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并致力于鲸吞全国的准备阶段。此时，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北京喜得爱子。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他并不是给爱子依照家族辈分取名，而是取名为“傅仁轨”，而当有人问起个中缘由时，精通历史的傅教授慨然答到，这是根据唐朝名将刘仁轨的名字取的，他指挥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第一场战争：白江口海战，并大获全胜。
海战
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海战发生于公元663年，也被称为白村江之战。当时的朝鲜半岛上，存在着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一直以来也给中原王朝带来极大困扰，隋炀帝三征高丽，国力空虚，民怨沸腾，最终亡国。唐太宗时高句丽权臣盖苏文把持国政，联合百济进攻新罗，太宗便发兵援助，虽然自身取得了一定战果，但是损兵折将，同样未获得决定性胜利，倒是给民间奉献了《薛仁贵征东》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而继位的唐高宗同样面临着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的现实。当时的新罗倾向唐帝国，百济结好高句丽屡次向新罗用兵。高宗便下令派军援助新罗，也希望彻底解决前人未竟的事业。领军主将是在薛家将系列小说中被黑的惨不忍睹的名将、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唐军联合新罗一举灭掉了百济，留下大将刘仁愿、刘仁轨等人守卫。而百济素与日本交好，残余势力便向日本求援，并迎回了在日本做人质的王子，这正好给了早有向朝鲜半岛用兵的他们以出兵借口。于是以唐军、新罗为一方，百济、高句丽、日本为一方，双方在陆海两个领域爆发了战争。一开始，在半岛的南部区域，由于日军的介入，唐朝和新罗处于劣势。北方地区双方则形成了相持，而很快，百济内部爆发内讧，唐军面前出现了机会，而后方的援军也已经抵达了战场，经过一番分析，决定选择敌方的周留城为突破口。于是，刘仁愿率领陆军，刘仁轨带领水军，准备以夹击的态势取下周留城。
而正当刘仁轨率领着170余战船抵达白江口时，正好与先期抵达的日军战船遭遇。这支日本水军先期抵达，拥有船只近千只，士兵4.2万人,而百济国王也恰好前来迎接，也带来了数千兵力。而唐朝和新罗联军一共只有1.2万人左右。日军方面通过简单的算术题，认为自己胜券在握，只要依靠船多势众的优势便可以高枕无忧，于是也不讲战术，蜂拥齐上。但是战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数量堆砌便能够获胜。唐军虽少，但是战船高大，阵形齐整，摆开八字阵，任凭日军冲进口袋。随即马上合拢，反将日军小船困在垓心，随即便居高临下发动进攻，日船因地域狭小，都挤在一起而动弹不得，只得引颈就戮。一时间，中箭而死、落水而亡的不计其数。同时，一支支的火箭也呼啸着冲向日军，顿时更加大了攻击的威力。唐军取得了完胜。此后的四次交战，日军同样大败，前后被焚毁战船四百多只，海水为之变色。日军再悍勇，在战术得当、武器精良、人员精干的唐军面前也只得甘拜下风，退出战场。水军惨败后，日本的路上部队也慌忙逃回本国，百济国王投降，随后新罗在唐帝国的扶持下统一了朝鲜半岛。一直到公元935年为高丽王朝所灭。而刘仁轨在归国后被高宗破格提拔六级官阶，担任带方州刺史，随后更是担任了相当于宰相的高官，一直活到武则天时期才于公元685年病逝，享年八十五岁。被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墓）。
白江口海战示意图
日本则在此后加大了与中国交流学习的力度，一直到公元1592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率军发军侵略朝鲜，妄图以此为跳板侵吞明朝时，才再次与中国直接交手，同样以失败告终。而在文章开头傅斯年等人面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的狼子野心同样淹没于中国人民的持久战，随着法西斯盟友们一起遭受了可耻的下场。81年前的7月7日，正值卢沟桥事变，而81年后的今天，我在这里安静的打下这段文字，读者们也可以安静的读完这段文字，我想，这便是这些战争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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