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白鹿原》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起笔，缓缓讲述了白鹿原上一户白姓人家葬六次、娶七次的故事，由此我们也得以跟随着人物“白嘉轩”的视角，去细细揣摩清末到民国五十年间的西北黄土地上的风云变幻。
然而，我们也不禁产生了疑惑：陈忠实的《白鹿原》“娶七房女人”的故事，有何深意？
- 回答：其实，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上，我们认为《白鹿原》是一部具有鲜明“史志意蕴”和“史诗风格”的小说，就像巴尔扎克说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其实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民族的命运的“微缩式反映”。古老的中国社会化身为一个叫“白鹿原”的古朴乡村，“家族”也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白鹿原》揭开民族秘密的“文学载体”，《白鹿原》“娶七房女人”的故事实则奠定了小说的“基调，同时为小说所呈现的广阔社会风貌做好了铺垫。
于是，我们从以下内容来了解——
陈忠实
陕西农村疾苦、复杂的“社会网络”
《白鹿原》“娶七房女人”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四个女人和后三个女人。这样子的划分的理由是“娶”的对象的“贫和富”。小说中原文这样子写道：“订娶这五个女人花费的粮食棉花和骡子合计起来顶的小半个个家当且再其次。”这句话颇为耐人寻味，“订”字也较为传神，我们首先看见的是：“白鹿原”上的“婚姻”是无“爱情”的，而这，实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秩序所呈现的“冰山一角”。
1、旧式“婚姻”的标准：在《白鹿原》中随着前四房女人相继死去，书中这样子写道：“那些殷实的人家谁也不去考虑白鹿村白秉德家淳厚和殷实的家业了。”从中可以看出“家风”和“家业”是白鹿原上婚姻的条件，大家默默遵守着“门当户对”这一潜在的规则 。我们从娶妻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窥见端倪：西原上巩家村大户——南原庞家村殷实人家——北原潘家寨一户同样殷实的人家——南原靠近山根的米家堡村，以及第五房女人来自“东原”贫苦木匠家。其实，在白鹿原上的“婚姻”是无爱的，同时，家族又将其视为一种手段，以谋求更“殷实”的发展，这便是当时社会风貌的体现。
而从西原到南原，白家的亲家在逐渐“贫穷”下来，这一微妙的变化，是娶进家门的女人相继死去的巧合所导致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让旧式“婚姻”的标准无痕迹地浮现与读者面前。
2、“贫穷”人家的迫于无奈之举：白嘉轩娶妻到第五房、第六房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家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去“送死”，这两个媳妇是“交易”来的。第五房木匠家的三姑娘，书中这样子写：“正愁养活不过，只要给高聘礼，不太注重男人命软命硬的事。”第六房是赌徒散光家财之后，以“使正常人咋舌呆脑”的聘礼要求“娶”来的。
从这里其实侧面展现了白鹿原上，也是当时中国“以农为本”社会的状态：除了殷实人家之外，有无法温饱有多子女的人家，有家道中落的人家，他们很多时候做出“非人”之举，实出于无奈，比如“嫁女”。
话剧《白鹿原》
3、愚昧、落后的思想和谣言：当白嘉轩相继死去四房女人之后，“命硬克妻”的说法，上升成为“那东西上头长着一个有毒汁的倒钩”的谣言，第五房、第六房的女子以此为理由恐惧、逃避白嘉轩，甚至白嘉轩自己也“把那货都落到猪食里观察猪吃后的动静”，直到与白家两代较好中医冷先生，“将计就计”以开大补药方黄成治病，才让谣言得以巧妙破解。从中可见，当时社会环境，除了向往一户人家的“家风淳朴”之外，与之相对的对于恐惧的事情将其“妖魔化”也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而第五房死于自己吓自己溺死在涝池，第六房死是因为见到死去的五个女人，从现代的角度看，书中的心理揭示、奇幻色彩，都是对于当时封建迷信的一种涉及。
结论：
《白鹿原》六房妻子的葬娶，看似和小说后面的内容断看了联系，但是仔细推敲，我们发现其悄无声息地勾勒出一幅当时农村社会的大貌图 ：艰难生存的状态、迷信愚昧思想弥漫、娶妻生子是“家族”大事、家道中落的难以预测的命运等等。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发现小说种种矛盾和冲突都没有跳出“娶七房女人”的故事构建的框架：例如旱灾时候会有“白家长媳饿死”的情节、闹瘟疫会和烂女人田小娥死后作祟联系在一起等等，都可以在这个“娶七房女人”的故事中找到吻合的地方。（当然革命的情节是涉及新旧社会冲撞的，在此不提及）
书籍《白鹿原》
陕西农村的思想内核：宗法制观念的体现，以及女性“悲剧”书写
笔者深以为《白鹿原》亦是一部女性悲剧之书。（ ）小说以“娶七房女人”的故事起笔，也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悲剧的基调，它是和宗法制下的“家族”、“道德”等观念不断发生冲突之下的产物。这是小说在隐隐传达的内在意蕴——作家笔下陕西农村难以发现的“真实”面貌。
1、“婚姻”的内核是“孝”和“义”而非“爱情”：《白鹿原》七房女人的葬娶其实又可以“白秉德老汉之死”为分界的理由，老汉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白嘉轩放弃繁文缛节，加快娶妻，而白嘉轩又碍于孝道，希望能守丧后再娶。在这里，“婚姻”其实更像是“家族”得以繁衍的一种手段，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家族”的内部，女性的悲剧酿成，也自然源和此脱不了干系 。
另一方面，从外部的社会关系看，白嘉轩的第七房妻子，是白秉德老汉的知交吴长贵的女子，当白嘉轩希望能买来一个穷人家的女子时候，吴长贵为了报恩，毅然将自己的女儿送去。这其实就是“义”，它又将当时社会的秩序的另一面，通过“婚姻”反映出来：当时的农村小社会，在通过各种方式，比如婚姻，来维持自己的社会联系，或出于善，或出于面子都能够。举个例子，和上述类似，冷秋月被自己的父亲冷先生药死，其实也是鹿子霖和冷先生维持世交关系之下，发生的出乎意料外又在情理中的悲剧。这也是一种吻合。
陕西农村
2、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和被“男权化”的女性的悲剧：白嘉轩“娶七房女子”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悲剧的源头、基调的奠定。在这里大致分为四种人：用男权造成女性悲剧的实施者、被男权同化的女性、被迫害的女性，以及即将继承的使用男权的人。
在《白鹿原》中白秉德老汉对于白嘉轩丧妻的恐慌，用了一句“在卖一匹骡驹”来对答，白母在老汉死后用“不过也是一张破旧的糊窗纸”比喻已经死去的女人。在他们的眼中反映了一个“真实”：女人，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地位。他们其实就代表了当时绝大数人看法。
此外，在白嘉轩“娶七房女子”的故事中，这样子写道：“在埋葬木匠卫家的三姑娘的时候，草了的程度比前边四位有所好转。”女性在当时地位可见一斑，活着也可想而知。
结论：
白嘉轩“娶七房女子”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隐喻，将当时“家族”社会的实质通过“婚姻”这一破口揭露出来，同时也然我们看到“悲剧”的根源所在——女性不被平等对待的、被异化认同男权，在这样的环境在，“悲剧”自然会接二连三的出现，我们后来发现：冷秋月、田小娥、小翠、白家张媳、黑牡丹等等，似乎都和矛盾、利益的纠纷分不离开关系，这和女性在当时社会没有独立能力有甩不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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