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打造內陸國際金融中心上升為國家戰略層面高度。
近日，市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加快建設內陸開放高地領導小組會議召開。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在會上強調，建設內陸國際金融中心是的黨中央交給重慶的重大任務，是服務國家戰略的現實需要，是推動重慶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去年8月，重慶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發佈《重慶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案》編制項目的競爭性磋商採購文件，首次公開透露重慶將打造“立足西部、面向東盟”的國際金融中心。2020年重慶市政府工作報告對上述目標進行了微調，在國際金融中心前面加了“內陸”兩個字。有人直言，伴隨著“一帶一路”的深入推進，重慶金融中心的目標定位也在不斷升級，從最初的長江上游金融中心到如今的內陸國際金融中心。
筆者曾撰文指出，近年來，金融服務在整個“一帶一路”建設的作用日益突出。然而，在六大經濟走廊交匯的中國西部地區，還缺乏一個能夠有效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國際金融中心，這不僅不利於東西地區協調發展，也不利於中國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開放格局。中央明確指出，重慶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支點，處在“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聯結點上，在國家區域發展和對外開放格局中具有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因此將其打造成為內陸國際金融中心，意義重大。
當然，重慶金融中心目標定位不斷升級背後，與其近年來金融業強勁的發展勢頭密不可分。來看一組數據：2019年重慶金融業增加值2087.95億元，佔GDP比重8.8%。從市場體系上看，截至2018年，全市金融機構總數達到1853家，多元多層多樣的金融機構體系已初步成型。而反映一座城市對資金吸附能力重要指標——本外幣存款餘額，重慶也有不俗表現。統計顯示，截至2020年2月末，重慶本外幣存款餘額為39826.7億元，排名全國第六、中西部第一。
除此之外，全國首家互聯網消費金融、全國首家專業信用保證保險、西部首家民營銀行等15個具有突破意義的法人金融機構相繼在重慶落地，機構門類在中西部最為齊全。
既便如此，我們還是應該看到目前重慶距離內陸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距離。3月26日，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27)報告正式對外發布，中國內地共有10座城市入圍，不過讓人遺憾的是，名單裡還是沒有重慶的影子。儘管你可以質疑榜單的客觀性、專業性，但是就我們直觀感受而言，重慶確實還遠遠沒有能做到力壓其它內陸城市的地步。
那麼，重慶在建設內陸國際金融中心該如何破題呢？
一、打好中新互聯互通項目這張牌
首先，我們不要懷疑新加坡協助重慶打造國際金融中心的決心。新加坡地處亞、歐、非交通要衝，與倫敦、紐約在24小時全球金融業務營業中正好銜接，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不過，近年來新加坡在與香港爭奪亞洲頭號金融中心的過程中，互有勝負、難分伯仲。不僅如此，上海、北京等內地新興國際金融中心，也開始挑戰新加坡的地位。
2019年11月，阿里巴巴“迴歸”港交所
與新加坡相比，香港最大的優勢在於，它背靠內地巨大的經濟腹地。一方面內地的重要科技公司、地產公司、央企等都把香港作為境外上市的首選。2019年儘管受各種不利因素疊加的影響，香港港交所IPO募資額還是有驚無險地蟬聯全球榜首，這也是其十年來第六度稱冠。報告顯示，,2019年港股超六成數量的新股來自中國內地，相比2018年的44%有明顯提升；這些內地企業的IPO募資額佔港股全年的76%。
另一方面，滬港通、深港通和債券通等產品，又將香港與內地市場密切地聯繫在一起。這還不算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市場等重大利好。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揮香港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臺。不難想象，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持續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必然會更緊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將會更加突出。
反觀新加坡，由於種種原因，與內地市場甚至包括整個大中華地區聯繫不夠緊密。據悉，目前來自大中華地區的公司佔新加坡上市公司總市值的大約20%。作為亞洲的國際債券中心，新交所大約15%的債券發行人來自大中華地區。去年，彭博社發表報告認為，在內地公司加持下，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將逐漸拉大與新加坡的距離。
因此，對於“金融立國”的新加坡來說，如能以中新互聯互通項目為跳板，強化與中國內地的聯繫，進而深度參與“一帶一路”的金融服務，有利於鞏固、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當然，對重慶而言，深化中新互聯互通項目金融合作，有助於推動形成重慶和新加坡金融“點對點”對接帶動中國西部與東盟“面對面”合作的金融開放新格局。
事實上，近年來重慶與新加坡持續不斷深化金融合作，下一步雙方在更大領域合作共贏奠定了基礎。
比如，中新雙方致力於打造的中新金融科技合作示範區，已初步明確落戶在兩江新區江北嘴。該項目旨在通過培育和改造存量企業，積極引入新加坡及全球優質企業，構建以“金融+科技”為核心的創新賦能體系，共同打造以金融科技為支撐的國際高端產業園區。屆時，中新金融科技合作示範區將與去年7月成立的江北嘴金融科技港一同運作，形成“一區一港”聯動發展格局。
金融科技可以簡單理解成為Finance（金融）+Technology（科技），指通過利用各類科技手段創新傳統金融行業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提升效率並有效降低運營成本。根據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的定義，金融科技主要是指由大數據、區塊鏈、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前沿技術帶動，對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服務業務供給產生重大影響的新興業務模式、新技術應用、新產品服務等。
在去年第二屆中新金融峰會上，包括中新金融科技合作展望、金融科技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等多個議題均將聚焦金融科技，由此可見重慶想通過金融科技賦能國際金融中心的意圖相當明顯。新華網曾就此評論，科技與金融、產業的充分融合未來有望成為重慶國際金融中心快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加速器”。
2019年中新金融峰會開幕式現場 來源：上游新聞
上文提到的中新金融峰會，其實就是重慶與新加坡深化金融合作的產物。連續兩年的成功舉辦，中新金融峰會日益成為重慶與新加坡、中國西部地區與東盟國家金融交流合作最重要的平臺之一。而重慶也將依託這個平臺，對內可以將金融服務覆蓋到整個西部地區，改善後者融資成本偏高的問題，對外可以參與到東盟國家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網絡建設。
不過，重慶方面對於中新金融峰會還有更大的“野心”。根據去年3月印發的《重慶市會展業創新提升行動計劃》，中新金融峰會被定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及國內外金融機構和企業搭建合作交流平臺。
二、加快推進內陸國際物流樞紐建設
很多人可能發現了一個規律，那就是國際著名的金融中心大多都是國際貿易中心。道理很簡單，金融隨著貿易而來，是因為大多數金融服務都與貿易相關，其利潤也大部分得自貿易。我們可以從紐約逆襲的例子，看出兩者的關係。
美國最早的金融中心不是紐約，而是費城。費城之所以有這個地位，主要歸功於其政治中心的地位。然而，隨著伊利運河的修建，費城的傳統優勢遭到紐約的挑戰。紐約原本與內陸經濟缺乏緊密的聯繫，伊利運河則把五大湖與哈德遜河打通，廣袤的中西部與東部沿海地區從此緊密聯繫起來，地處哈德遜河的紐約，瞬間逆襲成全美最大貿易中心（高峰時期，紐約完成了全美進口貿易額2/3及出口貿易1/3的份額），並很快取代費城成為全美最大的金融中心。
巧合的是，2018年11月出臺的《重慶內陸國際物流分撥中心建設方案》，對重慶依託物流樞紐中心發展金融業做出了重要指示：推動國際知名期貨交易所來渝設立指定期貨交割庫，探索建立煤炭、礦石、鋼材、木材、鋁材、塑料粒子、咖啡等大宗商品期貨交易中心；依託果園港多式聯運示範基地，建設大宗散貨的大宗商品交易平臺和大宗商品交收（交割）倉庫、堆場；依託西部物流園，建設工業原材料的大宗商品集採平臺和交易市場。
果園港
需要注意的是，藉助物流通道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在重慶並不陌生。2017年9月29日，作為連接西北、西南最便捷、快速的通道，蘭渝鐵路全線開通後，西北與西南交通運輸瓶頸將隨之打破，這將大幅提高西北礦產資源在南方尤其是西南的競爭力。基於此，由渝陝合作的西部大宗商品現貨交易市場，兩江新區果園港啟動建設。該市場主要服務中國西部地區，交易品種包括鐵礦石、煤炭、鋼鐵等大宗商品，交易方式以現貨交易為主，配套物流、保稅、金融、期貨交割等服務。
不過話又說回來，重慶之所以有底氣出臺上述方案，跟其近年來克服自身固有的地理劣勢，積極拓展對外貿易大通道有關。依託鐵路、水運、公路、航空等運輸方式，重慶基本構建起東向、西向、南向、北向、航空四大國際物流通道體系。一個面向歐亞大陸的國際物流樞紐已初具雛形。
在五大國際物流通道中，南向的陸海新通道、西向的中歐班列（重慶）以及東向的長江黃金水道、渝甬鐵海聯運國際班列等，又被認為是重慶三大骨幹國際物流通道。其中，陸海新通道又是盤活這三大物流通道的關鍵。
陸海新通道是以重慶、新加坡為雙樞紐，將中國西部地區通過鐵路、公路、海運等方式與東盟、南亞等地區緊密相連；同時往西方面與中歐班列(重慶)鐵路大通道接駁，向東則與渝甬沿江鐵海聯運通道、長江黃金水道等無縫對接，形成新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長江經濟帶融合貫通的國際貿易大通道。
去年8月，國家發改委印發的《西部陸海新通道總體規劃》，為重慶建設內陸國際金融中心帶來了系列利好。一是重慶被確立為通道物流和運營組織中心。眾所周知，陸海新通道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需要強大的金融服務作為保障。如果重慶能以運營組織中心身份，爭取服務於陸海新通道的金融機構落地的話，不僅可以結束其沒有國家級金融市場的歷史，還能為建設內陸國際金融中心贏得先機。
二是規劃還明確了重慶樞紐地位。三條主通道，即重慶、成都分別經貴陽、懷化、百色至北部灣出海口的三條鐵路運輸線路，重慶佔其二。實際上，如果放到全國範圍來看的話，重慶已經成為中歐班列西部通道、西部海陸新通道以及沿江通道三者共同的核心。這也意味在中國西部地區跟東盟、歐洲的陸上貿易往來中，重慶已經搶佔先機。
最後補充一點的是，與製造業和其它服務業不同，金融業對當地營商環境的要求更為苛刻。國際上有關融中心的各種排名，往往都會將當地的營商環境作為重要指標之一進行評價。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重慶打造內陸國際金融中心離不開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支持。讓人欣慰的是，隨著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價體系將重慶納入中國樣本城市予以測評，重慶正“拿出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的勇氣”，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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