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打天下易，坐天下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满族对于汉族来说作为“异族”入主中原，建立清朝，他们清楚的知道无论多么强大的武力都只是暂时的，自己若像“粗鲁”的元朝一般，很快也会被汉人起而歼之，若想做到真正的天下一统，还必须从理论上、政治行动上来树立自身强大的权威性，建立起一个真正让天下人心服口服的“帝王道统”。
事实证明，清朝在统治方面之所为确实比元朝强了许多，满族在当时历史背景之下作为汉人们眼中的“异族”确实做到了真正的天下一统。那么他们到底是如何树立自身正统形象的？一起来看看吧。
是什么让天下士子承认了清朝的统治者？
一、从宏观方面，确定了“崇儒重道”的国策
中国统治阶层自汉朝以来便把“祭孔”看作国家大事，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敬天尊祖的信仰，更代表了自身统治权威的正当性、合理性，以这般合理性才能得到天下人，天下士子的承认。所以自满族入关以来，便迫不及待的开始了“祭孔”。
众所周知，顺治帝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早在顺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那时南方尚未统一，硝烟仍在弥漫之际，顺治帝就于国子监中释奠先师孔子。
古代王朝“祭孔”是证明自身统治合理性最重要的政策
在《清世祖实录》中，内容详细的记载道，在释奠孔子这一仪式中，顺治帝首先通过斋戒来表达自身的 诚意，其次敕令满朝文武皆来参拜，当时满汉之分还很明显，朝中重臣多是满臣。第三顺治帝亲率百官行二跪六叩之礼。第四，通过宣讲儒家经典来展示对儒家的重视。
这一系列的繁冗过程无疑是在向天下人展示清朝帝王对孔子的真诚奉扬。值得一提的是跪叩之礼，清初帝王亲祀孔庙，春秋释奠需“行二跪六拜礼”，阙里祭孔则需“行三跪九拜礼”，这表达的是一种尊师弟子礼。（阙里意指孔子故里）
二十四日，顺治帝颁布谕旨，将“崇儒重道”定于国策，且正式于午门前赐衍圣公、五经博士、四氏子孙、祭酒、司业、学官等袍帽，这一举措更是在现实政治中肯定了儒道，在成功将圣人之道推向现实之治的同时，为清初的政治宣传穿上了神圣仪式的外衣。
其后，康熙帝继位。康熙八年，康熙亲政之初，在鳌拜仍把持朝中大权的同时，康熙就举行了隆重的释奠孔子大礼。在清初局势不稳定时，急于举行释奠祭孔大典的用意就是用尊孔、崇儒来收揽人心,以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
继康熙之后的雍正二年三月，雍正上诣太学，拜先师孔子。雍正后，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乾隆六十年二月的拜谒，此时乾隆已八十五岁高龄，仍要亲祭先师孔子。
这一系列的行为，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清朝前期帝王正是通过对孔庙的释奠尊崇，而使自身的治统加上道统的色彩，并使得道统成为治统的合法论证工具。
孔子故里——曲阜，在这里帝王祭孔需行三跪九拜之礼
二、落实“崇儒”：经筵讲读，专属于帝王的教育制度，助力天下士子的政治理想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皇帝统御万民，一人福则万民福，所以古代非常重视对于皇帝或者储君的个人素质培养。于是经筵讲读应时而生，这是宋朝文治背景下首倡的一种帝王教育制度。
清初帝王重视儒家学说，始于皇太极时代。天聪五年，（1631年）明清大凌河城之役后，皇太极颁布谕旨“自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与此同时，汉官王文奎、宁完我、仇震等则奏请以满文选译《四书》、《孝经》章句，并日日进讲。史家通常认为，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教育满洲子弟的准则从这里开始。
大凌河城之役后，皇太极颁布谕旨敕令“读书”，开始重视儒家学说
顺治帝冲幼即位，屡有廷臣疏请典学，如廖攀龙、魏裔介等，便是明证。在儒家士大夫看来，经筵可精学问、致治道，况且让年幼的皇帝及早接受儒家经典的熏陶，符合所谓的“君德”，一方面可以成就儒家的理想政治，因为在他们眼中，道统的最终走向是君、师合一，另一方面也好免除汉人面对夷族君主统治的精神困境。
当然，遗憾的是由于顺治帝早逝，儒家士大夫教育帝王的经筵理想虽屡有提议，但并没有得到实践。因此，年幼的康熙帝一登基，士大夫的经筵讲读之请频出。就康熙六年来说，三月李棠、五月田六善、六月熊赐履、七月蔺挺达频频请讲达十余次。我想清朝对儒家的非常重视是他们如此迫切必不可少的原因之一，我们翻阅古籍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在清朝士大夫进入政治体制内几乎都兼任儒家侍读或侍讲，这是其他即使是汉族王朝也相比不了的。
顺治早逝，儒家士大夫对于经筵讲读的实践成于康熙时期
与此相同的是，经筵讲读虽首倡于宋代，然清朝之前，却一直没有大获成功。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从讲师的“位置”中窥得一二，“帝王师”在宋代时而被允许“坐讲”时而被斥之“站讲”，明代他们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在日日“站讲”的同时还要恪守众多礼仪，直到清朝，除每年春秋经筵大典之外，“帝王师”几乎都是“坐讲”，且若有询问，应帝王上前。
究此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的政治理论仍然以君主为核心，在权力不平等的对话中，他们所认同的道统理想其实并没有获得君王的完全信任，儒家士大夫所希望建立的“帝王师”的地位也并未获得尊崇。但清朝前期的帝王却很快被儒家士大夫誉为“道统与治统的合一”，这实与清初对经筵日讲、对儒家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清朝前期帝王深知“获天下之心，首获天下士子之心”的道理。
三、帝王为“天下师”，帝王通过参与指导大量书籍的编撰，树立正统形象
皇帝不仅是统一海内的君王，更是道德与文化的领袖，帝王不但代表政统，更兼管道统。因此，清朝帝王在长期经筵中对儒学深厚研究的基础上，一直试图担负起君师的责任，大量进行儒家典籍的编撰与著述，从而建立起自身的道统形象。
中国古代帝王敕令编撰的典籍，会时常在原有书名或己经编定的书名前，冠上“钦定”、“御制”、“御定”、“御批”、“御览”、“御选”等词汇。这些御制典籍一般经过皇上亲自制作或是授意后，进行完成的典籍。
如清朝初年顺治帝在位之时，便有顺治十二年《御制人臣敬心录》一卷、顺治十二年《御定资政要览》三卷、顺治十三年《易经通注》九卷、顺治十三年《御注孝经》一卷、顺治十三年《御定内则衍义》十六卷、顺治十三年《御定孝经衍义》一百卷等等。
一系列御制书籍显示出顺治对儒家典籍推广的深入参与，还体现出顺治对学术的指导与道统形象。
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御制典籍除了展现了帝王的道统形象，更讳莫如深的是帝王道统形象之下对天下士人学术道统地位的压制，帝王们正是在无形的指导与压制中，慢慢淡化着汉人心中“夷夏之防”这个观念。
顺治帝早逝，成书却不菲
四、通过“文字狱”管理“不法”言论
满洲君主藉由文字狱案所要打击的对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顺治朝6起、康熙朝13起、雍正朝20起、乾隆朝141起，共181起。：
- 顺治、康熙两朝,是针对明遗民以及具有反清意识的人物
- 雍正朝着重于皇权的巩固，目标主要指向官僚集团
- 乾隆朝除了继续以往的管制对象之外，将范围从士大夫阶层扩展到平民
顺、康两朝八十年，清统治者还没有借助文字狱镇压反清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不少案件还是起于汉人之间构陷和倾轧。雍正皇帝在位时期文字狱多了起来，雍正朝的文字狱，以雍正六年开始立案追查的吕留良诗文著作案为标志，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文字狱是作为政治斗争的副产品而匠心独运罗织出来的，从吕留良案开始的后一阶段的文字狱，则表明雍正帝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严厉压制士人以道统自任的意识了。
雍正在处理吕留良案时，以专制权力的压力来迫使天下士子认同帝王的论述，他一再维护君权尊严，严禁士人丝毫威胁君权尊严的言论。著名言论后来有如：在策试题中有“君犹腹心,臣犹股肱”之语,但雍正认为“夫古人谓君犹元首，而股肪、腹心皆指臣下而言。”雍正认为天子是首，而股肱、腹心等都是臣子，他的言论无不是在维护作为统治者的尊严。
后来在陆生枬著述《通鉴论》中，由于议政涉及到了对天子政治的讨论与批评，雍正大怒，士人至此已明显丧失了对历史和现实的道统批判权。乾隆时期，文字狱真正兴盛起来，主要分为两类，一部分为官民之间的相互攻讦争讼，另一部分则为官府控制士民言论而发起的禁书、禁言等。
文字狱
第二类中，最让士子难以接受的是对于士大夫经义解释不合官方论述时，乾隆往往以“妄论经义”加以打击，如乾隆元年二月降罪李徽，获罪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士人固有的诊释儒家经典的道统话语权。乾隆此举已经把士大夫的学术活动完全限制在对经义原文的解读上的，极大的限制了学术的发展。
最严重之时，士人不仅在史学和经籍方面的道统表达权被禁止，甚至个人的情感在诗文中也不能表达。在对士人诗文以暴力压制的同时，乾隆还试图建立起基于治统标准的诗文评价体系，真是古今未有。
而我们需要从中认识到的一点是，儒家在清朝的发展虽胜于历史上的任何汉族王朝，但这弊端恰恰就在于乾隆时期文字狱的兴盛与对士民思想控制的严密正是这一时期帝王学术道统权威获得士人的普遍认同的结果。
五、总结
上述是作者所总结的原因，或有不全，欢迎大家补充。
在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前期帝王通过一系列真诚的文化措施、文化认同使士人们打从心底认为皇帝有权身兼“天子师”的地位，这让士人道统与治统合一的理想有了得到实现的可能。全文中，其实无不围绕两字“儒家”，儒家不仅仅是为清朝统治者建立了正统形象，事实上自汉朝以来，士子们对儒家的认同，就需要每一任大一统统治阶层去借助儒家来实现真正的天下统一。
然而，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当皇权成为维系整个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核心之时，那么儒家又该怎样保证它所推举的“王道仁政”可以围绕着“仁民爱物”来履行呢？
事实上就中国历史发展的整条道路来看，当每一任统治者成为维系社会的核心之后，都必不可免的走上了“专制王权”的道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儒家愿望似乎从未出现。
我想，解决的了这个问题，才是儒家的最终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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