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敌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的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沿；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已陷落，蒋委员长发告民众书，重申抗战到底的决心，说：“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的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就中国本身论之，前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侵略于不知不觉之间，则因循苟且，驯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后已；今则大祸当前，不容反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败，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了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告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当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
这个坚定明决的宣告，立刻获得朝野上下的普遍响应，同月二十五日，共产党也发表对时局宣言，拥护蒋委员长“贯彻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主旨，略谓：“我们抗战目前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困难关头，然而部分领土和中心城市的损失，初期战线上的部分军事的成败，均不能决定中日战争的最后命运；而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强团结和长期艰苦抗战之毅力与信心，实为争取最后胜利之保证。当今民族危机更加紧迫时，我全民族抗战的力量的更加团结，实为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
从当时的政治主流说，南京陷落并未动摇我们的抗战信念，我们要继续作战下去。因此，日海军司令也就接着宣告日本决意继续战争。
不过日本军阀心中正希望于攻陷我首都，迫我作城下之盟，来结束战争的。十八日的东京《朝日新闻》透露消息：“中国如愿意议和，日本亦可停止战争。”进攻芜湖的第六师团，已经奉令凯旋，士兵欢声如雷，把行装搬向码头，做了一场春梦。
日方授意德驻中国大使陶德曼为和平独家经纪人，于十二月初向我当局提出如此的条件：
1、订立中日经济协定，许日方参预中国财源、海关、交通、运输。
2、中国参加反共公约。
3、日军永远驻防中国。
4、在日方指定地点，设立非武装区域。
5、在内蒙古设独立政府。
6、中国赔偿战费。
陶大使向我当局进言，语气中还带着半恫吓的意味，好似中国此刻投降，还可以找寻不至于亡国的条件，失过这个机会，连这样的条件都不可得的了。当时，我政府之中，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人们，颇想从这条件作底子来还价，却被蒋委员长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敌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作威胁性的宣告，谓：“日本将予中国以改变态度之机会；但必要时，日军将攻取汉口重庆。”
到了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日方知中国无意于求和，恼羞成怒，乃宣告：“日本拒绝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之中央政府。”一月十六日，敌酋近卫竟作狂妄声明谓：“时至今日，国民政府依然不了解日本真意，策动抗战，不察国内人民涂炭，对于‘东亚和平’，毫无顾忌。因此，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并协力建设新中国。”
我们的政府，立即于一月十八日予以还击，发表宣言，称：“中国于政府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国之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僭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在敌人的心目中，我们的长期抗战只是一种姿态，在势不能支持下去的。
据敌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的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沿；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他估计中央军队兵源不够，下级干部缺乏，一时不能成军；而地方部队，只要经过“威胁”或“利诱”的手术是可以全部瓦解的。
当日本进入山东地区，韩复榘的部队已在动摇。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失去了南京这个政治中心，统治的力量也就解体了。中国依旧恢复到军阀混乱的旧局面，替他们铺平了鲸吞之路。
可是民族意识觉醒了的中国军队，士兵和青年军官的爱国情绪，已经使中上级军官采取坚决的抗日路线。战事进入山东境地，日方便对韩复榘做离间工夫，敌机不轰炸青、济两市，暗示山东可以避免战祸，只要韩复榘军队不参加作战。
韩复榘当时犹疑不决，一面虚与日人委蛇，不战而退；一面表示服从中央，想引兵入陕，保全自己的实力。统帅整饬纪纲，对于前线抗战将士，出力的论功行赏，失败者给以严厉的处分。一月十五日，蒋委员长飞抵开封，召集军事会议，当即下令将韩复榘扣押，解送汉口军法审判，二十四日审结，判处死刑，于当晚七时在武昌执行，判决中所举事实如次：
韩复榘，充山东省政府主席及第三路总指挥；去年中日军兴，兼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嗣敌军南犯，为便利起见，复兼充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该被告并不尽守土职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移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敌军等五点之命令，均不遵奉；后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长续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节节退往鲁西济宁，致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据该管长官等先后分报检举，并以被告尚有借势勒派烟税、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各情事，一并检报到会，经委长饬将被告拿获讯办。经审理终结，判处死刑。
韩复榘的枪决，使士气民心为之一振。这是南京陷落以后，鞭策军心最重要的措施。当时失职将士受处分的，尚有一月二十一日及六月十五日所公布的各案。抗战各役中，放弃守土、擅离职守的均受严厉的处分。
敌人所预料的中国军队总瓦解的情势，不但不曾出现，到了一九三八年春天，我们的军队重新恢复了战斗力，敌军向津浦线猛进之时，便在鲁南遭遇了我军的坚强抵抗。张自忠将军在临沂一线首挫强敌，孙桐萱将军(韩复榘旧部)在鲁西也发挥了英勇的战斗力。
一九三八年春天，国民政府适于时势需要，重行改组，蒋委员长专主军事，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院长，主政务。又于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政治改革方案，以及抗战施政方针。
会中决定：(一)确立全党领袖制，选蒋中正为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总裁代行党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二)设立青年团。以三民主义训练青年。(三)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各纲领三十一条，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实现总动员之效能。
大会以后，政治走向更好的路，党派也有进一步的合作。四月间，秦绍禹(王明)、周恩来莅汉，重申国共合作的精神；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书国民党总裁，表示合作；书中有“方今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之语；接着青年党代表左舜生也上书总裁，表示拥护领导，团结建国。谓：“睹目前之巨艰，念来日之大难，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外，他都非所计及；仅知国家不能不团结以求生存，舍此亦无所企图。”南京陷落，更使朝野上下格外团结，这是我们对敌人进一步侵略的最坚强的答复。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曾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但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增进相为因果”。并说明因国民大会不得已延期，为适应战时需要，除就各机关组织加以调整，使之趋于简单化有力化外，“应设置国民参政会机关，以集中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
《抗战建国纲领》第十二条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根据这纲领，国民政府乃于四月十二日公布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关于设置国民参政会本旨，第一条规定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关于参政员人选资格，为曾经在公私机关服务三年以上著有声名的人士：各省市共选八十八名，蒙藏选任六名，海外侨胞选任六名，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选任五十名，合共百五十名(后增至二百名)。关于参政会职权，第五条规定：“在抗战时间，政府对内对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第六条规定：“国民参政会得提出建议于政府。”第七条规定：“国民参政会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
六月十六日，国民参政员人选决定，汪兆铭、张伯苓分任正副议长，人选之中，共产党有毛泽东、陈绍禹、董必武、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等，国社党有张君劢、张东荪等，青年党有左舜生、陈启天、曾琦、李璜、余家菊等，救国会的沈钧儒、王造时、史良等，其他教育文化界的贤达，均与其选，这是各党各派合作的象征，也是中国政治史上集中人才之一页。
参政会随于七月六日在汉口举行，参加者百三十余人。会中由陈绍禹等提议一致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关于外交方针，依据抗战建国原则努力推动，健全外交机构，统一国际宣传。会场之中，参政员以国家民族为重，虽常有论辩，而不涉于情感，此为最可宝贵之特色。
在这最艰苦的阶段，我国政治有着最显著的进步。政治机构逐渐适合战时需要，民主政治显见抬头，全国团结，更为巩固。而抗战意志坚决，赏罚渐次严明，一般人心有了依归，消极沮丧活动的倾向也就低伏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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