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簡而言之，那時跟現在非常相象......”
這是狄更斯《雙城記》的開場白，用來作為《圍城》的解說詞卻又是這樣貼切。
《圍城》中錢鍾書用他尖刀一樣的筆，為我們刻畫出了抗戰初期以方鴻漸為主的海歸知識分子群像，通過主人公方鴻漸“歸國-歸家-赴任-成家”這一線索展開情節，揭示了眾人教育，事業和婚姻所遭遇的困境。
在嬉笑怒罵中剖析人性，在諷刺辛辣中追求深刻。由此我們看到的是人間百態，由此我們感受到了人心萬變，這一切好似虛構，卻又宛如現實，彷彿一部《新儒林外史》。
讀完全書，我們不禁要問，接受西式教育洗禮，留學生就能成為海歸精英嗎？
唯文憑論：形式大於內容的的偽精英分子
從19911年辛亥革命以後，中國近代留學教育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無數國人通過各種渠道走出國門，在大時代裡扮演著自己的角色。
縱觀留學史，民國留學生群體整體的思想水平是積極向上的，湧現出了大批優秀知識分子，日後成為了推動中國發展的重要力量。
其中不乏各行各業的精英，比如留美的錢學森，聞一多，顧維鈞等人；留英的錢鍾書，徐志摩，費孝通等人；留德的季羨林，葉企孫，趙九章等人，堪稱史上最豪華的留學生陣容。
錢鍾書
但是，大時代洪流裡是魚龍混雜的。龐大的留學生群體裡仍然存在許多動機不純，空有留學之名而無留學之實的偽精英分子，錢鍾書的《圍城》就刻畫了這樣一群人。
主人公方鴻漸是士紳貴族之家的公子哥，在光耀門楣的使命下，拿著岳父的一大筆錢出國留學。可他的遊學生活卻讓人大跌眼鏡，只見他遊，不見他學。
書中說他“到了歐洲，四年中倒換了三個大學，倫敦、巴黎、柏林；隨便聽幾門功課，興趣頗廣，心得全無，生活尤其懶散。第四年春天，他看銀行裡只剩四百多鎊，就計劃夏天回國。”
歐洲求學四年，換了三個大學，方鴻漸把心思都用到了吃喝玩樂上，本來就驕奢淫逸的他逃脫了封建家長制的牢籠，更顯得無法無天。
在花天酒地裡醉生夢死的方大少爺，最後竟然畢不了業，千方百計買了一張“克萊登大學”的假文憑才長舒一口氣，算是給了家人一個交代。
這張文憑就是方鴻漸的命根子，就相當於開路符。有了他，不僅給家裡人增光增彩，還可以搖身一變為留學精英，一路暢通，成為大家爭搶的人才。
和方鴻漸一樣心理的人當然不在少數，國內倘若“混不下去”，就花點銀子去國外“遊學一番”，撈個文憑回來，土鱉一變而為海龜，稱為“鍍金”。
方鴻漸（陳道明飾）
回國以後的方鴻漸其實內心並不安寧，眾人都以為他勤學四年，一定是一個學貫中西，通達古今的大博士，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一個空名。因此別人請他去演講，他只好大談“鴉片”和“梅毒”的文明史，真正把他四年所學的“精華”悉數講解了給了滿堂師生。
但那些有女兒要嫁他的人，忘不了他的演講；猜想他在外國花天酒地，若為女兒嫁他的事，到西湖月下老人祠去求籤，難保不是第四籤：“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這種青年做不得女婿，便陸續借口時局不靖，婚事緩議，向方家把女兒的照相、庚帖要了回去。
這種精英知識分子文中還有一位韓學愈，他的行為比方鴻漸更為可恥。
方鴻漸知道“克萊登大學”的文憑是假的以後，沒有掩飾，向蘇文紈等人承認自己作假。可是韓學愈卻拿著假文憑招搖撞騙，堂而皇之地當上了三閭大學的教授。
錢鍾書用“反英雄”的手法塑造人物，就是為了批判方鴻漸這類空有文憑，毫無能力的偽知識分子，更是為了批判“唯文憑論”這種社會評價標準。並非接受西式教育的洗禮，留學生就能成為海歸精英。
如果動機不純，抱著享樂主義的態度，只為混得一紙外國文憑，這樣的留學生就會成為虛有其表的偽知識精英。如果這種偽知識精英招搖撞騙，把文憑當成升官符，還受到眾人追捧，讓“唯文文憑論”盛行其道，那麼真正的知識分子精英還如何產生呢！
唯西方論：極度自以為是的優越感
大時代背景下，留學生群體的興起符合社會發展的潮流，這種潮流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留美幼童”。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以後，自由和民主的浪潮席捲全國，全盤西化的論調不絕於耳。
大批知識分子帶著對西方文明的憧憬，求學海外，想要用西方文明作為藥引來醫治滿目瘡痍的中國。
可惜，有的人學到了西方文明的精髓，有的人只學到了皮毛。學到精髓的人用他的知識救國救民，學到皮毛的人只會目空一切，以外自己是接受了高級文明洗禮的貴族，享受著自以為是的優越感。
第一批留美幼童
《圍城》中有一批這種學到西方皮毛而唯西方論的人，讓我們大開眼界的同時，更讓我們覺得可笑可悲。
蘇文紈作為書中出場的第一個人物，錢鍾書描寫她“戴太陽眼鏡、身上攤本小說，衣服極斯文講究。
這是典型的“新派知識女性”形象，新潮時髦，盛氣凌人。作為留法博士，外加書香門第，蘇文紈身上有一種畸形的高貴感，同船的“管家婆子”蘇太太只不過寒磣一些，她言行中便止不住的鄙夷不屑。
還有被稱為“中國新哲學創始人”的褚慎明，言必稱西方哲學，也學斯賓諾莎改名。為了表示對西方哲學的拜服，竟然不遠萬里挨個給外國哲學家寫信。並以回信作為炫耀的資本，自以為高貴的背後是卑躬屈膝的奴態和極度的自卑。
“你跟羅素很熟？”“還夠得上朋友，承他瞧得起，請我幫他解答許多問題。”天知道褚慎明並沒吹牛，羅素確問過他什麼時候到英國、有什麼計劃、茶裡要擱幾塊糖這一類非他自己不能解答的問題——“方先生，你對數理邏輯用過功沒有？”
錢鍾書對這些人物不留情面地嘲諷，實際上延續了新文化運動之後，文藝界批判國民性的寫作傳統。
藉由留學生這一特殊群體，作者批判了那些嘴上標榜自由民主，盲目崇拜的高貴知識分子精英。之所以形成這種自以為是的優越感，與其自身的性格因素有關，也與大時代環境下的社會心理有關。說明了並非接受西式教育的洗禮，留學生就能成為海歸精英。
如果丟失自身文化的精華，又以學習到西方文化的皮毛而高人一等，這樣的留學生依然是膚淺的偽知識分子精英。如果這種偽知識分子精英惺惺作態，把皮毛當做鳳尾，我們還要迫於淫威，捧他們的臭腳，那麼真正的知識分子精英還如何產生呢！
歸國輪船上的蘇文紈（李媛媛飾）
海歸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
如果我們真的以為圍城只是象徵婚姻的的話，其實是人為地削減了書的內涵。實際上“人生萬事都是圍城”，他存在於人生的每個階段，更可以具象化為方鴻漸這種海歸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成長，又沐浴了歐風美雨的方鴻漸，從國外回到國內，從家庭走向社會，又回到家庭，終究還是成為了趙辛楣說的那種“你不討厭，可是全無用處。”的人。
歸國輪船的艙房是圍城，三閭大學是圍城，婚姻也是圍城。方鴻漸每次奮不顧身衝進一個圍城，發現不是自己想要的後，繼續努力的結果是衝進另一座圍城。只能和郭沫若筆下的愛牟，郁達夫筆下的“他”一樣陷入精神的困境，無路可走。
方鴻漸和孫柔嘉
留學生這種永遠在徘徊，無路可走的精神困境根源於自身的留學動機不端。
方鴻漸如果苦讀四年，取得貨真價實的文憑和成就，可能就不會四處碰壁，苦苦等待別人的救援；蘇文紈如果立志為文，真的學貫中西，可能就不會棄文從商，淪為發國難財的小丑......
有些人無路可走的同時，有些人卻步履如飛。不同的留學動機決定了各自不同的命運，並非接受西式教育的洗禮，留學生就能成為海歸精英。
《圍城》通過批判偽知識分子精英，還原了近代留學史上一群特殊人物，以其飽含的深刻思想和哲學韻味流傳於世，在反映歷史的同時，映照現實，當之無愧為《新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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