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紫江學者，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迴歸公共空間》《讀書人站起來》《安身立命》《另一種理想主義》《家國天下》等。
疫情之下，何以安身立命
許紀霖對話《新京報》
01
新京報：在這場疫情的防控過程中，有沒有什麼人給你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
許紀霖：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的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張文宏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醫生“網紅”，他被許多網友親切地稱為“張爸”，成為許多人、特別是上海市民心目中的“定海神針”。“華山感染”公眾號發的元宵節漫畫就很有意思，畫著張文宏煮湯圓的形象，配文說：“讓我們一起聽‘張爸’的話，再多悶一會兒！”
這其實反映了一種社會心理。當我們面對從未經歷過的未知病毒，許多通常的制度、手段和認知都已失靈，很多人陷入恐慌之中。在這種時刻，普通人都需要尋找值得信賴的人作為心靈的支撐。過去，通常是具有某種神魅性的人物來充當這樣的角色，比如說耶穌、穆罕默德，他們一開始都有一種非凡人的神魅能力，癱瘓的人到他們面前，一聲“站起來”，能夠立顯神蹟，於是眾人就成為了神魅人物的信徒，追隨而去。
你發現沒有，歷史上許多神魅人物都是最早的醫生，具有某種巫術、法術。在今天這個世俗化的社會，古代的神魅人物已經不再有了，但一旦遭遇類似今天這種災難性的大疫情，各種一般的科學常識、人文啟蒙和道德教育都失靈了。一般公眾所恐慌的，是如何活下去。於是，有專業知識、且具有某種李佳琦式世俗魅力的醫生，就輪到他們出場了，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
很多人非常敬佩張文宏的口才，但其實最重要的不在於口才，而在於他心靈的透明和開放。他非常自信，也敢於表達、善於表達。許多在關鍵崗位上的專家，一旦到公眾面前，說話吞吞吐吐、含糊其辭，和官員打官腔沒什麼兩樣。也有的專業人士可能水平很高，但只會說一些行業黑話，公眾也不知道他們想說什麼，抓不到要領。但是，張文宏面對公眾時，既是專業的，也是坦然的。
他思維清楚，敢於下結論，下判斷，帶著那種自信、風趣和幽默，能對自己的研究和思考結果負責任，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心。現在這種有擔當的專家和官員太少了，能夠在危機時刻面對公眾從容表現自己的更少。張文宏就像《鼠疫》中的那個醫生，不僅在技術層面治病救人，更可以拯救人心，給恐慌中的人們以信心。
02
新京報：張文宏最開始在網絡爆紅，是因為那段“一線崗位全部換上黨員”的視頻，這段視頻引起了多元解讀。後來，他在接受央視採訪時回應說，之所以這樣要求是基於契約精神，這是“大家講好的”。你如何看待他的這種解讀？
許紀霖：這很有意思。因為一般會把入黨宣誓看作信仰，但張文宏把它作了世俗性的解釋，就是所謂的“承諾”和“契約精神”——無論是作為黨員，還是作為醫務工作者，既然是曾經承諾過的東西，在危機時刻就必須兌現。
馬克思·韋伯把人的日常行為倫理分為兩種：一種是信念倫理，即按照信念或信仰去做事，不管結果；另一種是責任倫理，即要對事情的結果負責。他認為，在中世紀，人們只信仰上帝是唯一的神，所以秉持的都是信念倫理，做好該做的，將結果交給上帝。而在祛魅的世俗社會，人們的信念各不相同，不再有共同的上帝，也不再有天國。當信徒所依恃的信念倫理隕落之際，另一種對現在擔當、對此刻負責的責任倫理，就成為了嚴肅生活的價值尺度。責任倫理，是建立在契約精神和個人信用之上。
其實，在這次抗疫之中，這種責任倫理，不只體現在醫務工作者身上，還體現在那些堅守崗位的保安、清潔工、快遞小哥、超市營業員身上。我們每個普通人都對病毒懷有恐懼，儘量不出門，但這些“逆行者”的責任感和勇氣讓人尊敬。可能，他們中的許多人是為了養家餬口，但其背後還有一種職業倫理和契約精神支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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