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澶渊之盟到东封西祀，宋真宗时期士大夫的观念如何变化？

引言

北宋一朝，一改五代时期重武功轻文士的做法，士大夫开始在政治舞台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宋真宗一朝，前期承太祖、太宗朝“文武并重”之治，后又历经澶渊之盟、东封西祀等事件。士大夫在参与此阶段的政治活动中，由开始的“重厚质实”，再到积极参与，投统治者之所好，最终日益成熟，不断壮大自身力量。

在此阶段中，士大夫不仅表现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意识，同时也在对自身不断的反思，并以“忠道”的方式，来制约统治者不当的行为。从而为后世仁宗、神宗朝士大夫阶层的壮大，“祖宗之法”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宋真宗初期士大夫的“重厚沉默”

（一）宋初的文治取向

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割据势力层出迭起，政权更动十分频繁。宋朝建立之初，就提出“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而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对武将的限制。经历过五代动荡，并同样是以武力创建新政权的赵匡胤，最明白“黄袍加身”的故事假如重演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宋立国之初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兵权。赵普曾向赵匡胤进言：

初，上既诛李筠及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日:“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乱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日:“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穀，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之后，宋太祖便通过杯酒释兵权，收了武将们的军权。

而除了收兵权之外，自太祖朝就采用了“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的方法。自此，从唐末至五代的士大夫不受重视的局面开始有了根本性的扭转。宋太祖的文治取向确实对士阶层的发展发生了相当决定性的影响。

（二）科举制对士阶层的壮大

到了真宗一朝，距宋立国之初，仅仅过去了不到四十年。士大夫经过太祖、太宗两朝，明白了在统治者眼中，士人仍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所以在真宗朝前期，士阶层开始尝试寻求自身真正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机会。而此时，宋初自上而下对文人的崇尚，为士阶层的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最重要的就是宋初科举制的发展。

隋唐后科举制成为文人入仕最重要的途径，但取士人数之少，让当时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感慨，到了五代，由于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科举制破坏比较严重。到了宋朝，由于统治者提倡文治的风盛行，科举制有了较大的改观。从最直观的人数上来说，宋朝取士人数较前代大大增加。

科举制在长期推行中，对于参加进士试的人往往造成一种巨大的压力，激发或加深他们的责任感。而且当时一般的社会心理早已盼望着士阶层复出，承担起重建社会秩序的功能。到了宋真宗朝，由于太祖、太宗两朝的积累，士人阶层无论是数量上还是从上到下的舆论中，都已经到了一个可以重新“复出”，从而“重建社会秩序”的时期。

（三）士大夫“重厚沉默”的选择

宋真宗即位，由于太祖、太宗的恪勤统治，让真宗不敢荒废政事。相反的，正是这种压力，让真宗“深惟抑畏，岂敢遑宁”。真宗在统治前期表现的兢兢业业，史载：

上自即位，每旦御前殿，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及请对官以次奏事，至辰后还宫进食。少时复出，御后殿视诸司事，或阅军士校试武艺，日中而罢。夜则召儒臣询问得失，或至夜分还宫。其后率以为常。

统治者这样的表现，无非是想尽快树立自身的权威形象，加强自身的统治。然而朝中官僚士大夫看到后并没有借此机会让自己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反而以当时宰相李沆为首，整个士大夫群体凸显出一种因循持重之风。

真宗统治初期形成这一风气，是士大夫审时度势后，对政治形势做出判断而有的选择。由于宋太宗继位时，世人就有争议，而真宗接替皇位之初，还差点经历宫廷政变。所以不论是作为统治者的宋真宗，还是官僚士大夫，都明白这个时期应该以稳定为主。因此他们推崇重厚质实之风影响之下平稳、少变更的为政理念。

此外，真宗初期，士大夫在政治上表现的“厚重镇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士大夫阶层意识到，虽然科举制的发展让大量平民士人有了做官的机会，但是如宰相等作为士大夫阶层领袖之人，仍是由真宗亲信之臣所把持，士大夫想要在政治上一展抱负，首先就是要取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而在真宗初期，这个时机并不成熟。

二、由“澶渊之盟”到“东封西祀”背后的士大夫

（一）“澶渊之盟”中的士大夫

“澶渊之盟”的签订是宋真宗统治时期的一个转折点。宋真宗即位之初，由于其“深惟抑畏，岂敢遑宁”的态度，所以政策上仍是以前朝为标准，对辽政策也仍是亦然。

然而，景德元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举兵南下，宋廷围绕着如何应对辽兵而展开了争论。

这时，士大夫阶层关于如何对抗南下的辽兵，也有了不同的看法。以寇准、毕士安为代表的主战派，上言力求真宗亲征退敌。而相应的以王钦若、陈尧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迁都避祸。当辽军南下，寇准就上言真宗说：

今天子神武，而将帅协和，若车驾亲征，彼自当遁去，不然，则出奇以扰其谋坚守以老其众。劳逸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欲委弃宗社，远之楚、蜀耶？”

面对寇准“委弃宗社”的严厉指责，真宗也不想背负这样的骂名，最终决定亲征出兵。这个时期，以王钦若为代表的一大批士大夫已欲参与到政治中心，并希望在重要决策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激烈争论后，真宗最终决定听取寇准、毕士安等人的意见，亲赴前线。究其原因，首先仍是寇准等人为真宗心腹之臣，与真宗统治初期的官员任用仍一脉相承。

（二）士大夫授意下的“东封西祀”

随着宋朝与辽和西夏的边患问题得到解决，宋朝上下皆开始称赞太平盛世的到来。然而真宗被王钦若“城下之盟”的言论深深打击，对待宋与契丹关系的态度也从当初结盟的“自得”而变成了“但当清净致治，以安吾民”的言论。而且，在宋辽结盟的誓书中，双方互称皇帝，这“冲击了古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世界秩序理想”，面对这样的情况，真宗希望重新树立皇权的无上性，从而有了王钦若上言真宗封禅之事，史料记载：

“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

王钦若、陈尧叟、为代表的一批人，策划并参与了整个活动，从伪造天书到陪伴真宗出行封禅，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与他们不同，面对这一争议巨大的活动，当时大部分士人对于真宗突然授意筹划封禅的事件是措手不及的，所以他们必须要选择自己所处的立场。

（三）“东封西祀”中士大夫的政治参与

大多数士大夫都被牵扯到了天书封禅这一事件，而且并没有人明确的反对真宗，而是选择奉迎，哪怕是素有声望的王旦、李宗谔等人。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士人明白，整件事的幕后真正策划者是真宗。统治者的意愿在此，如果违背，势必令自己远离政治中心。

这个时期的士大夫之所以配合真宗上演这出自导自演的“闹剧”，其实是自太祖、太宗朝以后，士人欲以家法重建社会秩序的延续，只不过这个时期的士大夫表现的更积极、更主动的欲参与到政治之中。

宋真宗统治中期，距宋立国也只不过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而自五代以来就崩坏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建。加之真宗统治初期，仍是遵行“先朝庶政”，真宗自己的威信也尚未树立。经过了“澶渊之盟”等事件的洗礼，士大夫认为借由真宗封禅这一契机，正是重建社会秩序的大好时机。

正是由于宋王朝对儒术的提倡，加之天书封禅事把礼仪典制和其背后的政治秩序提升到了一个自五代的社会秩序崩坏以来就没过的高度，而且宋真宗又提出“亲受符命，遂议封禅，作礼乐”。的理由，让对此抱有疑虑的士大夫只能噤口。所以由王钦若提议，宋真宗指导，众多士大夫参与的天书封禅，对于统治者来说不仅可以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以及赵宋王朝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性，而且还可以通过这样的仪式加强既有的统治秩序。

对于臣僚来说，在这样盛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是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如此严肃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中，士大夫感受到的是他们切实的处于政治的中心。所以是否支持天书封禅，成为了这个时期士大夫能否停留在政治中心的重要依据。虽然这个时期士大夫仍然受制于统治者的喜好和想法，但是士大夫在政治活动中的积极性以及发挥的作用也在日益增加。

三、宋真宗统治后期士大夫的反思

（一）士大夫对“天书封禅”的反思

天书封禅事件陆陆续续坚持了十余年，由于宋真宗的坚持，朝中士大夫无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这也影响了一代士人的士风。统治者经常借由祥瑞之事营建楼阁、赐宴对饮，奢靡之风逐渐兴起。

而对于当时的政坛影响更加严重的，是政风的波动。派系的分野在暗中日益深刻，而士大夫正在形成的关注国是的风气，由于祥瑞之事的影响，出现了严重波动。

随着时间的发展，士大夫阶层从开始就对此事持有怀疑的态度的一批人，开始逐渐转向了反思，重新思考、评价天书事件带来的影响，并重新把自身的目光转移到国是之上，这也成为了真宗统治后期士大夫最显著的特点。

由于真宗的东封西祀，及其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让具有良知的士大夫进行了群体性的反思，从而使用了“祖宗之法”这一抵制帝王的非常举措，以丞相为首的官僚欲以此方式，把朝廷的统治拉回到正常的轨道。“恪守祖宗故事”的提出，反映着关注国是的士大夫在困惑、周折中的成长。

（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萌发

这个时期的士大夫，从天书封禅起始之时对国是关注下降，重新拾起了士大夫的责任感，具体来说，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唐末五代“战功立世”的用人准则，把士人的这一精神破坏的消失殆尽。而到了宋朝，由于从宋太祖开始就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士人也在不断重新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

这种意识反映在真宗朝的士大夫身上，就出现了在不同时期，士大夫欲参与到政治中心的局面。天书封禅的狂热过后，士大夫整个群体开始反思，“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责任感，不能用天书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在这之后宋朝士大夫总体凸显的是“天下”、“道”、“理”这样超越君主与个人的词语，士人用“忠道”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王朝的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坚持。

真宗朝后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对范仲淹等一批士人影响之深远。这样的意识不仅令后世士大夫推崇，而且为他们树立了政治主体意识，这已然不像“东封西祀”初期士大夫为了参与到政治中心而不顾自身立场，而为统治者附和。由于“祖宗故事”原则的确立，为士大夫提供了稳固的保障，让士大夫在政治中减少了统治者的影响，为士大夫主体意识的树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小结

宋真宗时期，作为宋朝士大夫政治的过渡期，在北宋历史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由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让更多的士人有了为官的机会，士大夫的群体也在不断壮大。这个时期的士大夫，经历了初期的沉稳之后，表现出了强烈的意愿欲参与到政治中去，从而被真宗和王钦若等人左右。“天书封禅”后不久，王旦、王曾等士大夫开始逐渐冷静下来，欲寻找新的方式把政治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于是借用“祖宗故事”这一准则来限制宋真宗的行为。而大批士人开始确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并选择“忠道”的方式来表达对王朝的责任感。

参考文献

《李沆与宋初的“重厚质实”之风》，作者：徐红

《宋真宗东封西祀浅论》，作者：迟少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