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蔓延已进入了快车道。截至3月22号，美国境内50个州全部沦陷，感染总人数已经高达25000人。从地理分布上来看，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海岸的加州、华盛顿州和东海岸的纽约州。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每周新增感染人数正以7倍的速度直线上升”，增长速度位居世界首位。伴随疫情态势的急转直下，当前美国新闻界、学界和民众对特朗普政府疫情防控措施和执政能力，表现出了极大的质疑和不信任。
特朗普政府疫情应对策略的发展轨迹
美国政府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认知和应对策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疫情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大规模暴发（2020年1月中下旬）到2月29号美国总统召开新闻发布会。这一阶段美国政府针对疫情的基本反应是采取保守型防御策略。首先，政府宣布从2月1号起对过去14天从湖北返回的所有美国公民进行必要的医疗诊断和14天强制隔离。其次，通过商务包机的方式从中国湖北省和日本公主珍珠号游艇上撤回美国公民共700余名，并且将所有撤离人员暂时安置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德克萨斯州的两个军事基地进行隔离治疗。此外，特朗普政府向议会提出25亿美金的议案来应对此次可能暴发的公共卫生危机。
第二阶段始于美国政府确认存在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以2月29日美国总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为开端。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提高了韩国、意大利、日本和伊朗四国的风险级别，并且建议减少或者取消前往这些国家的旅行。在此期间，尽管特朗普本人仍然坚持认为美国境内的疫情风险较低，但是政府也承认疫情风险存在进一步扩大趋势。考虑到总统选举的因素，尽管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人极力去压低疫情的危险级别，但相关媒体对于疫情的报道显然已经成为焦点。在此期间，特朗普政府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疫情防治的观点和应对策略上开始出现明显分歧。
第三个阶段从3月1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取消所有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航班开始。面对持续攀升的确诊病例和一泻千里的股市，特朗普政府突然一改之前积极乐观的语调，转而承认疫情在美国已经部分失控，认为疫情将在美国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美国经济和民众生活工作都会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此言一出，美国整个社会和民众终于在疫情暴发两个月之后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进而投入到正规的防疫战中来。
疫情防控的具体举措
为了控制逐渐升级的疫情，美国政府相继采取了防控疫情的一揽子策略和措施。为了统一部署和协调各个部门的防疫工作，特朗普政府任命副总统彭斯为全国防疫总指挥。彭斯要求全国防疫信息发布必须首先经过他的审核，以此来保证防疫信息传递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但是，这个任命遭到美国众议院议长、民主党成员佩洛西的质疑和批评。同时，媒体和专家也认为，这个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会延误疫情的防治成效和信息透明度。
随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把新冠肺炎病毒的检测试剂和检验权力下放到各个州和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地广人稀的特点，美国开始在全美所有地区建立停车检验站（Drive through Test）。目前，美国境内所有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检验均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是高额的治疗费用仍然需要个人通过保险或者其他渠道来支付。
2月初，美国就针对疫情暴发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旅行警告和禁令（Travel Ban）。随着疫情的全球扩散，当前旅行限制已经扩大到欧洲和美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从3月中旬开始，美国政府警告并取消所有10人以上的集体活动，包括贸易展览、体育赛事以及其他活动。部分疫情严重的地区，包括纽约州、加州、新泽西、华盛顿、康涅狄卡和伊利诺伊都已经开启了宵禁。截至目前，美国境内绝大部分学校已经开始通过网上授课的方式来代替面对面的教学。
美国境内众多企业经营在疫情蔓延的情况下遭受巨大冲击，政府一方面决定拨款1万亿美元扶持和帮助企业与公民度过此次危机；另一方面，美联储大幅度降低银行贷款利息，以减轻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压力。
美式民主在疫情防治中深陷治理危机
作为当今世界医疗科研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显然并没有成为全球疫情防治的典范和领导者。相反，美国部分州和城市比如纽约和洛杉矶，已经和意大利一起沦为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纵观美国疫情防控策略，不难发现，特朗普政府在应对这次全球性重大公共危机过程中存在几个方面的严重现实问题。
第一，美国医疗体系在应对大规模传播性疾病方面弊端明显。不同于中国，美国医疗体系主要依托于分散的、私人的诊所来负责日常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一旦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暴发，美国人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部分的私人诊所和家庭医生根本没有专业的防御知识和诊疗条件来承担众多的病人。而少数具有资质的大型医疗机构则会马上人满为患，进而陷入瘫痪之中。特朗普政府前期的过度乐观和消极反应明显延误了最佳应对时机。总而言之，由于没有提前进行有效的医疗资源整合和改善，美国现有的医疗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有效应对疫情的迅速蔓延，目前纽约的疫情态势已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一旦疫情在社区中出现大规模传播，美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严重经济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中等收入群体及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负担。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美国同时也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目前，美国医疗体系已经高度商业化，购买价格不菲的保险往往使得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不堪重负。据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美国总共有4400万人群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还有3800万人的医疗保险不能覆盖很多紧急的状况”。因此，很难想象美国低收入群体一旦确诊要如何应对治疗所带来的高额费用。
第三，当前共和与民主两党之间“反对式”政治治理模式，是美国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不力的深层体制根源。美国两党政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和运行中进行公开质疑和监督，但在面临全国性公共危机时，这种以“反对式”为主要特点的极端化政治手段将会被迅速放大。比如，特朗普早前宣称民主党是想通过对疫情的过度渲染来影响自己未来的连任，而民主党则认为特朗普为了赢得连任很有可能会不惜以牺牲民众的利益和福祉为代价。总之，为了赢得选举而枉顾整体利益的美国“反对式”政党政治，在疫情暴发前期已经充分暴露出了该制度模式在应对整体性危机中的重大弊端。
（作者单位：美国休斯顿大学霍比公共事务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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