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

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

讀懂近世中國的“常”與“變”,讀懂近現代的中國。易勞逸是西方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的弟子,其所著《毀滅的種子》(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一種)《流產的革命》等書是許多專家研究近現代中國的案頭書。《家族、土地與祖先》一書中,作者的眼光不再侷限於19世紀和20世紀,而是上溯到16世紀,在長時段、全球史的視野下重新審視了近現代中國歷史演進的歷史邏輯。作者認為,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演進有與西方的碰撞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還是中國內部因素髮展變化的結果,所以作者說:“永遠也不要再說帝制時代晚期的中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是一個‘永恆停滯’的國家了。”

早在16世紀中國社會就開啟了具有近現代化社會特徵的轉變。“這個時代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獨特歷史階段的開端,也正是從這個時代開始,中國的經濟領域開啟了商品化和貨幣化進程,對外貿易得以發展,傳統社會階層劃分被打破,民眾書寫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長,這一切在接下來的兩百年及更長時段裡極大地改變了整個帝國的社會面貌。”這些因素與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演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本書認為,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變遷在現代化早期不斷加速,主要原因還是來自國內。中國社會自16世紀以來越來越明晰的商品化、貨幣化和城鎮化進程,發展到19世紀中期已成為推動中國社會結構發生本質變化的重要力量。這一時期,商人的權力和聲譽都有所提升,擁有財富而不是受過儒家教育,即便不是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首要要素,也是重要要素。然而,19世紀中期以後推動經濟和社會變遷的主要力量無疑是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接觸。

中國社會在現代化早期的“變”雖有重要意義,但是相對於中國社會過去百年間發生的技術、機構和政治變遷,其傳統社會文化方面的特性卻幾乎沒有發生變化。比如作為“中國社會秩序戰略核心”的家庭主義(或家族主義)仍舊盛行。中國人社會行為的三大特點,即強調社會等級和身份、重視“關係”和“要面子”直至今天這些依然是中國人的顯著國民性。書中關於中國社會的常與變的分析與馬克斯?韋伯、李約瑟、費孝通等人的研究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對話,是一部瞭解中國近世史的一部上乘之作。

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

本書突破以往西方學界強調政治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範式,從全球史的視角考察了1550至1949年近四個世紀中國社會在經濟基礎、社會形態和精神信仰層面的鉅變,呈現了該領域新的研究成果,是瞭解16世紀以降中國社會變革的*威著作。

明清以來,中國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反過來又模塑了中國近現代政治史。作者運用大量史料,對中國社會複雜且深刻的變遷予以清晰的闡釋,探討了人口變化趨勢、階級結構變化,小農經濟、商品貿易和製造業與信仰和文化之間的關係等多方面的問題。

對於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這一直以來備受爭論的問題,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與李約瑟關於中國科技停滯的思考,以及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形成了言之有物的對話。

此外,作者還描繪了他對於中國人的理解——友善和冷漠、勤勞和懶散、進取和保守、慷慨和自私,這些自相矛盾的國民性,與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裡提出的“差序格局”,形成了有效的對話。

家族、土地與祖先:近世中國四百年社會經濟的常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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