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新阶 | 二 姑 父
二姑父是湖南石门人，上世纪四十年代被抓去当兵，说是当兵，其实一天枪都没有摸过，在被服厂做过两个月学徒，后来一个连长到被服厂催军装，见姑父人高马大的，觉得在被服厂浪费了，就把他调去当伙夫，打起仗来，背起行军锅还加个百十来斤米面跑得飞快，于是，拿剪子拿针线的手就拿起了炒菜的锅铲。
其实，他一直在找机会逃跑，又怕被抓回来吃了枪子，这样犹犹豫豫地干了一年多，逃跑的机会来了，部队在湖南醴县因为抢煤炭和另一支部队打了一仗，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他借机逃了出来。
他不敢回石门，那十有八九还会再被抓去当兵，万一被原来的部队抓回去，多半会被砍了脑袋。
他就冲着湖北方向走，一路上给别人干几天农活，挣一点路费再往前走。不久进入了湖北的松滋，然后过宜都，进长阳，他觉得在县城附近还是不安全，于是继续往深山里走，终于来到了大吉岭，这里虽然偏远，但是有山有水，水田旱田都有，勤扒苦挣，糊口并不难，他就在这里停下了脚步。在一个大户人家做了两年长工，挣了一点银两，在一个叫做牧鹿坪的地方买了两亩荒山，开出一片薄田，还造了一间土起草盖的小房子，算是在这里安家了。
其时，二姑母刚好拆了婚（鄂西不说离婚而说拆婚）从婆家回到杨家冲的娘家，祖母为这个女儿暗自落泪，祖父则成天数落二姑母，他觉得天大的委屈二姑母都应该忍着受着，断然不该拆婚，娘家的颜面扫地不说，以后还怎么嫁得出去？本来我们温家在这杨家冲还有些田产，日子也算宽裕，不想祖父染上了鸦片，那些水田旱田一块一块卖掉买了鸦片，日子已经日见紧巴，祖母常常是满脸愁云，现在二姑母回到娘家，又添了一张嘴吃饭，就更觉艰难。
祖母借机要祖父戒掉鸦片，从烟枪里为二姑母省下一口饭食，道理祖父懂，但是鸦片这东西一旦染上，想戒真不容易（当然1949年以后还是戒掉了，那是后话），二姑母也知道家里的难处，每顿饭都吃得少，渐渐地瘦了不少。
二姑夫在这时出现了，几乎没费周折，祖父祖母就同意了这门婚事，没多久，二姑母就嫁到了牧鹿坪那间土起草盖的房子里。
二姑夫是勤劳的，水里泥里农活都会做，农闲的时候，他会出门为别人缝衣裳，在被服厂干了两个月，到牧鹿坪以后又正式拜师学了两个月裁缝，他做的衣服好而且快，请他缝衣裳的人就多，他有时上门给人家做，多数是别人带了布上门请他量尺寸做衣服，这样他就可以兼顾家里的杂活。两个人做事养活两个人，二姑夫又会缝纫的手艺，多少还有些零花钱，他们的日子就比一般人好过一点，但那年月依然紧巴，时不时还要借一升米几两盐的，新中国成立后土改时，自然是贫农，分了瓦房和田地，日子才真正有了起色。
二姑夫依然农忙时和二姑母一起种田，一起到生产队出工，农闲时缝衣裳。
不能出工的雨天，二姑夫卸了火塘里的木门在堂屋里支了裁板，戴起老花镜，在裁板上剪呀缝呀，除了吃饭，基本不停歇。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来声音匀称悦耳，二姑夫剪布的声音竟然没有被雨水淹没，锋利的剪刀剪布的声音就是那时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有一个雨天，我和母亲到二姑夫家去请他给我缝一件上衣，我们学校要到公社参加汇演，有我的节目，母亲要给我缝制一件新的上衣，因为时间紧，请二姑夫时间上应该可以保证，我们站在二姑夫门口的枇杷树下，从大门往里看，二姑夫戴着眼镜，一根皮尺搭在肩膀上，弓着身子在裁板上剪裁，这一幅图画正好被大门框在一个画框里，在我的脑海中至今清晰无比。
我的上衣没有按时缝制出来，因为那段日子老不下雨，生产队又请不动假，二姑夫很是着急，后来打算打两个夜工把衣服做出来，偏偏二姑夫得了重感，发高烧，说胡话，折腾了一个星期才稍好一些，把衣服做出来时已经错过了我们演出的时间。
又是一个雨天，二姑夫亲自把衣服送上门，说了好多填情的话，母亲还是没有放下脸色，竟然连茶也没有给他泡一杯。我穿着新衣服自然高兴，几个口袋里掏，除了剩下的边角布料，还掏出了一张一元的纸币。
母亲说：“你这是？”
“误了孩子演节目，姑父没当好，让孩子买几颗水果糖吧。”
“老师说了，和我一起演对口词的同学没有新衣服，如果我一个人穿了新衣服，反倒不好，还得不了一等奖。”我说的是实话，没有为二姑夫辩解的意思。
听我这样说，母亲的态度改变了，连忙给二姑夫泡茶，还要留他吃晚饭，二姑父说要趁亮回牧鹿坪，站起来就走了。
二姑夫下了稻场坎，走过了那棵杏子树，走进了一片暮色之中，他的身影已经有些佝偻，起风了，他的裤管在风中左右摆动……
我们谁都想不到，二姑夫会在文化大革命时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万分热情，每天背一个布袋子，布袋子里装着熟洋芋，到处参加批斗会，他不但参加他自己所在的二大队红卫兵的活动，还到我们一大队以及周边的三大队、五大队参加批斗会,饿了，吃几个冷洋芋，渴了，喝几口冷水，每天清早出门，很晚才回家。二姑母完全不理解，劝了多次没有效果，以后不再给他煮洋芋，晚上回家也不给他留饭，二姑夫饿着肚子一边生火做饭一边高谈阔论，二姑母用自己的嘀咕来对抗他的宣讲，尽管二姑母的嘀咕也堪称一绝，但是终究敌不过二姑父的革命理论，只好独自睡去。
不久以后，形势逆转，另一拨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揭发二姑夫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这可不是一般的罪名，口诛笔伐，二姑夫领略了被革命的滋味，躲在家里不再出门，但还是被带出去批斗了几次。有一回，就要架他的土飞机了，造反派中有一个小头目请二姑夫缝过好几回衣服，有一回他和母亲去取衣服，没有钱付工钱，二姑夫不但让他取走了衣服，还说明了这回不收钱。这个小头目发了话：“放他走吧，他那当排长的经历都是他自己瞎吹的，我知道，他就是个伙夫，连枪都没摸过。”
二姑夫缝衣服从不落人家的布，别人送布来量尺寸，他总是要别人看着他把衣服裁完，把剩余的边头边脑的布料当场带走，有的可以做一双鞋帮，有的可以做一只鞋垫，他都要别人带回去不要浪费。他缝衣服的工钱也很灵活，这次没有的，下次一起给也行，实在困难的，少给几毛也是常有的事，如果别人跑了两次才取到衣服，他总是要连连说对不起，还会在工钱中减去几毛，遇到饭口，他还会留别人吃饭。
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去参加造反，也许正是他平时的这些行为，使他免收了一次摧残。
这件事对他震动很大，从此以后，他变得不爱说话，不爱合群，无论是在生产队还是在家里，抢着干脏活重活，干完活，一个人坐在一边抽烟，有时忘了带火柴，把山烟拿出来卷好，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也不去找别人借个火点烟，把卷好的烟放进口袋，就提着锄头下了地。
二姑母以前喜欢唠叨，一边做饭或者一边拌猪食总是一边唠叨，数落二姑夫的不是，二姑夫多半也不言语，听得烦了，就会大声呵斥几句，他的石门话我不大听得懂，只知道是表达不满或者辩解的意思。自从那会儿差点被架土飞机以后，二姑夫再没有呵斥过二姑母，二姑母继续唠叨了一些日子，没有人反抗，突然觉得唠叨得索然无味，也就不再唠叨。这让二姑夫有几分感动，从此开始真正关心二姑母，二姑母有个头痛脑热，连忙张罗找医生抓药，饭桌上，还给二姑母夹菜，二姑母有些受宠若惊，忽然觉得生活有了一些滋味。
二姑夫门口有一棵嫁接的桃树，结的桃比我们本地的野桃子鲜甜许多，每年桃子成熟，都要给亲戚们分送一些。桃子快要熟了，二姑母就吩咐二姑夫送桃子，每年如此，二姑母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桃树开花。二姑母觉着生活有了许多滋味以后，这年春天才认真打量门口的这树桃花。这一天，吃过二姑夫做的早饭，二姑母端着一杯茶站在稻场坎边，一边喝茶一边看桃花，这桃花原来是这样好看，白里透红的花瓣，衬着还没有展开的绿叶的幼芽，风一吹，摇动着一树粉红，过去几十年，怎么没有认真看过这么好看的桃花呢？
没过多久，二姑母病了，想不到一病不起，二姑夫找了好几拨医生来给二姑母看病，每个医生出门时都把二姑夫叫到稻场坎边的枇杷树下交代一番，二姑夫听得泪水涟涟，进屋前连忙擦干眼泪，一边给二姑母熬药一边说医生说的不要紧不要紧……
二姑母不久撒手人寰，他的装老衣是二姑夫这辈子缝得最仔细的衣服，每一只扣袢上都有一朵桃花，他还别出心裁地在前襟上缝了一只荷包，他说，二姑母喜欢流眼泪，缝个荷包好装一方擦泪的手巾。
二姑夫的身体也一直不好，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碰到雨天，咳得喘不过气来，过继给二姑父的大哥精心照料，药没有断过，吃的喝的不用发愁，二姑夫晚年过得愉快，越是愉快，他越是觉得对不起大哥。大哥小时候，二姑夫对他过于苛酷严厉，有一回大哥逃学，二姑夫用一块篾片把大哥打的浑身都是血印子，大哥跑回我们家，父亲、母亲、二妈都看得眼泪汪汪的，一帮人到二姑夫家把他炮轰了一顿，并决心把大哥要回来。那一回，真把二姑夫吓住了，连忙检讨，几天以后还到我们家登门认错，才把大哥领回去。从此以后，他就常想，大哥肯定记着这“仇”，怕大哥等他老了，一报还一报，他没想到，大哥会对他很好，他就一直佷歉疚，不止一次对大哥说对不起，特别是他病重以后，我们去看望他，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对不起大哥的话。
自打病倒以后，二姑夫还有一个经常说对不起的人就是我们大队的胡书记，当年开批斗会的时候，他被一个红卫兵激将着打过胡书记一拳，这一拳，一直成为压在他心头的一块石板，让他喘不过气来，一直到弥留之际，他拉着大哥的手说：“我入土以后，你去找老胡，给他说我对不起他。”
这话，大哥说给了老胡，不是上门说的，二姑夫下葬那天，老胡来了，大哥把二姑夫的话说给了老胡，然后，给他磕了一个头。
我想，他看到了，也听到了。
他可以释然地上路了。
温新阶，男，土家族，1989年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湖北省宜昌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级教师。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宜昌市散文学会会长。出版散文集、小说集多部，曾有多篇散文、小说被«散文选刊»《北京文学》《作品》、《读者》《中外文摘》等刊物选载，散文«豆芽菜»曾在日本获奖，散文集«他乡故乡»获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散文集《乡村影像》获湖北省第七届屈原文学奖。散文集《典藏乡村》获湖北省第九届屈原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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