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将上下五千年按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进行划分，这是一种按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逻辑关系进行的区分。也正是由于我们受到的正统教育所倡导的这种划分类别，以至于当前我们的思路也局限在这样的划分标准下。
历史有很多要素，不同要素构成的体系就会有不同的逻辑线。从秦汉以来的2000年统一的帝国中，不变的是统一的疆土、文字、大体规模的人口等因素。除了这些，还有200-300年一次的朝代轮替、农民起义和土地兼并、财政规模以及对外战争。然而从财政经济的角度，2000年的历史同样是一部不断丰富财政税收的历史。
盛世的体现 是拥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土地税和人头税
从秦汉大一统开始，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开始形成。但是管理这么大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谈何容易。但是任何组织都是一个经济组织，需要解决资源的调度问题，小至家庭夫妻、大到区域国家。
经历过春秋战国，攻伐不断的500年，各国在军事、社会、法律、财税经济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案例为秦汉大一统的控制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政策样本。
春秋战国是一种城邦形式的松散组织，秦始皇为加强区域控制，进行了郡县制改革。从而地方成为一个行政单位。中央通过管理行政单位的官位，进行地区的管理。以前是一种合伙制，各城邦拥护一起。郡县改革后，各地区成为中央的直营管辖。当然还有一些地方仍然保持着城邦的加盟合伙特色，那就是被封王的封地。
帝国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封地以及拥有独立财政军事权的土地还是占据较大部分，但是由于初期，帝国建立，君王就开始丈量全国土地，并进行有效分配。丈量土地入籍，本质上是为了从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口进行征税。
秦汉时期的初期，税种主要是人头税和土地税。丈量土地，统计人口，能够保障帝国征税的规模征税的管理效率。即使初期封王之地没有纳税义务，中央帝国仍然还是可以通过有效的征税达到收支平衡。随着社会稳定，人口增加，中央税收可以持续盈余。一国财政充盈，体现出盛世的状况。
汉武帝初期，全国八百分之一土地形成的税收（主要是粮食计量）可以覆盖中央管理的官员队伍和皇家开支。 其实皇家开支同国家开支在大部分时候是分开的。皇家开支有专门的皇家土地来支撑。
帝国建立初期大约在50年就会有盛世的来临，因为50年休养生息，人口可以达到两代，人口总数可以翻一番。土地得多一代人的开垦，规模可以形成一倍。于是从经济总量上（粮食产出） 不仅可以恢复战前的水平，甚至可以大幅度超过战前水平。当然两个盛世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
帝国的财政扩张
在生产技术水平发展缓慢下，大一统的国家能够实现有效开垦的土地是基本固定的，而人口的规模也基本固定。有限的土地产量相对只能维持固定的人口。在新的粮食作物（明朝中后期的玉米、土豆）引入中国之前，帝国的人口基本是5000万左右。也就意味着中央帝国最大限度的从土地和人头计量的粮食在产量顶峰时也是固定的。那么一旦帝国遭遇外部战争，需要更多的军事开始。军费增加，而劳动力人口减少（部分人口从军作战，后勤，战争导致的人口消亡），将快速的消耗财政储备。抑或是中央帝国皇室奢侈、行政体制逐步臃肿（人口增加，管理加大）也将吞噬巨大的财政。
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帝国就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源。我们熟悉的盐铁专营便是重要的财税来源之一。人们的生活生产离不开盐铁，而且在人口相对固定的情况下，盐的需求量也是可以固定的，通过官方控制盐铁的生产和销售，从而可以掌握重要的钱粮来源。这样也就形成了国有经济，盐铁就是国有经济的重要资源命脉。
另外一个重要的税源便是我们当前经历的通货膨胀加税。所谓的通货膨胀加税并不是真正缴纳的税费。而是政府发行大量超过真实需求的货币，通过货币贬值来廉价的获取民间所得财富。当国家支出因战争、自然灾害、政府管理臃肿、皇室奢侈、土地兼并导致的税源减少等因素，或者多因素叠加的时候，货币贬值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
中国认识到盐的巨大威力的第一人是春秋时代的著名宰相管仲。战国时代无法推行到其他国家。汉武帝时期，雄心壮志的汉武帝对匈奴的长期作战导致财政支出巨额增加，为了扩大税源，汉武帝委托桑弘羊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一方面学习管仲的方法实现盐铁官营，另一方面发行新货币（皮币）代替白金，由于皮币相对于政府印刷的一种纸币，通过大量的皮币兑换民间的贵金属货币，形成劣币驱除良币。所谓皮币就是一块白鹿皮，画上紫色的花纹便可以兑换四十万钱。
这和历史上有名的德国一战后的通货膨胀、解放时期的上海通胀等一样，几乎等同于明目张胆的抢夺民间财富。
增加商业税
当然，为了更多的加大税收来源，除了传统的土地税（农业税）和人头税、国营专卖（盐铁）以及通货膨胀税之外、聪明的古人还有商业税。由于盐铁专营、货币管理，需要加大对于收税的力度。在信息不通畅的古代，加大税收收缴力度，也只有不断加强人员投入，所以人员的投入也导致费用支出增加。但是可以通过政府建立的驿站、交通等形成关卡，对过往商业征收过路费。而到宋代商业发达时，有海商的贸易税，明清末年，纺织品，茶叶等交易带来的贸易税收形成巨大的财政收入。特别是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市场，出口剧增反而使得清政府海关收入十分可观。随着洋务运动进行，交通上税收也变得相当丰厚。以至于列强对清政府的割地赔款所发贷款均是通过海关收入和铁路等税收来偿还。
财政经济的历史循环
帝国2000年，秦汉成为试验场，汉武帝的财政扩增尝试成为了后继者持续使用的重要手段。至于当前依然在使用着。
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到了雍正时代农业税中的人头税剔除了，摊丁入亩的改革让人口税和土地税合二为一。而计量税的方式在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下，任何税收统一用货币支付。而同一用货币的形式更加利于通过发行货币的金融手段进行经济控制和财富的转移。宋代时的交子纸币使得货币的发行变得更加便利。国营方面，盐铁等重要资源不断被中央直接管理，历史长河中中央也同地方博弈者专营权，随着明清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国营专卖可以充分受中央政府的灵活调控。
随着明朝后期到民国时代，土地开垦、人口剧增（到亿人口单位），商业发展下，更多的专营和商业征税手段得以出现。然而汉武帝实验的财政扩展手段沿用至今。
历史长河中，这一财政经济手段却有着惯性的危机。导致每200-300年，因内外因素而导致一次朝代变迁。在各朝代中，善用财政者也会出现一次中兴。而改革不彻底，依然会由于财富分化，矛盾加重引起民怨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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