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清明是一个向后看的日子，那就不妨向后看得远一点，顺道祭一下我们曾有的文化、精神和学者。
（陈丹青作品《清华国学院》，左起：讲师李济，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
往事已过去百年，如今重述，一是重示王国维先生“学无中西”之论，二是重温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意，三是再次体会梁任公“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勇气和坦荡。
蓦然回首
1925年，二月的北京依然寒冷。骤然成名的留美归国青年学者胡适，当时已是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文科学长。
这天他受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的委托，将一封聘书送到赫赫有名的前清帝师、学者王国维的家中。胡适担心王国维会犹豫，又将其拉上自己的专车，一路驶往清华园。
在清华园转了一圈，王国维见园内风景优美，校内颇具规模与秩序，遂有进清华的念头。两个月后，王国维举家迁入清华园古月堂居住，就任国学院教授之职。以王国维当时学界的显赫名声，此举立时引起不小的轰动。
（水木清华，被称为清华园的“园中之园”）
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它一直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主要学习英文和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相对薄弱。
1924年，清华学校正式启动改办大学计划。1925年设立大学部，同年设立大学的第一个研究院——国学研究院。国学院一开，一时风云际会，使得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四位学术大家齐聚清华园。
他们就是被后世誉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
与王国维不同，时年五十三岁的梁启超，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后，极其痛快地答应了。
此时的梁任公已不复当年“公车上书”的书生血气，且在革命的青年人看来思想已有保守之嫌。但他凭借那明快畅达、开一代学风的《饮冰室文集》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历史研究》等文史著作，已经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家的地位。
（梁启超）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任公。17岁中举，人称神童。时康有为在广州办万木草堂，“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梁听了康“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讲学，幡然改弦更张，以康为师，倡言维新。当时康只是个秀才，于是出现了举人拜秀才为师的历史场景。
1896年梁启超23岁，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任总主笔。报纸每期三四万字，先后出版69期，鼓吹变法，一纸风行，高峰时每期销1.7万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报纸。
梁启超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张大开总督衙门中门欢迎，规格直追迎朝廷钦差之礼。可见梁当时名气之大。
1898年，百日维新败后，康梁逃亡海外。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儒康有为，终生在古、今文经学中打转。而梁则“善变”，放眼世界后，文化、政治主张屡次改辙，自谓“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进入民国，经历了张勋复辟，康有为的名字已然臭不可闻，但作为康门弟子，梁启超却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中，仍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梁文观点新颖，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分魔力。
当时中国学界曾称“太炎为南方学术界之泰山，任公为北方学界之北斗”。任公即梁启超，太炎就是人称“章疯子”的国学大师章炳麟。在王、梁两位学术大家应聘之后，清华当然也想到了这位名盖当时的国学大师。
然而章太炎素来与梁启超有笔墨官司，而且曾公开反对甲骨文研究，而王国维正是以甲骨文研究闻名于世。因此得此礼聘，目空一切的章太炎“疯”劲顿起，当场将聘书摔在地上，以表决绝。“章疯子”失去了在清华园一展风采的机会，清华园也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但国学研究院第一届招收了三十八名学生，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难以应付。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推举与自己同期留美，时年三十四岁的哈佛大学哲学系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赵元任才情超群、知识广博，有“汉语言学之父”之称，校长曹云祥欣然同意。
（左三为赵元任）
其实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只有赵元任有博士学位。赵元任1910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王国维、梁启超虽然没有学位，但其学术地位早已为学界认同。因此这三位导师入园还算顺利。
而最后登场的陈寅恪，入住清华园就颇费周折了。因为陈寅恪游学欧美十几载，竟没有取得一个学位！但是他却得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导师的联合推荐。尤其是梁启超，不遗余力向曹云祥举荐陈寅恪。
校长曹云祥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既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没有。”曹说：“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也算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以梁启超的学术地位说出这样对话，曹云祥只好同意向陈寅恪发出邀请，然而陈寅恪此刻还在德国游学。
（长沙时务学堂故址）
陈寅恪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在清光绪年间曾任湖南巡抚，积极倡议新政，开办时务学堂，推动新学。梁启超正是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他与陈家世交，深知陈寅恪家学渊源。
1902年，陈寅恪随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疾辍学回国，就读上海复旦公学。从1910年开始，陈寅恪开始他长达十六年的海外游学生涯。
陈寅恪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但陈寅恪一心求学，却并不注重学位。十几年竟然没有取得一顶学士帽，更别说博士帽了。于是才发生了前面著名的“梁曹对”。
（陈寅恪与家人）
1926年，游学归来的陈寅恪正式接受清华国学院教授之职，参加第二学年的教学。从王、梁、赵三位导师联袂举荐，到以导师身份从容登上清华大学的讲坛，这位没有博士帽、没有著作的青年教授的出场就预示其不凡的历程。
光辉岁月
（1926年，清华国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合影，研究院规定一年毕业。）
四大导师集齐，如今回想，得遇四位导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真是得到天大机缘。清华国学院导师的阵容在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都是少有的盛况。
据国学院学生蓝文征回忆，陈寅恪私下非常幽默，有天兴致上来，送了副对联给同学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众人听了，先是一愣，待解其意，哄堂大笑。
原来“南海圣人”是指出身广东南海的康有为，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因此说大家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而王国维当过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老师，所以国学院的同学们就成了大清皇帝的“同学少年”。
陈寅恪的课堂却很不轻松，国学院的同学回忆，陈先生精通梵文、巴利文、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文字，讲课每至入神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史料信手拈来，往往列举几十条史料，大家如坠雾里，待先生突然抛出结论，大家回味良久，才大呼推论精妙。
陈寅恪的学术特质是极其重视史料的对比辩伪，在辨明史料的基础上，往往发前人所未发，以观点和史识取胜，其研究方法之扎实精深、史识之精妙新颖，令许多学者为之折服。这一特质在后来奠定其学术地位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家藏《陈寅恪全集》）
每当陈寅恪讲课，听讲的不但有国学院的学生，还有教授。研究院主任吴宓风雨不误，清华中文系教授朱自清也来，连北大的教授都来听讲。因此一时陈寅恪有“教授中的教授”之誉。
陈寅恪虽然是梁启超极力推荐，但在四位导师中与其最谈得来的还是王囯维，两人经常促膝长谈。王国维死后，陈寅恪诗中回忆两人谈古论今的场景，“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两人可算是清华园的一幅奇景，王囯维不变的是前朝遗老的装扮，而陈寅恪永远是一袭蓝布长衫，带着厚厚的眼镜，腋下夹着一个蓝布大包袱，里面是上课的讲义和资料。
王国维虽是一副前朝遗老的打扮，但其实他可是中国现代蜚声国际的杰出学者，在文史哲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其学术生涯可谓跌宕起伏、光辉灿烂。
王国维，浙江海宁人，生于1877年，字静安，号观堂。自幼受旧式教育，喜史、诗、古文辞。年十六，举秀才。甲午战后，受时事刺激，向慕新学，1901年、1912年曾两次东渡日本求学。1923年，为前清皇帝溥仪“南书房行走”。
（王国维）
王国维一生治学重点屡次改变，历经哲学、教育、文学、史学、考古，在每一领域都建立起现代的治学方法，开辟出新的学术境界。其考据之缜密、史识之高明、境界之恢宏，为学界立起一座座里程碑。
究其原因，一是他对现代学术方法的自觉吸收和应用，他曾向学界呼吁：“今日最亟者，在援世界最进步之学问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并身体力行，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的著作和知识，这使得他的治学方法通达而恢弘。
二是其学术视野宽广，具有自觉融入国际学术潮流的意识，王国维认为：“异日发扬广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王国维通德文、英文、日文，深受康德、叔本华影响。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
《红楼梦评论》是我国第一篇吸收西方美学观点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它突破了点评、索引、考证等传统形式，从美学价值这一角度对红楼梦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人间词话》更是中国诗学和美学的一部总结性著作，其自成体系的“境界说”深受学界的赞誉，也深深影响着后世。
（《人间词话》手稿，国家图书馆藏）
王国维可谓一颗耀目的钻石，每一面都闪烁着令人心旌摇曳的光彩。连曾经“公车上书”、游历欧美、笑傲一世的梁启超也忍不住赞之曰“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自清末东学西渐，中国就有中学、西学之争，维新大臣张之洞就曾提出“中体西用”的说法。简而言之就是思想还是坚持中国传统的思想，但是科技可以学习西方的科技。
而后来从北京大学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则打出用“重新评估，整理国故”的口号。可以说中西之争从未中断过。
王国维在1911年发表的《国学丛刊序》中大呼，“今之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无用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相互推进。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
昨夜西风，独上高楼。
王国维在清华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至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皇帝”，还常为中国“有君无臣”而忧虑。
1927年，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已经抵达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湖南名儒叶德辉、王葆心被北伐军杀害。王国维甚为忧惧，常与陈寅恪、吴宓议论应变之事。
6月1日，清华国学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在师生叙别会上，王、梁、陈、赵四位导师各入一席，新任清华校长梅贻琦等作陪，师生畅谈别情。
梁启超起立致辞，“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人纷纷赞同。会后，王国维虽陈寅恪至陈宅畅谈至傍晚。
是晚，王国维还在家中批阅完了第三届研究生的试卷，并会见了来访的谢国桢等同学，相谈甚欢。
六月二日早晨，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到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还与同仁谈及下一学期招生事宜。
随后王国维独自走出清华园，在校门口雇了一辆洋车，径赴只有几里地远的颐和园。中午十一点时分，王国维跃入园内的昆明湖。
巡警与园丁闻声驰救，但救起时王国维已气绝身亡，身上只有一张写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简短遗书。
（王国维自沉处：颐和园鱼藻轩）
一代大儒王国维沉湖而死，引起了清华师生和学界的巨大悲痛。同时，其自杀的谜团也引起各界猜测和议论。有悲观哀时之说，有罗振玉逼债之说，一时传闻四起。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释和评价，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所为瞩目和重视。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自杀绝非起于私人恩怨或者经济困窘，而是殉文化而死。
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则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认为，王国维是不忍看到即将衰亡的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的一种抗争。
衣带渐宽终不悔
王国维的离去，好像给刚刚建立两年的清华国学院带来了不详的预兆。研究院四大支柱的另一根也岌岌可危——梁启超的病情也越来越重。
1926年初梁患尿血症，不顾亲友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做了肾脏切除手术。不幸的是，由于医生的疏忽，却将原本健康的那颗肾脏当做有问题的切除了。
为梁启超做手术的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由此更是大受质疑。梁启超的学生陈源、徐志摩忍不住透过媒体向协和医院替师问罪，梁启超问讯立即加以制止。
梁启超认为西医就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就是维护科学，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支撑病体写下《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我盼望社会上，不要借我这回事，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1928年6月底，梁任公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回天津养病。
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军，攻占北京，北洋政府彻底宣告覆灭，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8月，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
1929年1月19日，一代豪杰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六岁。
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宣告结束，四大导师只剩下陈寅恪坚守清华园，成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的合聘教授。
望尽天涯路
王国维死后，清华国学院师生为纪念这位导师，募款修造了一座纪念碑，1929年6月，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碑文是陈寅恪教授所撰，语意深长，为一时之杰作。
（清华园内王国维纪念碑）
其文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其实陈寅恪一生的著述和研究的视野，都“系于民族的盛衰、学术的兴亡”，并一生不失其学统和风骨。陈寅恪曾说，“我一生的思想，我的主张，都在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1.《傅斯年与陈寅恪》，岳南著。
2.《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建东著。
3.《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著。
4.《王国维全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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