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德國能發自內心地反省,為何日本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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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的方式不一樣:

二戰後德國能發自內心地反省,為何日本做不到

蘇軍以傷亡30萬的代價攻入柏林

德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發起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之後, 富於普魯士戰鬥精神的德國人在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 讓希特勒納粹借用民粹主義獵取了政權。

1945年蘇聯三個集團軍群先後從東面、南面、北面對柏林進行了合圍,蘇軍以傷亡30萬人的代價於4月27日突入柏林中心區,希特勒和戈培爾等人在地下室自殺。二戰中的德國可以說戰至了最後一兵一卒,所有城市被打得成瓦粒。

5月9日,受希特勒繼承人鄧尼茨的委託,德軍最高統帥部代表凱特爾元帥、什圖姆普弗上將、弗雷德堡海軍上將在柏林軍事工程學院的食堂大廳內,向蘇聯及其盟國正式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德國戰敗之後作為軍事大本營的普魯士地區除了歸屬東德外,領土被美國和蘇聯徹底瓜分,成為美蘇爭霸的棋子。

二戰後德國能發自內心地反省,為何日本做不到

二戰後的德國領土被瓜分

日本軍部大本營為了本土決戰登陸的盟軍,準備實施“一億玉碎”的焦土計劃。但代號“小男孩”和“胖子”二顆原子彈投下後,日本天皇裕仁緊急約見麥克阿瑟,雙方密談數小時討價畫家,最後同意在保留日本皇室的前提下投降。裕仁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發表《終戰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並親自宣讀和錄音。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密蘇里戰艦上籤署投降書。

所以投降的條件不一樣。德國是在進攻中被徹底拿下的,而日本是有條件投降的,而且沒有本土作戰,這就造成了戰後的德日兩國對戰爭反省態度完全不一樣。

盟國對德日戰犯的審判態度不一

德國納粹的主要軍事頭目和團體在紐倫堡審判中(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都被判決定刑。

而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的東京審判時間十分冗長,遠超在德國進行的紐倫堡審判。從1946年5月開庭,到1948年11月才完成對戰爭犯的宣判。

日本最大的戰爭罪犯就是裕仁天皇。無論是建立偽滿洲國、設立7.31部隊、發動對蘇諾門罕戰役、七七事變全面侵華戰爭,還是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這幾項日本的“國策”都是在裕仁親自出席的御前會議上討論敲定的,得到了他的直接認可。但裕仁最終沒有被列入遠東軍事法庭作為戰犯審判。

1945年7月美國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70%的美國民眾贊成絞死裕仁。但麥克抵達日本後和裕仁進行了一次長達數小時的密談。總之私私相授,討價還價。之後麥克阿瑟向國內媒體吹風,認為審判被日本人視為神的天皇會激起日本民眾的強烈反抗,日本天皇在穩定戰後佔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裕仁天皇作為其利益在日本的代言人,因此選擇保留天皇制度、免於對裕仁天皇起訴以及美國駐軍日本對美國才是最好的方法。於是同年10月10日,首席檢察官紀南(Joseph B. Keenan)宣佈,天皇和商界不用負擔戰爭責任。

二戰後德國能發自內心地反省,為何日本做不到

手握日本生死的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

由於以上兩點,導致德日兩國戰後政府走向不同:

德國對納粹德國的認知和反省是在一步步加強的。 從二戰結束到整個50年代,德國人對“大屠殺的內疚與沉默”成為普遍現象。執政的阿登納總理雖然也主張對猶太人進行賠償,但對於大屠殺的態度更多地表現為消極、推諉。這一時期出於東西方冷戰對峙的需要,大批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竟然被免於起訴並重返政府機關。1954年,在阿登納內閣的18名成員中,有4名是納粹黨員,其中兩人是黨衛隊成員,納粹餘孽在德國依然有一定的影響,甚至還挑起了多起反猶事件。

1963—1965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威辛審判成為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此次審判使得聯邦議院取消了關於納粹謀殺罪行的追訴時效問題,意味著對戰犯的追究可以無限期繼續下去。納粹罪責也因此而持續成為公眾政治議題。

1968年11月7日,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當眾給了原納粹黨員、西德總理庫特·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她認為,二戰結束20年後,一位原納粹黨員與高官竟能當上聯邦總理,這是德國的恥辱。在這股風潮的影響下,1969年初,西德總統呂布克因其納粹背景而被迫下臺。同年,反法西斯戰士維利·勃蘭特出任聯邦總理。

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向華沙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獻上花圈後,雙腿下跪,向無辜受難的猶太人表達最沉痛的哀悼,並虔誠地為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這一幕成為了德國反思的標誌。被譽為“歐洲近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這種悔罪態度為此後的歷屆德國政府所堅持與重申。

90年代以後,對納粹德國的反省更趨多樣化,也更深入人心。反納粹題材的影視劇不斷出現。著名的影片《辛德勒名單》上映後,德國中小學都組織學生集體觀看並進行討論。

2015年德國總理默克爾3月9日訪問日本,她在日本東京發表演講時說,“正視歷史”和“寬容態度”是修復國家間關係的正解。她指出,德國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重新被國際社會接受,正是由於德國能正視歷史。 當日日本“朝日新聞”表示“默克爾選在二戰結束70週年這一特殊歷史時期訪問日本絕非偶然。”

所以由於戰後德國軍國主義傳統的根基在戰爭中被徹底覆滅,政府體系重建,德國人從政府到人民都深刻地對納粹德國進行誠心誠意的反省,這已成為德國社會的主流共識。

二戰後德國能發自內心地反省,為何日本做不到

梅克爾訪問日本是特意提到對二戰的反省問題,不知安培聽了嗎

日本則是在保留了舊制度的核心下,進行皮毛的修整

日本在保留天皇制的前提下投降,所以日本並不是無條件投降。戰後的日本政府是戰前政府的延續。在美國操盤下的日本新憲法,天皇被保留為國家的象徵,軍國主義者沒有被徹底清洗。既然最大的戰爭犯都沒有受到審判,而人民是忠於天皇的,審判天皇就相當於審判他們自己,自己會審判自己嗎?不可能!

於是,如篡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每年都在廣島、長崎搞紀念活動,恰恰說明日本不甘心失敗,不承認侵略,不反省戰爭的絕非少數人。少數日本政客的“反覆”,恰恰是日本民眾心理的表現。日本始終不肯誠心誠意的道歉,而是猶抱琵琶半遮面!

日本人打心眼裡認為自己是被美國打趴下的,並沒有敗在中國和韓國手中。而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一直以亞洲老大自居,在美國的扶持下,為美國馬首是瞻,這種心態一直存在, 一句話,中國打得不痛,戰後改造不徹底,舊體制和官僚維持下來成為日本不肯反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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