命”。
得到民众拥护的拿破仑专政
激进革命派的恐怖统治不可避免地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很多人的生命构成了威胁，它的持续使法国人对革命本身感到恐惧。于是国民公会中反罗伯斯庇尔独裁的力量组成热月党，于1794年7月发动了热月政变，推翻雅各宾专政，并将罗伯斯庇尔斩首。
拿破仑
督政府时期，反革命王党和激进雅各宾派试图利用政治自由通过选举等方式夺取政治权力，法国人因此对政治自由感到恐惧。
“在十年来他们获取或得到的一切事物中，唯一他们愿意放弃的是自由。”
在革命的后期，他们在自由中看到的仅仅是束缚和危险。伴随革命神话的破灭，法国人普遍产生了道德幻灭感，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兴起。法国人渴望的是既结束革命又防止反革命，从而维护了平等的政治秩序。拿破仑满足了他们的渴望，于是拿破仑专政在革命中取得了最终胜利。
也就是说，贵族没落和平民阶层的富人崛起，并且取而代之，这是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漫长的一个过程，这期间并不是简单的流血革命，而是多次的循环往复和不断地角逐，这一过程还会显现出很多附加的产物，而拿破仑的崛起，就是一种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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