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刘仁轨，大家总会给他冠上一顶“抗倭名将”的头衔，从熊津城之战到白江口海战，他所率领的唐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力挽狂澜，彻底扭转了朝鲜半岛的颓势，他也从一个毫不知兵的戴罪白衣，成为了威震朝鲜半岛的一代名将。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位六十岁才名声渐起的老人，他一生的精彩程度，远不止那几场血雨腥风的战役那么简单，从得罪权贵，成为白衣，到立功受赏，位极人臣，刘仁轨用他八十五年的传奇人生，不仅书写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也为我们展现了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让我们了解到一代名将的心路历程。
1.屡遭陷害，造就“白衣”军神
刘仁轨，字正则，汴州尉氏，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尉氏县人。和大多数的英雄人物一样，生于隋末的刘仁轨，同样出身贫寒，但刘仁轨却对学习有种痴迷的兴趣，即使学堂停课、无人授课，刘仁轨依然对学习充满着热情，就如《新唐书》中所述：“每动止，画地书空，寓所习，卒以通博闻。”就这样，刘仁轨以木棒、手指为笔，以天空、大地为纸，熟读各种文史书籍，最终积累起渊博的学识。
早在李唐武德初年，颇有学识的刘仁轨就因为刚正不阿的品行，被推荐为息州参军之职，不久，又升任陈仓（陕西宝鸡）县尉。
可让人诧异的是，在贞观初年，时任陈仓县尉（正九品）的刘仁轨居然将县内暴横不法的折冲都尉（从四品）鲁宁乱棍打死了。这下李世民听到后异常愤怒但又充满了疑惑，于是便将刘仁轨传讯入长安，要定以罪名，可当了解到真正的原因是“宁辱臣，臣故杀之。”随后唐太宗也愈发觉得刘仁轨品行过于正直，就升擢为栎阳县丞。后来刘仁轨因公正刚直和善于进谏的品性，深得李世民的赏识，一路升官至新安县令，随后又出任给事中之职。
可是令刘仁轨没有想到的是，在之后的数十年间，自己的人生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在不断地跌倒、坠落，起因就是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人猫——李义府
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原本在朝中好好担任给事中的刘仁轨，因自己在参与审理大理丞毕正义自缢一案时的公正严明，得罪了当时最为得宠的中书侍郎李义府，而后遭到报复，被贬为青州刺史。
在青州刺史的位子上，阴魂不散的李义府又给了刘仁轨当头一棒，公元660年，唐高宗下诏开始征讨百济，身为青州刺史的刘仁轨就承担了远征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负责海上的粮食运输。就在刘仁轨准备督船出海的时候，天气突变，不得已便推迟了出海时间。
可是，一直想要将刘仁轨置于死地的李义府在得知情况后，却严令刘仁轨按时出行，不得耽搁。刘仁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出海，结果遭遇暴风，船只沉没，大多数水手葬身海底。
这下抓住把柄的李义府小人得志，妄想利用这个案子整死刘仁轨，可如“铜豌豆”一般的刘仁轨软硬不吃，对于任何的威逼利诱都置若罔闻。无奈之下，李义府只好将刘仁轨押回长安，等待高宗处置，深知刘仁轨人品的高宗皇帝随后作出裁决，开除刘仁轨的所有官职，同时命令他以白丁身份在军中继续效力。
就这样，刘仁轨来到了战火纷飞的东部战场，由于军官不是军官，士兵不是士兵，这时候的刘仁轨只能以挑夫的身份待在军中。而这一年，刘仁轨已经六十岁了，投身于官场大半辈子，到头来却是白衣之身，说来多少有点讽刺。内心的痛苦和失落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可仍然有一样东西是他所不曾丢掉的，那就是希望。如果没有希望，或许刘仁轨早就消沉于辽东的冰雪之中，最终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实当我们看刘仁轨的前半生，从小有成就到白衣之身，总有一种不可想象、难以预料的幸运之神或是厄运之魔，突如其来地闯入了他的生活，扭转着他人生的航向，可是面对着人生祸福，他依旧在等待着，在希望着，等待着一个机会的到来，希望能够摆脱命运的沉沦，不久机会就来了。
这样的起起伏伏，直到显庆六年（公元661年），一系列战争局势的变化，让大唐东征军的日子陷入逆境，但也为刘仁轨吹响了前进的号角，使得刘仁轨真正走上了人生的正轨。
2.从临危受命到喋血孤城
到底在朝鲜战场上发生了？临危受命的刘仁轨做了什么，最后扭转了战场局面？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公元660年的东征说起，显庆五年，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带领水陆十万大军，由海路出发，东征百济，面对着唐军来势汹汹的猛烈进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立国达六百七十八年的百济宣告灭亡。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苏定方平定百济国后，郎将刘仁愿奉命镇守百济王城泗沘城，又以中郎将王文度出任熊津总督，安抚百济亡国军民。可王文度在渡海到达百济之后，便在军中去世，一时间军中无人做主，群龙无首。
这时，百济僧侣道琛和百济旧将扶余福信产生了复国的念头，于是就派人到倭国（日本）接回了原本在那里当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并立扶余丰为百济王，随后迅速起兵发动叛乱，将留守的刘仁愿包围在了泗沘城中。
当王文度猝死和百济复国力量复辟并包围泗泚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治当机立断，令刘仁轨代理方州刺史，接替王文度，汇通新罗联军，火速驰援熊津，以解泗沘之围。
出发之前，刘仁轨豪气万丈地说了这么一句：“吾欲扫平东夷，颁大唐正朔于海表！”
公元661年，刘仁轨率部驰援熊津，可这个从没打过仗的六旬老人，一路上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各路敌人都不敢与之争锋，而正在围困泗沘城的道琛听到熊津惨败的消息，仓促解围而去，退守任存城。最终刘仁轨成功地解了泗沘之围，彻底扭转了百济的危局，而后与刘仁愿合兵一处，共守熊津城。
可当百济的战场形势一片大好，东征高丽的战场上却是遭遇了蛇水之败，一时间唐军士气大落，眼看攻占高丽无望，不得已，高宗命令所有唐军撤兵回国。
当消息传到熊津城，老将刘仁轨并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征讨高句丽的苏定方和契苾何力早已收兵班师回朝。这时的朝鲜半岛，只剩刘仁轨一支孤军，守着一座孤城。是守城？还是撤退？成了刘仁轨所面临的的艰难抉择。
但对当前形势进行认真分析之后，刘仁轨提出了自己的四点想法：
第一，根据《春秋》大义，
“大夫出疆，若能安社稷、利国家，独断专行亦无不可。”诸位将士都是大唐的军人，当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当抱定必死的决心，别无选择！岂能各怀私心、苟且偷安？第二，皇上之所以要征讨百济，也是为征讨高句丽做好前期准备，如果现在从百济撤军，那么“百济余烬，不日更兴，高丽逋薮，何时可灭？”而现在，我们就像一把尖刀，直插在敌人的腹地，只要我军厉兵秣马，占据险要，乘机进攻，击其无备，必能“战而胜之”。到时候，我们再与朝廷援军，一起里应外合，就能将百济叛军彻底歼灭。
第三，如今我们是孤军深入，四周到处都是隐藏的叛军，这时弃城而走，很可能身陷重围，最后不是落了个全军覆没，就是被俘虏的结局。
第四，现在的叛军首领鬼室福信凶残暴虐，和百济王扶余丰貌合神离，相互离心离德，最终必会发生内讧，我们只需“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熊津之战
孤城喋血，可以说，熊津城已成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而正是刘仁轨这个六十岁的老人带领唐军将士们，以无比坚定的勇气、意志和信念，一直坚持着，使熊津这座孤城始终屹立于朝鲜半岛的大地上。
当我们以战略眼光来看，刘仁轨对于熊津城的坚守同样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可以说，唐军一旦撤退，所放弃的不只是之前所拥有的战果，更为重要的是大唐在朝鲜半岛的战略据点和东北亚优势也将不复存在。
虽然对于唐高宗来说，本土的安全或许要比孤悬海外的百济飞地更为重要，但是对于整个唐朝的东北亚战略而言，放弃百济故土只能为新罗等国做了嫁衣。所以说，一万名士兵放在大唐的腹地，或许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放在朝鲜半岛，放在百济，这就是一颗钉子，就将成为高句丽、复国军、日本、新罗的眼中钉！
3.白江口血战彰显大唐军威
事情的发展就如刘仁轨预料的一样，复国军中内斗不断，对于熊津周边的控制也慢慢放松了警惕，在公元662年，熊津城中的唐军发起了反击，一连攻克了支罗城、尹城、大山、沙井等多座堡垒，并迅速分兵据守。
面对连战连败的局面，扶余丰和鬼室福信不得不重新起用大将黑齿常之，命其率部防守真岘城，旨在切断新罗与唐军之间的粮道。
这一点早被刘仁轨猜到了，于是趁着百济军布防的松懈时期，刘仁轨率军突然向真岘城发动突袭，随着“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岘城被攻破，唐军不仅打通了熊津与新罗的运输通道，也为下一步的全面反攻打下了基础。
为了让刘仁轨加强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控制，唐高宗又派出孙仁师率领7000援军与刘仁轨会师一处，而新罗也发兵攻入百济企图分一杯羹，于是双方合军一处，直逼百济反抗军总部周留城。这时的百济，可谓外有强敌，内政不稳，人心浮动，岌岌可危。
此时，早就觊觎朝鲜半岛日久的日本也出手了，先是上毛野稚子率领的前锋27000人攻陷了沙夷岐、奴江二城，妄图切断唐军和新罗的联络通道，而后天智天皇又派出10000援军登陆朝鲜。
双方的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由刘仁轨率领的7000唐军、170余艘战船和拥有10000人、1000余艘战船的日军，在白江口展开了中日双方第一次海上交锋。如果从数量上来对比的话，唐军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中，但唐军的战船，体积大，抗风能力强，机动性好，而且唐军早早就学会了多舰种的配合作战，从这一点上来说，唐军的海军战术是远远领先于日军的。而毛野稚子所率领的日军就简单粗放得多，妄图利用自己的数量优势，将唐军战船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在刘仁轨的谋划下，唐军利用投射机、强弩等远距离武器，借助风势，对日军发起了火攻，最终“烟炎灼天，海水尽赤”，唐军“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日军士兵死伤无数，仓皇撤离白江口海面，逃回了日本。
在白江口海战之后，面对着唐军强大的攻势，龟缩于周留城中的百济贵族和复国军将士只得献城投降，至此百济全境终于重新回到了唐军手中，大唐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
可对于白江口海战来说，它并不只是一场大胜那么简单，这场战役可以说对整个东北亚的战略局势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白江口海战的胜利，一方面，不仅歼灭了日军大部分的精锐部队，而且还粉碎了日军企图霸占朝鲜半岛的阴谋；从另一方面来说，面对着唐军强大的军力，日本上层统治阶级也充分认识到日本与大唐的巨大差距，从而渐渐丧失了对外扩张的野心，而日本上下也刮起了一阵“学唐、慕唐”风暴，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前往唐朝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开启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中日友好蜜月期。
4.治理百济显仁心
在百济的反抗势力被一一消灭之后，朝鲜战场的一系列战争就告一段落了，可从整个东北亚战略发展局势来看，当一个破败的百济摆在大唐的面前，如何善后就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是委派官员、留驻军队，迁移百姓，使百济真正成为大唐的领土；还是收缩战线，只保留对百济在外交和经济上的控制。
毫无疑问，这两种方案都有其优势和劣势，第一个方案无疑是最理想的，可所需要付出的人力和物力也最大，而朝鲜半岛独有的民族、风俗、语言特色，就是很难用军事和政治手段所改变的关键问题；第二个方案，虽然比较经济合算，但从长远利益而言，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所取得的百济之地，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如果就此放弃，就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白白便宜了一旁的新罗，也失去了从南面夹击高句丽的可能。
最终唐高宗选择了一个较为中庸的路线，就是以熊津都督府为核心，一边扶持百济傀儡政权，一边留驻军队，加强对半岛南部的控制，逐渐演化百济。对此，唐高宗就特意留下才能最为突出的刘仁轨担任百济的最高行政长官，专门致力于百济的战后重建和安抚工作。
刘仁轨在主政一方后，所施行的一系列措施，在史料中是这样记载的：“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涂，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
总的来说，刘仁轨的仁政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收殓遗骨，预防疫病。在古代，由于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的限制，几乎每一次战争过后，都会有大的疫情发生。从百济经历战乱以来，战死、饿死、病死者不计其数，而这些尸体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造成爆发瘟疫的机率大大增加，所以刘仁轨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下令军民收敛尸体进行掩埋，防止疫病的爆发。
二、选拔能吏、恢复官吏体系。由于战争的摧残，百济原有的管理体系早就荡然无存了，而随后的多方执政，使得整个行政机构混乱不堪，以至于很多地方都是“空白地带”，盗匪丛生、政令不通、赋税不收。刘仁轨上任后，就在原有政府框架基础上重新划分府、州、县，并委派官吏进行管理，构建起百济官员负责具体事务，汉官稽查监督的行政体系。
三、修桥开路、兴修水利。为了能够使百济的生产生活得到恢复，刘仁轨下令发动军民修桥开路，恢复因战乱而毁坏的境内交通要道，此外还修缮各种农田水利设施，为恢复农业生产创造条件。
四、收拢流民、登记户口。数年的战乱，百姓流离失所，使得百济的户籍制度形同虚设，也让百济的兵役制和赋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针对这样的严峻局面，刘仁轨一方面颁布了多项政令招募流民，帮助他们返回原籍，并鼓励他们垦荒种田，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对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通过相应的赈灾手段进行救济，帮助他们满足温饱。
五、广积粮，练精兵。经过之前数项措施得到落实，百济百姓的生产、生活逐渐恢复。刘仁轨也开始实行自己的后方大战略，即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为之后的高句丽之战提供支援，为此他一边训练士卒，提高军队战斗力，一边屯田积粮，以备战争之需。
六、精神教化。 在做好一系列的物质和基础设施建设之后，为了能让百济百姓更好地融入大唐，刘仁轨加强了对百济百姓的精神教化，他一边命人在各地修建官社，供奉大唐社稷，一边在百济境内使用大唐年号和历法，推行汉话和汉字。
刘仁轨所制定的“兴亡继绝”的折中路线，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不仅使得百济从战争的混乱中，慢慢恢复过来，充实了民间劳动力，摆脱了对“盟友”新罗在后勤军需上的过度依赖，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加强了对百济的实际控制力，使得百济对大唐的依懒性大大增强，并更好的融合入唐，成为大唐的一部分。
刘仁轨
从首次领兵出征到正式成为唐朝在百济的最高军政长官，刘仁轨用了三年时间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官员成为独当一面、才兼文武的封疆大吏。在此期间，刘仁轨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彻底扭转了东面战场的颓势，不仅让孤城熊津在强敌环伺之中顽强屹立而不倒，而且又在所有人都决定放弃的时刻，以一己的信念和勇气点亮了希望之光，并最终带领大唐将士赢得了百济战争的辉煌胜利。 所以无论时间如何流逝，刘仁轨的传奇都将在泛黄的史册上留下浓辉煌璀璨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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