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挚爱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最近热播的爱国大剧《外交风云》，让大家开始对一个名字重新熟悉了解—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

（1876~1962）这名字在中国大陆几乎家喻户晓，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国，又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的美国传教士，他曾在自传中谈到，自己身上中国人的成分比美国人的部分还多。

他创办了一所名校──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近万名优秀的知识份子，他热爱中国，也热爱中华文化，甚至曾因号召学生抗日而被日本军阀关押了数年。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交战时刻，他临危受命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当时的他洞悉局势，指出了共产党是个恶魔，他试图想挽救这危急的局势，但力有未逮。

中共建政后，他黯然地回到美国过着穷困的生活，但他仍四处发表演说，请求美国人支持中华民国，但未受到当局的重视，年事已高的他因而生了重病。他在人生的最后完成了回忆录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建议，最后以86岁的高龄逝世。他临终的愿望是归葬中国，但直到去世近五十年后才得以如愿。

司徒雷登在中国的杭州出生，父母亲都是来中国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待到11岁，说得一口流利的杭州话，他还学会了南京话、苏州话和上海话等各地方言。1887年他回到美国读中学，才开始正式学习英文。对自小在中国的他，中文就像是他的母语，所以重新学英文显得很吃力，也受到不少同学的嘲弄，但凭着不断努力的学习，他以优秀的成绩进入汉普登-悉尼学院就读，又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在就学期间，他担任了学生团体的会长，同时坚定了对神的信仰，立志成为一名传教士，1904年他又回到中国担任传教工作。

司徒雷登起初在中国担任教授职务，又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在担任教职期间他除了找回过去学习的各地方言外，更进一步加深阅读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他在回忆录说道：

中国传统的文学的核心指出了人要与宇宙道德秩序的相互和谐，长期的阅读除了加深我对中华文化的敬重外，也陶冶了我的性格，并让我对神的信仰更加坚定。

他也兼任美联社特约记者的工作。1912年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后，召开了第一次临时国民议会，他是唯一到场的外国人。他跟革命党人多有来往，也结识了革命党人中主要军事领导人蒋介石。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919年司徒雷登受命在北京创办了一所联合大学推广教育事业，他以战国时期燕国的首都为学校命名，称为“燕京大学”。他以圣经中的一句话“因真理 得自由 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作为校训，希望在校的学生能以神的信仰为中心，在人生的过程中不断追寻真理、自由，才得以为他人服务。

建校初期学生不到100人，校舍仅有二间，软硬体设施都很缺乏，身为校长的他不断为办学而奔走中美二地。他拜访山西督军陈树藩，说服他以极低的价格将一大块建地卖给学校，又拜访了美国各界重量级人士，争取他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捐款。至1924年，燕京大学陆续募集到了250万美元的捐款，司徒雷登以中国的古典园林建筑的样式为蓝本建设校园，又重金聘请了海内外一流的学者到燕京大学任教。

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建设成了世界知名大学之一，为中国培养了近万名的优秀人才。

除此外，他也留心中国的事务：建校初期中国爆发五四运动，燕京大学有不少学生参与，然而他认为这运动本质上不理性并严厉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不阻止也不鼓励学生参与。不久后发生九一八事变，面对日军侵华危机，他支持学生抗日，甚至一度带领学生上街游行。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整个华北。日本当局派人说服他将燕京大学的日本教授纳入教务委员会，接受日本政府的津贴，但是司徒雷登宁可将学校停办，也不愿牺牲燕京大学的行政独立，因此拒绝了日方要求。从此他与日本当局交恶，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遭到日方囚禁达三年八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