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城76天，我在武漢

採訪｜常芳菲、曾歡、房煜、宇多田、李玲、格根坦娜

支持｜周超臣、孫琪

頭圖｜IC photo，武漢長江二橋打出“武漢重啟”等字樣

4月8日零點起，被按下暫停鍵的武漢終於重啟，沉寂了70多天的街道將重新迎來人流、車水、馬龍；街道兩側的店鋪，會逐漸為這座城市帶來它久違的煙火氣。

在這個解封首日，75個離漢卡點統一撤除，預計有5.5萬餘名旅客乘坐火車離漢，計劃有271架次航班從武漢天河國際機場進出港（進港航班140架次，出港131架次）。（據《新京報》）

從2020.01.23. 10:00，到2020.04.08. 00:00——76天，江漢關大樓頂部鐘樓的分針旋轉了1814圈。

這1814個小時，註定要在漫長的人類歷史畫卷裡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1000多萬居民足不出戶，用巨大的犧牲，為中國、為全世界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爭取來了寶貴的兩個多月時間——湖北省的其它城市和人民做出了同樣巨大的犧牲，已先於3月25日零時解封。

解封不意味著最終勝利，只說明最艱難的時刻已過去。

過去這76天，武漢成了全國包括醫療在內的特殊資資源投放最集中的城市，它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逆行者，340多支醫療隊、4.2萬名醫護人員馳援武漢和湖北，來自全球各地的醫療物資和生活物資匯聚到這裡。

有多少悲憤和惋惜，就有多少感人和感動。

有李文亮醫生、劉智明院長這樣的烈士，也有身患漸凍症仍堅持在崗位上的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這樣的英雄，更有連夜坐火車趕赴武漢的83歲鍾南山這樣的國士……

還有更多大把的、那些自武漢封城以來，盡最大努力保障武漢這座城市心跳、呼吸、血液循環的個體，平凡亦無名。他們可能是清潔工、快遞員、送餐員，也可能是貨車司機、出租車司機、建築工人、記者、警察、社區服務人員……

在武漢解封前夕，虎嗅採訪了10位封城期間奮戰在工作一線的工作者，他們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名字一樣，是參與這場“戰疫”的戰士和英雄，他們的經歷與記憶應被拾取，匯入歷史的進述——

有奮戰在戰役最前線、抱著赴死之心、在醫院每天見證生死的護士；

有封城一個禮拜後單槍匹馬前往武漢、採訪素材100多個小時、出稿十幾篇的媒體記者；

有留守站點、起初怕影響家人不敢回家住、十幾個人一天派送2000單的快遞員；

有擔心農戶的香菇壞了影響收成、急於下鄉收香菇、還擔心湖北的農產品遭到歧視的商人；

也有加入社區保障車隊、每天接送病人去醫院、也負責送菜送藥給社區、連軸轉了73天的滴滴專車司機；

……

他們是散佈在這座城市各個角落裡的星星之火，當災難降臨，他們沒有躺平、更沒有躲閃，他們的工作需要讓他們出列，做城市基本運轉堅定的支撐者。

我們的觸達與採訪，掛一漏萬，但謹以此文向那些平凡英雄致敬，向武漢送去祝福。

下面是10位受訪者這76天的武漢故事，採用自述的形式：

（應採訪者要求，採用了匿名）

我們（武漢市中心醫院）最早接收到不明原因發熱的肺炎患者，是在12月底的時候。

那天我去上班，突然發現急診封科了，就是收治的病人全部不允許出來。這個（封科）決定，對病人和醫護人員都沒有做任何解釋。我有特別好的朋友在急診科，他說最近已經連續收治了好幾起來自華南海鮮市場的不明原因發熱患者，後來曝出來有可能是SARS。他告訴我這個報告真實存在，但被別人當做謠言處理。

急診科的護士長是醫院最早的一批呼吸科護士長，對傳染病是有一定的警惕性的。所以他們從剛開始收治這樣的病人，就已經穿上了符合醫用標準的防護服和N95口罩。

我也立刻警覺，在網上買了N95的口罩，給自己買了一盒，給家裡買了兩盒。家裡人當時還覺得我浪費錢。

後來（醫院）就放鬆警惕，把病人分流出去，就有一部分流到我們科室來。我記得我們科室高度疑似的病人有兩個，當時還不能夠說確診，因為不能做核酸。病人辦入院，其實是不用查肺部CT的，但是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出現明確的症狀，再去查，就會發現病人有新冠的問題。

醫護的個人防護裝備，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個時候，全院的口罩和防護服就非常緊張了。我們科室的護士長領不到物資，醫院沒法給。我們還是戴著自己買的N95口罩上班，沒有防護服，只有一個藍色隔離衣，需要穿在白大褂外面。護目鏡最早也沒有，用的是一次性塑料面屏，因為消耗大，物資也緊缺，後期，一次性的面屏發下來以後不能扔，需要消毒接著用。

直到國家醫療救援隊到達武漢之前，我們穿工業防護服穿了20多天的時間。

直到鍾南山院士說人傳人的時候，我家裡人都不覺得嚴重，他們真正覺得嚴重就是武漢決定封城。

1月23日前一天我睡得早，第二天早上8點起來才看到武漢宣佈封城，但關卡還沒有設置。10點鐘之前，高速還能走。而且我們家在漢川，開車也就一個小時。當時家裡還是問了我，要不要開車接我走，我說我肯定不回去。

原因有很多。第一，我害怕自己接觸感染患者，然後造成家人的感染；第二，是肯定要服從醫院的調配。當時已經有很多同事支援急診科、支援發熱門診、支援金銀潭去了。

過年那天，我主動跟護士長請纓要上一線。我跟護士長拜年，我就說如果再需要增援，可以優先考慮我。一方面是我想做點什麼，另外，也是我知道，護士長很不好安排人。她安排哪個，人家就會說“憑什麼要安排我”。其實，大家都不願意做那個被護士長選上出去支援的人。我說完這個話，護士長就哭了起來。

我想得很簡單。

除了我這種年紀小一點，剩下的同事基本都成家了，有兩邊的老人要養，又有自己的孩子，真要出點什麼事情怎麼辦呢。肯定不如我這種不會拖家帶口的。而且我爸爸媽媽不是隻生我一個，我還有個妹妹。我當時就是這種赴死的心情，想的是，要真出點什麼事情，我家能夠抵抗住。

那天夜裡，我爸媽都給我打了電話，還發紅包。我就躺在被子裡，看著信息流眼淚。我現在都不太敢回憶那時候。

其實我後悔過這個決定。1月底到2月初，我幾乎是每天哭，只要閒著就在哭，晚上哭著睡著，第二天早上哭著醒過來。

連續幾個事情都對我的打擊很大。

2月初，那天我在值夜班，有一個爺爺住進來的時候肺已經全白了。因為呼吸困難，一直坐在床上不停按鈴，他還跟我說找醫生，我說好。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跟醫生溝通過了，醫生唯一給出的建議就是把他的氧氣流量再調大，或者給他重新接一個氧氣通道，讓他吸更多的氧氣。聽到醫生這麼說，我就知道肯定沒有意義了。

我們病區不是負壓病房，所以有規定，不允許醫護人員在治療結束後長時間在病房裡。我出於不忍心，在那裡陪他待了30分鐘。

我到現在都記得，當天隔壁床一個叔叔，不想跟那個爺爺住一起。他當著面就說，你們讓我跟一個快死的人住在一起，是什麼意思噻？然後他一夜沒睡，就拿個凳子坐在走廊裡一直吵。我試圖安撫他，告訴他整個病房都已經住滿了，但我越安撫，他越激動。另一邊，那個爺爺就在房間裡面咳嗽、大喘氣。

第二天早上，我又在群裡聽說這個病人已經去世的消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堅持什麼，這件事好像也不是憑我們的努力就能夠解決。

我在病區，重症的病人會突然問一句：“姑娘，你說我們治不治得好？”我常說：“馬上就會好了，你再堅持一下就好了。”其實就是打個馬虎眼。有的病人做很多次CT，在用藥的情況下，一點好轉的跡象都沒有。開始的時候，他們說急診裡面的那些病人，都是那種大號、可以拖好多具屍體的殯儀車來拖的時候，我就非常難過。

到了2月中上旬，我真的看不到什麼希望了。而且我因為在醫院工作這件事情跟朋友吵起來。當時他在群裡說朋友買了天價藥、醫生不給他打針，其實就是造謠。我看不下去，跟他理論。

他說了我一句：你現在說這麼多，還不是因為我們在家裡玩，你要上班心裡不舒服，你還不就是為了醫院發的那幾個錢。

最後一件事是李文亮醫生去世。當時我輪轉的時候在耳鼻喉科，他在眼科。我們就在他辦公室隔壁。有時候開晨會，兩個科醫生串門，我就見過他。

他的去世，對我們每個人的打擊都很大。除了難過，還有對這個未知病毒的恐懼。當時都說年紀大、有基礎疾病的人死亡率會比較高，但是李文亮很年輕，也沒有合併的基礎疾病，他怎麼會去世呢？

醫院大樓外緬懷李文亮醫生的鮮花，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所以，我後悔過這個決定。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另一方面我經歷的事情，讓我覺得自己的付出好像不值得。

現在回頭看，我們熬過來了。現在，我不後悔這個決定。就那麼一兩天，只有那麼一下子是後悔的。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不後悔了。

我上一次回家已經是去年12月了，等武漢開城了，我想回家看看爸媽。經過這件事，除了珍惜當下之外，我還想更努力一點，去成為一個更有能力應對災難的人。

大年初三，我跟我的編輯說，我不要呆在後方了，我要去武漢。

我所在的醫療垂直機構是關注醫療行業報道的，1月20號左右，我們團隊組織起一個突發報道小組，決定過年期間要堅守住臨時報道陣線，把關注重點從行業全面轉移到武漢疫情的報道中去。報道組裡，有的同事在跟進前線的疫情進展，有的關注患者動態，我負責的條線主要是寫治療。

但很快，我在後方產生了一種很強的無力感，要寫治療，可你並不清楚它到底是怎麼治的，你很困惑當時為什麼死亡率那麼高，網上到處都是零散的報道和零碎的文字，信息太多，無效信息也就更多。

我想找醫生，可那時候去前線支援的醫生很少，在前線的醫生也都非常非常忙，幾乎一整天都在病房裡，非常辛苦，沒有時間做電話採訪，我也不忍心打擾他們。

我覺得我應該去現場看看，直接找醫生，瞭解他們前線正在治療的情況，這是我一直以來做新聞的原則——儘快地抵達新聞現場。所以大年初三我就主動跟編輯說，我不要待在後方了。

決定做完，我其實挺害怕的。當時我在老家，天氣特別冷，出發的前三天我躺在床上不想下床，我腦海裡一直在想三件事：我去的風險，我去了出行該怎麼辦？我如果被感染了怎麼辦？同時，家人也很不放心，面色非常凝重，所有的親戚都打電話勸我不要去。在出發的前一天晚上，我還在哭，差點都不想去了。

當時我手上是沒有物資的，老家那邊的口罩、酒精、消毒液全都賣完了，我去所有的超市都買不到。我媽媽一邊幫我全城蒐羅防護物品，一邊勸我，你看買不到，你怎麼能徒手去呢？我知道，她一邊想盡力展現一個好母親的狀態，盡力地幫我準備，另一方面她告訴我這個物資缺乏的殘酷現實，想讓我退縮。

後來我把家裡僅有的、我媽買的三瓶酒精、洗手液和幾個口罩帶走了，防護服是同事找人幫我從上海寄了最後的三套過來，防止我到了武漢什麼都沒有。

這中間幾天的時間我也不停地跟很多在前線的記者和我之前的一些同行好友聊，聊我去武漢的價值和風險到底是怎樣的。因為我是一個人去，不是團隊作戰，而且我本身也是一個比較粗心大意的人，所以他們特別擔心我在防護這方面做得不夠好，容易被感染。

後來跟我們一個編輯聊，他找有醫學背景的人士幫我從專業上做了一個風險判斷，說年輕人其實做好防護，被感染的機率不高，即便被感染了，能治好的機率也是很大的。他跟我說他其實也很想去前線，但是由於某種狀況，他沒辦法親自去，但他的判斷給了我一顆定心丸。

就這樣，在準備物資，和在克服心理障礙上面花了好幾天時間，一直到1月30號，我出發了。

自己之前預設太多的問題，但到了現場我發現一切都還好，我帶了很多東西，進站上高鐵，目的地是武漢的下一站岳陽，這也是跟其他媒體諮詢來的經驗，那時候買不到到武漢的票，但買下一站，高鐵在武漢會停。在高鐵上，我跟列車長說我是來武漢採訪的，很順利地下車了。整個高鐵站空空蕩蕩，就一個在出口檢票的女孩，我拎著個行李箱直接出了高鐵大門。出去之後，我提前聯繫的一位當地志願者來載我，把我送到了酒店。

我訂的這個酒店也很好，後來我聽說一些在武漢的媒體同行因為徵用問題被入住酒店要求搬離過三四次，或者有酒店停止提供服務的情況，我的酒店沒有出現過這些問題，而且它離同濟、協和、紅十字會醫院，包括華南海鮮市場都不遠，一切都比我想象的要順利一點。

武漢逐步恢復活力，一家魚鋪的老闆剛剛結束營業，在清理魚缸，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算來武漢來得比較遲的，有一些記者在封城之前就已經來了，那時候來，能得到的採訪資源更多。我到了之後陸續做了社區和隔離點政策的稿子，到2月10號，我上報關於醫院相關的選題時，發現這時候接觸到醫生已經非常困難了。一方面需要在前期和醫生建立比較好的關係，而這時候一些醫院醫生髮聲的訴求已經不大了；另一方面，此時醫院、隔離病房的安保措施更加嚴格了，有一次我路過武漢紅十字會醫院，看見整個醫院都被圍欄圍起來，門診門口很多保安，讓患者一個個進去，想進去找醫生，根本不可能。

我所在的媒體是日更，我得滿足出稿的需求，每週都得貢獻一到兩篇稿子，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時間耗在上報機制的問題上，我還得拿出精力去寫一些重症治療跟呼吸治療之間的矛盾、當時死亡率為什麼這麼高等等選題上。

我沒有官媒記者的身份，沒有采訪記者證，到了2月中旬後期，每一個記者採訪都需要通過宣傳部或者醫院，不然別人不會理你的，所以這些選題找到一些比較重要的採訪對象是很困難的。

我就不停地打電話、發微信，我還比較幸運，去年年底我參與報道了《殺人者孫文斌是誰？》， 沒有想到那篇稿子成了我的一塊敲門磚，幫我打開了很多采訪對象的心門。有采訪對象直接跟我說，他非常不喜歡記者，但就是因為看過你的那篇稿子，我才願意跟你聊的。

一家醫院門診前，一位醫生攙扶得了新冠的老太太去病房住院，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政策、社區、社區衛生院，採訪、資料整理、聯繫採訪對象，我每天的任務太多了，一個人很難完成，精力其實是不夠的。我真正報道關注武漢的情況大概是在1月30號到3月20號之間，出了十幾篇稿子，錄音素材起碼有一百多個小時。我寫呼吸科跟重症治療之困那篇稿子的時候，有6個採訪對象，平均每一個人起碼都採訪了一到兩個小時。

期間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交通，其他記者和團隊有車，他們可以開車，隨時想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我不會開車，採訪我大部分時間是騎車或者步行，因為出行問題，我錯過了一些比較重大的新聞現場，留下了一些遺憾。

比如那天李文亮醫生去世的消息傳來，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有些記者直接開車去現場了，那天我還在趕另一篇稿子，等我看到消息已經是十一點多了，我離那個地方有6公里，其實騎車去也可以，但我想到一個人騎車去，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棟樓，不太可能找到人，挺恐慌的，最後就錯過了。

我酒店樓下是武漢一個比較大的環繞的那種立交橋，剛到武漢的時候，我就看著橋上什麼都沒有，沒有任何的聲音，明明已經是中午12點了，我覺得時間好像還停留在早上6點。

雖然有很多同行偶爾會聊一聊或者見面或者吃個飯之類的，但是其實大部分時候你都是要一個人去過完整個在武漢的日子的，大部分時候沒有人跟你說話，太孤獨了，每天都覺得很恐慌。

有的時候我採訪一天可能會騎車20公里，確實挺累的，有的時候就會停一停，看一看，騎不動的時候就走在路邊，馬路上是沒有任何聲音的，一個人採訪走回來的時候瑟瑟發抖。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我喜歡聽窗外的車流聲，我喜歡看車，我喜歡看底下的人走動，我就是喜歡看這種流動的狀態，我不喜歡一切都是固定的。

有一段時間我狀態不是特別好，因為可能太累了，然後突然有那麼幾天鬆懈下來了，當時朋友來找我說要不要一起去東湖走一走，所以在前不久的某個晚上，我們在東湖吹風吹了很久，當時幾個記者，有一個是因為寫了一個稿子，遇到各種壓力了吧，可能要回京，有一個記者要在武漢待很久，我也因為各方面的禁令，感到呆在武漢有心無力。大家心情都非常的沉重，我們就在湖邊吹風聊天，聊一些有的沒的，就那個時候，覺得在武漢，終於有那麼一刻自己可以歇下來了，這麼多人陪著你，那時候的孤獨感是最不強烈的。

現在好多了，現在武漢整個都好太多了，無論多晚，街上都有很多人。

前幾天我偷偷地找了各種各樣的方式，進了當地最大的殯儀館和最大的墓地，跟完了兩個家屬從家到殯儀館再到墓地，整個取骨灰的流程。其實情況不是網上大家講的說不讓哭不讓叫或者不讓哀嚎不讓送別，真實情況真的就是大家前期的淚都流乾了，社區的工作人員一路陪著家屬，早上五點就出發了，陪家屬領取骨灰，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人了。家屬那邊排隊的時候都特別特別安靜，大家都已經把淚流乾了，已經沒有想要再哭的衝動了，我覺得大家每個人都特別特別疲憊，眼睛裡都是絕望。

而且我跟的那兩個家屬還不是新冠的家屬，他們是非新冠的家屬，在這個疫情期間非新冠的死亡人數真的挺高的。因為醫療擠兌的問題，很多人其實不是因為新冠去世的，因為腫瘤、癌症得不到及時的救治過早地去世了。

武漢外賣員在黃色圍欄外站在電動車上等居民取外賣，受訪者提供

回想起來我在武漢經歷了這麼幾個心理階段：一開始是興奮，剛來的時候有兩天沒睡覺，很多選題都想做，希望參加到每個新聞現場。後來覺得很無力，媒體性質決定我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個體的故事當中，有很多患者，非新冠患者向我求助，但是我可能寫不了這樣的稿子去幫助到他們，會有種無力感。到了中期的時候，有一種滿足感，因為我覺得我把我的一些類型的稿子都寫完了，包括我有好幾次採訪都是意外的收穫，比如說採訪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社區衛生醫院。最後一個階段還是無力感，就現在這個狀態，一方面是很多稿子不能寫了，另一個方面就是還困在武漢，我前幾天真的是快抑鬱了，但這兩天好一點。

也有一些很溫暖的畫面，一個就是我剛來武漢那會兒，有位社區書記是我的採訪對象，我跟她見了一面，第二天晚上我又去找她補採的時候，我吃到了武漢第一頓熱乎乎的飯，社區的廚房裡面做的粥和菜。要知道來武漢之前有記者跟我說他們已經沒有熱飯吃了，外賣是逐漸停掉的，我自己每天在外面採訪，一旦錯過了酒店的訂飯時間，我就沒有東西吃了。

還是這位社區書記，後來我不太需要採訪她了，但是我們關係一直都比較好，經常會去找她聊天，那時候武漢還沒有恢復商店的營業，我當時很想很想吃熱乾麵，因為我從來沒有來過武漢，我也不知道武漢的熱乾麵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後來有天去社區書記那邊，她拿出了一包熱乾麵，自己下廚做了熱幹炒麵給我吃，我覺得那時候特別溫暖。

我打算4月8號解封那天離開武漢，但是我現在買不到票，也很著急。現在所有的人也不知道離開武漢的流程到底是什麼，4月8號這個文件才會下來，現在連新聞宣傳部或者是社區的人都不知道4月8號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才能離開武漢，一切都是未知的。

兩個月在武漢，對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低估了自己的勇氣吧。直到後期很多人找我說吳靖你真的很勇敢，然後我才意識到我可能真的是一個很有勇氣的人，我以前是從來沒有發現的。我現在回想一下，如果第二次再發生這種情況，我可能就不會來了，當時可能是無知者無畏的一個狀態，但第二次來之後我可能顧慮就會更多一點吧。

就是年輕吧，我覺得年輕這個東西能夠帶給你很多很多東西，尤其是勇氣，可能再過幾年我真的有家庭或者是我老了，或者是我上有老下有小了，我可能真的就不會來了。來之前其實我唯一的顧慮就是我爸媽。我擔心我自己感染給爸媽、對整個家庭造成衝擊，我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擔心過我自己。

我們這個站點滿編是24個人，疫情爆發後站點留守的是12個人，正好是一半。平時站點的單量一般在2500~3000單之間。今年疫情期間發貨滾動太大，系統從來沒有清零過，具體的單日單量平均值目前還沒有統計，我記得高峰時一天能有2000單，少的時候也有1200~1500單。這個貨量，其實遠比正常春節期間高了很多，一般春節期間是500~700單，因此排班也是按照正常春節假期安排的，京東是承諾春節不打烊。

剛開始宣佈封城的時候 ，公司要求大家做好防護，按照每人一天一片的數量給站點配發了口罩，按人頭配發了護目鏡，還有12套防護服，給去敏感區域送貨的快遞員。其他還有噴壺消毒液、酒精消毒液等等，甚至還一度給大家按照一週的藥量配發了中藥，有用沒用先喝了再說。

我們離金銀潭醫院很近。向東3公里，是金銀潭醫院，武漢最早的新冠肺炎定點救治醫院之一；向西2公里，是常青花園社區，武漢當地常住人口最多、規模最大的社區之一。

之前知道武漢有疫情這個事情，但是，沒有想到會這麼嚴重。當單量開始上漲的時候，就立刻覺得不對，查資料發現金銀潭醫院就是重點收治新冠病人的醫院。一開始有點措手不及，人手不夠，而且也不可能讓別地方的快遞員支援，這裡不是人家的區域，只能自己牽頭。

我自小在武漢長大，封城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時候也沒有功夫多想，趕緊和車隊打招呼，協調車輛到位，還要鼓舞士氣，跟大家說，哎呀沒什麼的，做好防護。

我第一次去醫院，穿了防護服，後來就再沒穿過。一開始說不害怕是假的，內心有點毛，因為外部信息不足，也不知道里面什麼情況，當你沒有去的時候，你會有很多想象。

後來去了醫院一看，也確實沒有什麼，因為我們接觸不到重症中心區域。

從醫院回來以後，先噴壺消毒，然後洗手。現在每天的防護還是不敢大意，早中晚三次溫度檢測，填表格上報公司，這一點公司要求很嚴格。

給包裹消毒，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剛開始送金銀潭醫院的時候，在站點住了兩三天。因為自己做這個事情，這是自己的工作職責，但是如果要把家人影響了就對不起家人。不過

疫情這段時間，送貨的壓力確實很大。有一段時間，大概是2月初，具體的時間記不太準確了。那段時間小區的人是可以出來的，超市還在賣貨，後來規定小區封閉，人不能隨便出來，物資就開始青黃不接。這時居民只有一個途徑，就是網上下單購物，那時候貨量出現猛增，明顯感覺要扛不住了。你想我們十來個人一天最多送2000單。

而且送貨的時候，我們不能進小區，只能等用戶下來拿，這樣效率比較低，有時候等得比較長。一方面是公司要求必須包裹送到客戶手裡，另外有些訂單是生鮮的東西，如果從包裝裡拿出來就容易變質了，必須要等到人取走，才能妥投。那時候的緊張程度，跟電商大促時有一拼。在站點，有的人從年貨節開始就沒有休息了，京東年貨節今年結束日期是1月22日，正好1月23日武漢開始封城，人確實太疲勞了。3月初，其他小夥伴陸續返回，現在情況好多了。

疫情期間也會發生一些特殊的經歷。有個老客戶，家裡有隻加菲貓病了，如果不治療就會死，主人出不來，打了很多電話找到一個寵物醫院的醫生，醫生說只能把貓送上門治療。這位客戶因為認識我們的快遞員，後來找到我們的快遞員幫忙，因為要跑10多公里，他要給快遞員300塊錢紅包，快遞員沒收。但是快遞員抽空把貓送去了，因為我們也理解養寵物的人心情。

這樣的事有很多，因為我們作為快遞員，能夠“自由行動”，居民的需求能夠幫一些忙就幫一把，這時才意識到我們是“特殊”的一群人。包括幫助老人買常備藥，幫助年紀大的用戶退換貨，有些不是我們京東的貨物，也幫助他們處理，因為他們認識我們、信任我們。

疫情讓我對於醫護人員的認知有了很大改變，以前會覺得醫院收費比較貴，現在整座城市只能指望醫護人員。我去金銀潭醫院送貨，和一些醫護人員也認識了，確實眼看到她們太辛苦了。有一段時間知道他們大量需要紙尿褲，因為穿上防護服要在裡面呆8個小時。而且醫護女同志居多。有時候我看到換班的人出來，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人的狀態都非常差。這種體驗，遠比你們外界在電視裡看到的幾分鐘更印象深刻。

開始的一段時間，防護服非常缺乏，每次送貨去，她們都是很期待甚至急迫的眼神，第一句就問，有口罩嗎？有防護服嗎？如果你回答沒有，她們的表情會非常失望，你自己都會覺得心裡很難受。

4月8日，並不意味著武漢的小區可以解封，而是分級管理，因此我們還需要再堅持一段時間。

我們是最早申請復工的湖北加工工廠之一，1個月前就召集老工人上崗了。因為從1月到3月，我們幾乎每天都會收到來自香菇種植農戶打來的電話，問我們“香菇咋辦啊，都收好存起來了”。

隨州本來就是香菇種植大市，許多農戶都靠種植香菇吃飯，我們也靠加工香菇然後出口到國外賺錢，產線的工人也眼巴巴瞅著早點復工，因為大家家裡都有小孩，你得有收入才行。

所以3月份政府一批准我們復工，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火急火燎去收菇。

2月、3月份農貿交易市場肯定是開不了的，以往都是在那裡付了現金，拉了貨就直接回工廠入庫，但現在都關了，你說咋整？而老百姓的香菇都還壓在家裡。

所以，復工當天我們就找了4輛車下鄉去村子裡收香菇，很多人在村頭等我們，都急得不得了。因為香菇基本在採摘後2個月內就要入庫，不然放在農戶家裡肯定存不好，因為香菇需要冷藏，不然就會變色，還會長蟲，最後也就換不了好價錢了。

到村裡收香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你說用什麼App啊線上交易啥的，這對於四線以下城市，特別是農村的百姓來說太難了。大多農戶都不會操作這個東西，（用App）是不現實的。所以還是需要我們親自去跑。

其實我最擔心的是到2020年下半年。如果國外疫情一直這樣沒法控制，同時下半年農戶新一茬香菇又開始上市的話，去年存貨還有一大批，存在那裡銷售不了，對種植農戶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而對我們自己來說，最難的倒不是下鄉採購，而是這段時間的物流不通。整個農產品上下游產業鏈全都被物流給難住了。比如說塑料袋廠、紙箱廠、包裝廠，都還沒完全復工，物流也受限，但我們這個食品得需要包裝，所以又得坐下來等。

另外我們做外貿的要拉著加工好的香菇去港口，客戶的訂單得按時交付呀，但2月、3月份時物流基本全停掉了，我們找個車真是難於登天——找個本地的車不能跑，找個外地的車他不敢來。毫不誇張地說，湖北本地車就是必須直接在原地立正一動不能動，你想一下有多難。

我倆好不容易找輛大貨車一起拼單，以往正常1萬塊，那段時間飆到了1萬五，還不算過路費。

錢就算了，重要的是因為要跨省運貨，一聽是湖北的，哪哪兒做完核酸檢測就給你隔離個14天。你說1個月這邊隔離14天，那邊14天，一個月過去了，就辦了1天的事。

所以一聽到“武漢要解封”的消息時，我們不是鬆不鬆口氣的事情，是高興地蹦起來了。因為我們這麼想：“武漢都解封了，這下我們省內運貨是不是可以通暢了，跨省大家是不是就放心了，我們是不是可以真正不受歧視了？”

之前聽說一個開貨車的司機，就是因為從湖北路過走了湖北高速，也不行，被拉去隔離。我就不相信了，湖北天上都飄的都是病毒？是不是得用飛機拉個網把湖北上面都圍起來？

我們對“解封”這件事情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就是不能只物理上實現解封呀，你得心理上也得接受它。不是湖北所有的東西都是帶病毒的，說不定湖北的農產品現在都被歧視了。

我是武漢本地人，2016年開始在網約車平臺當快車司機，從去年9月份開始做滴滴專車司機。疫情發生後加入了滴滴組建的社區保障車隊，現在服務社區超過70天。

這兩天，我看到武漢最大的變化就是路上的人和車多了，已經開始有堵車的現象了。我覺得武漢這個城市算是復活了80%。

我現在遇到的最大的困難，主要還是老人的出行問題，他們沒有綠碼，對於武漢解封的渴望度要比年輕人高很多

有很多基礎病的老人，比如糖尿病、高血壓這些方面的基礎病，出現頭暈或者其他情況，擱在平時正常，但在疫情的特殊時期，他會想我是不是可能有什麼問題，就要去醫院檢查一下，醫院可能連號都不讓掛直接跟他說回去多休息多喝水。這些老人在家裡時間太久了，很多事情他們沒有辦法把握，社區跟他解釋都沒用，必須醫生解釋才有用。

我在疫期工作時最常聽到的話就是“加油”“辛苦了”，雖然經常聽，但每次聽到心裡都覺得很欣慰。付出了這麼多，也看到武漢人從最初的那種很茫然、很恐慌的狀態，到現在走向明朗。這個轉變，是我作為一線司機真正看到的這個城市的改變。

我工作期間記憶最深的是一個很特殊的病人，當時他肚子疼，還有點發熱，但量體溫37度多一點點。當時是急診，我接了單就帶著體溫槍、防護服過去接他，我問了一下他沒有食物中毒，我觀察後覺得他可能是闌尾炎或者是膽結石。當時居民在家裡，他們不清楚哪些醫院是定點醫院、哪些醫院是非定點醫院。我先把他送到了湖北省人民醫院，那時他已經疼了差不多4個小時。我返回社區開了20分鐘後，他打電話說省人民醫院不收他，要我再換一個醫院，我說不可能，因為省人民醫院就是收治醫院，沒有理由不收。

接他回來的路上，我問他為什麼醫院不收，他說因為醫院的病人太多，他看著害怕，但是自己又疼得受不了，就想換一個沒有那麼多人的醫院。我告訴他現在這種情況，沒有哪個醫院人不多，又接著把他送到了普仁醫院。我看他這個情況如果再不看可能真的會出問題，就跟他說，不管怎麼樣，你必須得在這裡看病，你看好我才來接你。第三天我再接他的電話，是他切了闌尾要出院。當時醫生跟他說蠻嚴重的，如果再晚一點可能會出現穿孔。回去的路上，他還感謝我說，幸虧把他放到醫院那裡了。

我其實當時做這個決定很冒險，萬一他疼得恐慌，到了不就醫，就在路邊上等，後果不能想象。真的，武漢的居民已經恐慌到了這個地步，只要能夠忍受的，都不會去醫院。現在想想還是有些後怕的。

我從加入保障車隊到今天一共73天，期間也有瀕臨崩潰的時候。那是3月初封城最嚴重的時候，那會大家已經堅持了一個月，確確實實人會懈怠。5個保障車司機負責14800位居民，有的居民是不能理解的。他會編出很多話騙社區，只為了帶他出去轉一下、看一下。他還會在路上跟我說，就算不讓我出來，我現在還是出來了。

那段時間居民需求和保障車運力供需懸殊很大，我也很疲憊，感覺好累，但也沒辦法，只能忍受。後來經過跟社區和居民溝通，把非必要的送醫控制住，包括後來買藥的統一購買，之後，我們保障司機才輕鬆了一點。

我最難過的事情就是看到社區裡有殯儀館的車或者救護車。那是2月底左右，我天天忙著送著病人。但你可能想象不到，你送去透析的病人，可能過兩天他就不在了。

我剛到社區的時候，送過一個人連續兩天做透析，之後就沒見到這個人了，後來大概到了3月，社區才跟我們說這個人去世了，具體是因為什麼去世的不太清楚，因為當時還沒有確診新冠這個說法。

得知4月8日武漢要解封的時候，我想著終於可以休息兩天，能回去看看孩子了。因為疫情發生以來，我一直沒回老家看過孩子。

我覺得對武漢這座城市而言，現在應該是涅槃重生。可能外面的人不知道武漢人在家裡面這70多天怎麼過的，我作為一個保障司機，我可以看得到他們眼神中的恐懼和渴望。

今天武漢解封，我想帶女兒出去好好玩，一家人好好地吃個火鍋。我妻子也是一個護士，現在也在一線連軸轉了七十幾天。給女兒補過一個生日，好好地休息一下，找一個不那麼熱鬧的地方，釣釣魚，放空兩天。

2月13號，我從黃岡市紅安縣的家裡開車返崗，然後就在武漢倉庫裡一直呆到今天。50多天了，基本上沒休息過。

美菜是一個餐飲供應鏈公司，給餐廳提供食材配送上門服務，在武漢五倉，我們部門平常主要負責倉庫食品安全、人員安全、合規調查方面的工作，也承擔著應急管理的任務。所以疫情爆發以後，我們的工作重點就變成了倉庫防疫工作，跟著公司發佈的防疫控制流程，每天進行消毒、給倉庫工作人員和司機測量體溫、發放防護服等等。

我們五倉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在漢口，距離武漢金銀潭醫院只有3公里，同時承接了重點醫院、疫情嚴重的小區等等的配送任務，所以配送司機們的壓力比較大。這也是我最擔心的部分，每天司機的流動量比較大，來來回回，非常擔心我們的員工感染。不過截至目前，五倉沒有出現一例確診甚至疑似病例。

疫情發生後，業務也出現了變化。以前我們美菜的客戶基本都是餐廳商戶，疫情發生後，我們面向家庭客戶開放訂單。家庭用戶的下單量最高時能佔到我們所有單子的90%~95%。

在倉庫裡忙碌的美菜員工，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但當時很多員工都已經回家過年了。尤其一月底的時候，倉庫人手很不夠用，大概只有20~30名員工，都是之前為了“春節不打烊”活動留下來的。那時候防護物資也不夠，防護服不夠用的時候只能用一次性雨衣來替代。2月初的時候，公司從別的城市調了很多防護物資過來，資源才變得充足起來。

家庭客戶和餐廳客戶的需求是很不一樣的，餐廳可能一天辣椒就要買5斤，一個家庭最多買1斤，這使得我們工作的各個環節（包括分揀、配送等）都要做出相應調整。

在疫情期間，家庭客戶也有“囤貨”的心理。原先我們網絡下單的開放時間是早8點到晚10點，主要服務家庭客戶後，網上商城可能只能開放5分鐘，有的時候甚至10秒鐘就爆單了。

原先主要配送餐廳的時候，司機凌晨三四點進入倉庫，到了上午10點、11點的時候就完成了一天的配送任務，但現在一天得跑兩三趟才能送完，非常辛苦。我們員工在疫情期間的工作時長基本上都被拉長到16、17個小時。

我24小時都在倉庫待著，一天可能需要工作將近20個小時。壓力最大的時候是2月剛回來的時候，白天要進行倉庫防疫檢查、處理客戶投訴，晚上要給員工做一些業務指導，或者幫忙做一些員工忙不過來的事情。

給工作區消毒，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轉向做家庭業務之後，一開始投訴率是上升的。因為家庭和餐廳對菜的要求不一樣，比如說一個白蘿蔔，上面裂了一個縫，這是很正常的，餐廳商戶它也能接受，但到了家庭用戶這邊，他可能就接受不了。當時武漢政府下發了一批凍肉到市場上，我們也分到了一批，但武漢本地居民對凍肉就不太接受。可能是解凍後看到肉的品質不夠好，我們就需要去向他們解釋凍肉和冷鮮肉的區別。

為了緩解員工的壓力，我們2月就開始在武漢當地招新員工，需要跟當地社區進行登記備案、進行培訓等等。到3月，老員工返崗的返崗，新員工達到我們生產的要求時，情況慢慢好些了。現在五倉大概有160名員工，大部分都住在倉庫裡，司機則住在倉庫附近我們租下來的十幾個流動板房裡。

武漢4月8號就解封了，但這個解封指的是進出城的通道，市內對社區等等的管理還是很嚴格的。我們倉庫就是配合著政府部門的要求，繼續嚴格管理。

解封以後，想回紅安的家裡看看，疫情期間，我的兩個孩子一直在家上網課，老婆一個人帶著他們。我母親原先是一週給我打一次電話，自從我返回武漢後，基本上是一天打一次電話，問我的情況怎麼樣。

我今年44歲了，參加工作後基本一直在武漢生活，經歷過1998年的大洪水、2003年的SARS和這次的新冠疫情。我認為，武漢人民在這次疫情期間是做得非常棒的，配得起“英雄城市”的稱號。

雖然疫情期間我也跟著司機去社區配送過，但解封以後，我還是想到武漢車水馬龍的街道上去感受一下。希望整個城市儘快恢復活力，能給普通老百姓一個良好的生活、工作環境。

武漢解封的消息我們是在4月初工廠一個例行的早會上知道的，當時腦子說實話沒啥想法，工作還得照樣做，但轉而一想，咦，

我們都是華星光電面板廠潔淨車間裡工作的一線巡檢工人和質檢工人，在過去至少4個月裡，我們一天都沒有休息過，每天要上工8~10個小時，吃和住基本都在工廠裡。

可能外界對我們這種電子廠的認識有些誤區。其實我們的產線跟很多深圳手機組裝車間那種人擠人的情況不太一樣。

面板，也就是手機特別貴的那個屏幕部分，它的加工生產流程基本都是全自動化生產。最需要人的環節一個是“巡檢”，主要是為了防止車間內的自動化設備出現異常；另一個是“質檢”，就是給手機那塊屏幕出貨前做最後相關質量檢查。

“我們在裡面上班、吃和住，就像與世隔絕一樣，與武漢市區好像是兩個世界”，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巡檢員基本都是單槍匹馬作戰，一個人負責一個區域；而質檢員現在一條線只能坐4個人左右，大家工位都隔著老遠。

其實我們不是不害怕，但害怕也沒用。在疫情最嚴重那段時間，差不多1月底、2月初，我們每天都會打電話給家人報平安，也必須要隨時掌握家裡的信息。當然，我們也知道周圍有人會給工廠設的心理諮詢臺打電話。

我們也不知道周圍人到底害不害怕，但至少大家看起來都挺淡定的，可能也因為工廠本質上就是一個大隔離區，我們在裡面上班、吃和住，就像與世隔絕一樣，與武漢市區好像是兩個世界。

廠區建在武漢最東邊。好幾年前還沒建廠的時候，這裡只有大片農田，距離漢口（武漢市中心）30多公里，還得跨江，然而這裡離鄂州邊界其實只有3公里。

所以說，雖然我們過年留守在工廠裡有6000多人，但是工廠本來佔地就幾千畝（平時在廠區都見不著個人），而且位置偏遠，

而且工廠每天給我們從頭到腳消N遍毒，派發各種消毒液、洗手液、紙巾……每個產線小組每天的早會，基本成了“全國疫情控制進度提醒會”。

當然，我們倒從來沒矯情地去安慰其他工人或者被安慰過，因為沒必要弄得悽悽慘慘。還留在這工作，本來就是為了拿份工資，賺錢養家。

另外，我們都是潔淨室的工作人員，相當於“你不做防護，公司都一定要給你套三層”。因為潔淨室裡的機器一般都是半導體精密儀器，24小時不能停轉，停了機器可能廢掉。為了保護設備，必須要做到恆溫恆溼，而且衛生條件非常吹毛求疵。

譬如有個專門的潔淨指數，手術室是要達到萬級，那這裡的潔淨室就得達到百級至千級。

面板在裡面根本不可能被人碰，人就是最大的“發塵物”。大家都穿著那種看起來像太空服一樣的無塵服，防護等級應該跟醫院的防護服差不了多少。

所以，如果要說武漢這麼危險，但又在這種層層被包住、與世隔絕的環境裡有啥特別感受，那就是——“太憋了”。

工作一直不停，缺人手需要加班加點，但是想娛樂的時候卻沒有地方去，能逗留的公共空間只有食堂，但食堂現在無論是排隊還是吃飯，都劃了“三八線”，每個人打飯和吃飯都得隔兩三米。

而且工廠裡的公共娛樂設施也都關了，那我們休息也就只能刷刷抖音、看看直播了。

其實市裡領導不放心，基本每星期都來檢查一下，因為這六七千人逗留廠區，聽起來像是“聚眾”。但就是因為工廠太大，我們平常能見到的人影也只有一小撮，更不用說真正在一個車間裡工作的人其實沒幾個。

說心裡話，“解封”這個詞可能在武漢外，或者是湖北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實際上在武漢當地，大家都沒啥感覺，因為警惕性不可能降低。現在有個說法是“解封不解防”，即便政府不再耳提面命，但是小區居委會大媽已經能做到“將革命進行到底”了。

所以我們這裡反而對“解封”這件事沒有太大的感覺。因為為了安全，還是得呆在這裡。

但唯一讓人覺得開心的，可能就是能回一趟家吧。我們仨人，兩個人的老家在黃岡，一個人在鄂州，小孩和老人都在老家待著，真的特別想自己的寶寶。怎麼說解封后也得回去看看。

如果周邊城市願意接納武漢去的人，辦好各種手續回去一趟再回來，工廠這邊是允許的。

但短時間內可能不會出省，本來我們是想去廣州等南邊城市走走的，但估計外省肯定不願接納從武漢去的人，就再等等看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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