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中國憑藉強盛的國力、前所未有的領土範圍、璀璨的文化和發達的經濟，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
這裡聚集了世界各地的來客，首都長安在當時更是數一數二的國際化都市。唐代作為中國人「萬國來朝」政治理想的範本，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於「唐代對世界開放包容」這樣的論述。
但在實際上，因為年代相對久遠，以及官方史料記載的相對不足，唐代生活在中國的洋人的生存狀況，以及他們在唐代這個多族群共存的社會上的族群認同狀況，這樣一個對當代中國極有借鑑和警示意義的話題，還沒有得到足夠多的關注。
實際上，不僅在當代，在傳統著作裡對此也著墨不多。在唐人的世界觀裡，洋人的存在和生活狀態還沒有讓他們覺得那麼重要，值得花費大量精力做系統研究。
雖然在很多的唐代詩歌和文學作品中都有洋人的身影，不過根據美國學者班龐燊（Marc. S Abramson）的論述，在唐代文獻中，專門討論族群問題的，他只發現了兩篇一一陳黯的《華心》和程晏的《內夷檄》。其中《華心》的論述最具代表性。
他在文章中明確指出，只要認可華夏文明，並且「內化於心」，就可以被當作華人，從而超越地域上的華夷之分。
△三彩駱駝載樂俑·唐·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唐代中國的洋人構成
在獲得超越漢代、史無前例的疆域範圍和勢力影響後，唐代統治者面臨著一個全新的狀況：這個國家從未像此時這般要承擔起管理如此之多的洋人的任務。
當時湧入唐朝的外國人大致有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邊疆地區的羈縻州人口。在唐代，這些人雖然不被認為是夷人，但也絕對不是華人，甚至某種意義上跟外國人無異。
唐中央政府對羈縻州的管理極為鬆散，雖然羈縻州在名義上為唐朝的領土，不過實際上跟漢代西域都護府治下的各獨立王國無異。
第二類是生活在長安、廣州等通商口岸的暫住者。這些人中，有前來求學以及參加科舉考試意欲在唐為官的學生，也有各地通商的外國商人，以及前來進行宗教動的傳教士、僧侶等，或是肩負外交任務的外交官和翻譯隨從人員。在歷史中被引為唐代包容開放例證的人群大多屬於此類。
這些人通常都有各自的使命，入境和離境的時間也有限制，不過由於各種原因，經常會出現滯留時間超出原計劃的情況。他們之中，有的通過科舉或其他手段成了官員，從而得以留在大唐，有的則面臨著放還境遇。放還是唐政府對待滯留時間過長的外來人口採取的一般措施。
隨後，唐政府還會頒佈放歸政策，歡迎這些被遣送回國的人口再度入境。對暫住的外國人口的放還和放歸政策是唐代平衡外來人口的一個重要手段。
△鎏金銅胡騰舞俑·唐·河南博物館藏
令唐代統治者們比較頭疼的，是從外國遷入定居的非漢人群體。他們在以合法方式入境、獲得百姓身份之後成為第三類外來者，為區別於漢人和臣民，他們被稱作「外國人」。
根據不同地區的政策，遷入唐朝的外國人可以獲得三年到十年不等的免稅減賦優待，這也是唐帝國對外來移民最具吸引力的利好政策之一。不過除此之外，就享受不到其他特殊的優待了。
這些外來的移民往往具有組織性，在當地容易累積政治影響力，這也是最為唐代統治者們所擔憂的。因此，移民的居住和流動受到嚴格限制，同時唐代法規規定移民的子女不可再保留「外國人」身份，而要編入漢人戶冊。
第四類比較邊緣化的人群是因戰敗或者戰亂而被販賣流入唐的外國奴隸，這些人在法律上是沒有身份的，因為唐代法律並不承認奴隸的存在。
在唐代統治者看來，將外國人賣為奴隸不是禮樂開化的行為，這甚至是對唐代國力、對外影響力甚至皇帝權威的一種羞辱。但是，觀念和法律條文並不能掩蓋外國奴隸大量存在的事實。
△彩繪胡服女俑·唐·陝西曆史博物館藏
洋人在唐代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過科舉、武舉或者是其他方式成為官員，從而獲得正式居民身份，是唐代外國人的重要出路。
據記載，歷史上在唐政府為官的非漢人有數千名之多。太宗時期突厥人阿史那杜爾官拜左騎衛大將軍，甚至還做了駙馬。武則天時期，波斯人阿羅憾入朝拜相，被封為金城郡開國公。日本人阿倍仲麻呂居留唐朝五十年，曾任安南都護、鎮南節度使，專門管理外國事務；到玄宗安史之亂時，我們耳熟能詳的幾員大將，反叛的安祿山來自突厥，站在唐一方的高仙芝是高麗人，哥舒翰是突厥人。
哪怕是較為衰落的唐代後期，也有新羅人崔致遠做過翰林學士，前文提到的黑衣大食人李彥升進士及第，後也做到此職。政府中有如此之多的外國官員任職，這在以前是罕見的。
除官員之外，在唐代生活的外國人中，僧侶也佔了很大一部分。鼎盛期的唐朝對宗教的態度是較為寬容的，不僅佛教徒大量湧入，祆教和景教，以及後來的伊斯蘭教也都有眾多的教徒在長安一帶活躍。另外，
廣州等通商口岸的宗教人士和商人數量也頗為驚人。
△胡人獻寶紋玉帶板·唐·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強者心態基礎上的文化包容
陳黯的《華心》和程晏的《內夷檄》雖然反映了唐人在思想上的開放和包容態度，但我們也可以從中清楚感知到佔主體族群地位的漢人對洋人的複雜態度。
對已經「文明內化」的外國人的包容共存，和對漢人與一般外國人的差異的強調，構成了唐人較為矛盾的族群觀念，這也為之後宋代保守的族群思想埋下了伏筆。
比如，在《華心》中，接受外國人做官的態度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內化於心」。只有在思想上完全認同、追隨華夏文明，並且通過漢人的科舉制度被選拔上來的外國人，才能擔任官職，給予管理國民的重任。
這就意味著，唐人對外國人的包容開放，是建立在此人已經漢化的前提之上的，而且這種漢化被公認為一種稱讚和表彰。
而對於漢化程度並不高的群居移民，唐統治者是較為恐懼擔憂的，嚴格的管理政策和對於其後代的強制融合政策，都體現出唐統治者在對待並沒有漢化的外來族群時，依然持恐懼和防備的態度。
這一思維模式所倚仗的，正是當時唐代強大的國力而帶來的文化輻射與向心力。隨著唐朝的衰落，經過五代十國的混亂之後，一直偏安的宋朝對洋人的態度開始明顯變得保守起來。
歸根結底，這並非單純是因為漢人對外國人的態度發生了轉變，更大的原因還在於，隨著國力和文化影響力的相對減弱，漢化的外國人數量已經大大減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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