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7日的深夜，黑幕沉沉，風沙漫天，白色恐怖籠罩著塞上古城銀川。在城隍廟後面的一片空地上，國民黨士兵荷槍實彈，戒備森嚴，一排長槍刺刀對準著一位渾身傷殘的共產黨員。 腳下是陰森森的埋人坑，面前是兇殘的劊子手，這位共產黨員鎮定自若、語氣平緩地說：“人活百歲，總有一死。我今天的死，雖不得其時、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個共產黨員，這一輩子感到無尚的光榮……”
這就是曾任中共陝西省委秘書長、中共寧夏工委書記的崔廷儒烈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在革命的道路上，他幾經受挫，但仍然對勝利堅定信心；在條件非常艱苦的環境下，他依然活躍在革命的前沿；他擁有過人的才智和頑強的鬥志，尤其是在獄中充分發揮了作為一名革命領導人的重要作用，為革命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一
崔廷儒烈士（1911-1941）
崔廷儒，又名崔景嶽，乳名崔運乾，曾化名崔浩、劍仁等。1911年古歷11月3日，出生於陝西省旬邑縣東澗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11歲入本村小學讀書，14歲考入縣寶塔高等小學。由於家貧、學資不足，他常常上山砍柴、挖藥材、拾酸棗、砸桃、杏仁賣，解決學費問題。他天資聰明，學習勤奮，成績優異。在共產黨員許才升的影響下，於1926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春，年僅16歲的崔廷儒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了向旬邑反動政府請願的遊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釗等“四.二八”被難烈士的紀念大會。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崔廷儒參加的一場重要的革命就是1928年許才升領導的旬邑起義。為了完成組織交給的任務，他日夜奔忙，夜宿寶塔小學，儘管離學校只有二里路，但卻很少回家。在暴動勝利的日子裡，他也一直住在寶塔小學院內，負責上下聯絡，書寫標語，站崗放哨。崔廷儒警惕性很高，一天早晨天剛亮，他聽見外面有動靜，便迅速穿上衣服，躍出宿舍，發現情況，急忙高聲大喊：“快起來，發生事情啦”！這時，叛亂分子一窩蜂似的湧進學校，逮捕了呂佑乾等起義領導人。崔廷儒急中生智，避過了敵人的搜捕，與蘇維埃政府土地分配委員會委員長程百印，紅軍渭北支隊第二連連長程雙印，偵察隊長侯天佐等同志一起，帶領一部分起義群眾撤出縣城，轉入山區，堅持鬥爭。
起義失敗後，敵人到處抓人、殺人。崔廷儒卻沒有喪失信心，他一面讀書學習，一面思索著旬邑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親身經歷的無數事實，使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員開始認識到：鬧革命、不掌握武裝、沒有槍桿子不行；有了槍桿子、沒有黨的正確領導、沒有鞏固的核心也不行。
二
1929年前後，關中連年大旱，饑民成群，餓殍遍野，加上流行霍亂，連餓帶病，死亡貧苦農民數百萬。一些饑民鋌而走險，結夥上山，打富濟貧。更多的饑民則是提籃討飯，到處流浪，在死亡線上掙扎。此時，黨派崔廷儒和許多優秀黨員到群眾革命高漲的渭北一帶，領導饑民吃大戶，分糧食。在一些基礎比較好的地方，成立災民自救軍，打擊土豪劣紳，消滅反動政府下鄉搜糧保安隊，在公路沿線奪取官府車隊的物資，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
崔廷儒和戰友合影
1930年冬，隴東駐軍楊保城部招兵，崔廷儒向黨組織申請去工作。他說：“旬邑起義時，農民隊伍雖然很大，人數很多，但沒有多少槍，因而敵人進攻時，無法戰鬥。這個教訓說明了革命離不開槍桿子。藉著這次機會，我願去敵人軍隊工作，聯絡志同道合的人，相繼奪取武裝。”獲得批准後，他聯絡了蒙定軍、辛俊賢等同志去楊保城部在涇川辦的軍事學校學習。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混成旅執法隊擔任司書。他利用司書職務，宣傳革命，結交朋友。短短几個月時間，他聯絡了幾十名進步官兵進行革命活動，影響之大，使敵震驚。隨後，黨組織調崔廷儒離隊返鄉，與蒲玉階等人組織旬邑縣委，當時縣委機關就設在崔廷儒家的窯洞內，條件雖然艱苦，工作卻很活躍。
1933年，省委書記袁嶽棟和原紅二十六軍政委杜衡等人被捕叛變，向敵人供出了各地區和各機關的黨員名單。國民黨特務立即按照名單，捕殺了數百名共產黨和革命群眾。崔廷儒冒著生命危險，從陝甘邊一帶回到西安，與外地到西安的孫作賓、胡振家、餘海峰等同志聯繫，恢復黨組織，成立中共陝西臨時省委，由余海峰任書記，崔廷儒任秘書長，孫作賓任組織委員。為了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還成立了一個特工隊，專門打擊叛徒特務，為黨組織籌款。11月，臨時省委書記餘海峰在開展學運時被捕，崔廷儒和孫作賓迎著白色恐怖，在西安繼續堅持鬥爭。
1934年春，中央指示將臨時省委改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職權，魏光波任書記，崔廷儒任軍委書記，負責兵運、軍事工作。同年10月，魏光波被捕，崔廷儒成為敵人追捕的主要目標。一天，崔廷儒到西安二府園去找一個在國民黨軍隊中做地下工作的黨員接頭，發現後邊有特務盯梢，他迅速鑽進了一個小衚衕，特務跟蹤緊追；崔廷儒在小巷裡東拐西拐，特務緊盯不放；這時他機智的跑進一個熟人家裡，從前門進，從後門跑出，這才擺脫了特務的跟蹤。但是，敵人集中了更多的特務，四面八方追捕他。為了他的安全，1934年冬，黨組織調他離開西安，到駐在陝南的楊虎城警衛團工作。崔廷儒到警衛團後，作為該團黨的負責人。他看見這麼多的黨員在一起，並且還有黨組織掌握的武器，因而更加鬥志昂揚，奮發工作。
1935年3月，接上級命令，由警衛團負責掩護轉戰來陝南的紅二十五軍，在掩護行軍中，崔廷儒因腳被刺傷，難以行走，掉在隊後。誰料就在這時，兩軍在柞水縣九間房發生衝突，張漢民同志遇難，許多共產黨員犧牲了。少數逃出來的同志見了崔廷儒放聲大哭，悲痛欲絕。此時此刻，崔廷儒的內心痛苦到了極點，但他深知作為黨組織的負責人，自己肩上的擔子有多重，因而強壓悲痛，含淚說服同志們要挺起胸膛、鼓足勇氣，繼續鬥爭。
1935年夏，崔廷儒等人再一次成立了中共陝西臨時省委，他們為抗日救國而奔走呼號。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將軍通過關係與臨時省委取得了聯繫，希望能夠向中共中央轉達他的停火意願。臨時省委決定由崔廷儒親自去陝北，當面向黨中央彙報。1936年1月13日，崔廷儒帶著楊虎城綏靖公署開的護照路過家裡，換上父親的便衣進入蘇區，日夜兼程。路過關中蘇區時，遇到了賈拓夫、張德勝同志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南下工作。崔廷儒彙報情況後，立即帶著代表團密寫的信件，急向回趕。2月5日晚，朔風怒吼、大雪鋪天蓋地，他從蘇區回到家裡，稍事休息。不巧，第二天清晨就有反動軍隊一個營駐進他村裡。他家裡四孔窯，被迫騰出了兩孔。崔廷儒急忙藏到牲口圈土坑的牆洞裡，把洞口用被子堵起來，讓小孩裝病作掩護。躲過敵人，回到西安，勝利地完成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使命
三
1939年冬，日寇進攻綏西，寧夏局面極度混亂。為了開展黨的工作，壯大革命力量，進行抗日活動，黨決定崔廷儒同志擔任中共寧夏工作委員會書記。1940年初，崔廷儒和王博同志長途跋涉來到寧夏，與原寧夏工委書記李仰南接上關係。之後，他又到寧夏各地瞭解情況，研究開展工作的具體辦法，並確定工委機關分別設在寧朔縣的（現青銅峽縣）宋澄堡小學和小壩小學。崔廷儒以商人身份住在宋澄堡小學，併兼任教員。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工作，在銀南、銀北十幾個點建立和健全了黨的組織，特別是在教育界進行了深入的工作。寧夏偏處西陲，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崔廷儒經常告誡自己和周圍的戰友，要嚴格執行黨的政策，注意克服大漢族主義，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警惕國民黨挑撥民族關係的陰謀。在宋澄堡小學，崔廷儒很注意接近周圍群眾和學生，領著同學們在校園裡種花植樹，修鋪道路，在勞動和學習中，積極向同學們宣傳抗日救國的革命道理。不久，抗日救亡的歌聲充滿校園，抗日愛國的革命活動在學校和附近農場開展了起來。
當時，全國的抗日怒潮不斷高漲，國民黨反動派卻不斷在陝甘寧邊區周圍製造磨擦事件，掀起反共逆流。偽寧夏省主席、地方軍代馬鴻逵，為了加強自己在寧夏的封建割據勢力，也藉助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逆流，藉口反共防共，鎮壓各界進步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動。1940年4月上旬的一天黃昏，崔廷儒接到馬雲澤交給他的一封地下黨員杜林寫的信，信中要他速到銀川，“有重要事商量”。白色恐怖下的寧夏，情況複雜，瞬息萬變。崔廷儒生怕由於自己的疏忽，使黨受到損失，他決定親自去銀川一趟。
4月13日這天，正逢星期六，崔廷儒換上一身藍粗布長衫，頭戴一頂禮帽，打扮成商人模樣，騎上自行車，頂著漫天的風沙來到銀川和平里二十七號杜林家中。吃晚飯時，突然來了一個陌生人，杜林說是他的同事，寒暄了幾句，這人就走了。不一會兒，國民黨憲兵突然包圍了杜家。崔廷儒和杜林被捕，被關進寧夏省軍警聯合稽查處。
在稽查處，敵人動用了大刑。由於杜林的出賣，敵人知道了崔廷儒是共產黨員，並連夜派人到中寧、中衛兩縣抓人。不久，崔廷儒派往延安送文件的交通員江生玉被捕叛變，向特務頭子供出崔廷儒是共產黨寧夏工委書記的真實身份，並將寧夏工委向中央彙報的地下黨組織報告交給了敵人。
崔廷儒的身份暴露後，敵人對他用盡了酷刑，企圖讓他指認名單上的人。崔廷儒多次被打得體無完膚，昏迷數次卻不說半個字。敵人無可奈何，把他抬進了禁閉室。同室的獄友撫摸著他的傷口，個個淚流滿面。
敵人對崔廷儒軟硬兼施，說只要他自首，就讓他當寧夏省政府的秘書長，還可以把妻子接來，一家人團聚，共享富貴……。崔廷儒絲毫不為這些話所動，他堅決不寫自首書，不向敵人投降。
馬鴻逵毫無辦法，只得批示：崔廷儒“忠實信仰共產主義，長期監押。”1940年5月22日，敵軍法處把崔廷儒轉押到寧夏省第一模範監獄。與崔廷儒一起轉押的“要犯”、“嫌疑犯”，除馬雲澤、白玉光、王博同志外，還有孟長有同志。從此，同志們開始了漫長的監獄生活。
這所監獄的牢房常年見不到陽光，室內陰暗潮溼，那吃人的臭蟲一串串朝下掉，那蝨子多得結成團。屋裡充滿了黴味，空氣只能從牢門上碗大的一個洞裡進出。原來每天放風一次，經過同志們的幾次鬥爭，當局才被迫同意每天早晚各放風一次，每次幾分鐘。除了環境惡劣以外，敵人還給這些“政治犯”每人砸上副沉重的腳銬。十幾斤重的腳鐐，磨得一些同志連步都邁不出去，崔廷儒見同志們痛苦難忍，就鼓勵說：“看起來，這些畜牲的本領，就只剩下這一招了。不要說一副手銬腳鐐，就是再加上兩副，我們共產黨人也照樣鬥爭！”
不多久，監獄裡的同志得到消息：崔廷儒託人給西北局領導同志的信送到了，邊區留守處司令員肖勁光還打了電報給寧夏，勒令馬鴻逵釋放這些無辜的“政治犯”。崔廷儒和同志們悲喜交加，分析敵情，並在由崔廷儒提議，組建了監獄黨支部。有了黨支部，大家有了主心骨，黨員們一起分析敵情，一起研究如何同敵人開展長期鬥爭。
在塞外的北風中，冬季的監獄冷得像冰窖一樣。五個人只用兩床被子，晚上蓋不住。同志們身上的衣服都很單薄，有的下身只穿兩條單褲，凍得直打哆嗦。黨支部在研究這個問題時，有些同志提議組織同志們在獄中捻毛線織毛衣，解決敵人的凍餓政策。崔廷儒讓人把自己那輛自行車賣了，託人買了些羊毛和捻織工具，大家分了工就熱熱火火地幹了起來。不久，衣服單薄的同志穿上了毛衣。還有人把毛衣捎出去賣掉，賺來的錢給大家改善伙食。崔廷儒經常給大家講毛主席在延安的故事，也講述自己在陝甘一帶進行革命鬥爭的趣聞，聽得大家笑逐顏開，忘記了身上的痛苦。拖著近乎殘疾的身子，崔廷儒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念鼓舞著大家，他成為對敵鬥爭的一面旗幟，同志們信任他、愛戴他，連監獄的國民黨士兵也佩服他。
四
１９４１年４月，馬鴻逵為了向蔣介石請功邀賞，決定殺害兩名共產黨員：“外地人殺一個，以示共產黨不得來寧夏；本地人殺一個，以示不得跟共產黨走。”
馬鴻逵授意特務頭子馬效賢，最後一次找崔廷儒“談話”。馬效賢勸崔廷儒說：“我們馬主席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勸你不要那麼死心塌地。在哪裡不是做官哩，你只要認錯，我們馬主席讓你當大官，做寧夏省的秘書長！”
崔廷儒堅定地回答：“我要當人民的幹部，你們國民黨的官再大，我也不想當。死可以，我們共產黨人不怕死！”
看看沒有什麼能打動崔廷儒，改變他的共產主義信仰，馬鴻逵簽署了秘密處決令：“將崔廷儒拉出去活埋！”
安葬崔景嶽孟長有烈士大會
1941年４月１７日深夜，國民黨軍警從牢房裡押出崔廷儒和孟長有。崔廷儒告訴戰友們：“要按我們過去說的，堅持下去。”他走出牢門，又回過身來，輕輕脫下身上的棉袍，送給獄中的戰友。特務勸他：“天氣冷，穿上吧。”崔廷儒說：“我冷只這麼一回，他們更需要。”他轉過身，和同行的孟長有、馬文良迎著淒厲的寒風，踏著沉睡的大地，肩並肩一步一步走向刑場。
來到刑場，軍法官問崔廷儒：“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崔廷儒便說了文章開頭的那段話。他還說：“作為共產黨員來說，個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遺憾的是，在國共兩黨共同抗日時期，祖國的半壁河山正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之下，中華民族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你們不為民族著想，不為抗日著想，卻要積極反共，屠殺共產黨員。你們對自己的行為應該捫心自問……”
崔廷儒的話，像利劍刺向敵人。不等他說完，憲兵們揮舞著大棒，將崔廷儒、孟長有、馬文良打入坑中……
“中國共產黨萬歲！”最後一次的呼喊回蕩在天際。
崔廷儒，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人民優秀的兒子。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他毫不動搖，視死如歸。犧牲時，年僅30歲。
閱讀更多 旬邑黨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