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王小波逝世23週年。1997年4月26日，是王小波的追悼會，來了三百多人，據說其中沒有一個小說家。當時的文壇，對這個後來名聲大噪的小說家還沒有什麼反應。
提到王小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自由”和“詩性”。他曾說：“聽說有一個文學圈，我不知道它在哪裡。”像個雲遊世間的俠客，倚天仗劍，來去無影，和他筆下的人物一樣，不羈，灑脫，帶著那麼點兒倔勁兒。
當我們回溯王小波的閱讀史，就會發現他的幽默、瀟灑、天馬行空都是有據可依的，有根可源的。這些小說，有的對他的寫作產生過深遠影響，有些是他的精神和記憶的殿堂，有些能在他的小說裡找到蛛絲馬跡。
撰文 | 張暢
瑪格麗特·杜拉斯《情人》
“我把杜拉斯看作我的老師”
《我對小說的看法》《蓋茨的緊身衣》中，王小波表達了對杜拉斯《情人》的讚賞：“我對現代小說的看法，就是被《情人》固定下來的……現代小說的名篇總是包含了極多的信息，而且極端精美，讓讀小說的人狂喜，讓打算寫小說的人害怕。”“這本書
（《情人》）
的絕頂美好之處在於，它寫出一種人生的韻律。書中的性愛和別的事，都按一種韻律來組織，這使我滿意了。”
（隨筆集《一隻特立獨行的豬》）
《情人》，（法）瑪格麗特·杜拉斯著，王道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王小波推崇的《情人》是王道乾先生的譯本。可以想見，當他讀著其中對渡河場景的回憶時：“這個形象，我是時常想到的，這個形象，只有我一個人能看到，這個形象，我卻從來不曾說起……”想必對這種娓娓而來的詞句中迴環往復的節奏，產生了某種精神上的感召。杜拉斯慵懶緩慢的敘事，拋卻了篤定、鏗鏘、颯爽，而是曲折迂迴，始終縈繞在主線周圍，在邊緣遊走，卻始終沒有偏離。
王小波在《似水流年》中寫：“流年似水，轉眼到了不惑之年。我和大家一樣，對周圍的事逐漸司空見慣。過去的事過去了，未過去的事也不能叫我驚訝……”“文革”中，正直不阿的李先生面對羞辱自殺了；賀先生從樓上墜下，腦漿塗地，只剩下直挺挺的“小和尚”；裝糊塗的劉老頭其實太明白，只是不願意像賀先生那樣死去。如若生命如此輕易便可虛度，那麼人之為人究竟何意？王小波憂傷愴然的字句間，彷彿可以窺得杜拉斯筆下的獨特韻律與哀傷情緒。
與《似水流年》裡用性慾暗指生存渴望類似，在《黃金時代》裡，性愛與革命糾纏不清，互相廝磨，在宣揚破除一切的革命中沒能得到的激情與快活，卻在性愛裡得到了補償，隨之而來的是對革命年代裡作為人的思考：“陳清揚說，在章風山她騎在我身上一上一下，極目四野，都是灰濛濛的水霧。忽然間覺得非常寂寞，非常孤獨。雖然我的一部分在她身體裡磨擦，她還是非常寂寞，非常孤獨⋯⋯”王小波寫性，寫王二和陳清揚“偉大的革命友誼”，通透澄明，乾淨利落，絲毫不拖沓，也沒半點甜膩，更不會叫人覺得腌臢。
和杜拉斯《情人》中寫一個十五歲的法國少女與一箇中國男人的虐戀類似，看起來冰冷至極、寡淡至極，背後卻涵藏著一場洶湧的情緒。
無論是《情人》的韻律、樂感、情感控制，還是結構、密度、精緻，抑或是不厭其煩的寫作方式，都受到了王小波的推崇，被他認作“現代經典的一種標準”。他更是在《沉默的大多數》裡坦言：“我把杜拉斯看作我的老師。”
《看不見的城市》《我們的祖先》
《未來千年備忘錄》
“我恐怕主要還是以卡爾維諾的小說為摹本吧！”
伊塔洛·卡爾維諾（1923年10月15日—1985年9月19日），意大利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戰後開始文學創作。1947年發表第一部長篇《通向蜘蛛巢的小路》。20世紀50年代起以幻想和離奇的手法寫作小說，或反映現實中人的異化，或諷刺現實的種種荒謬滑稽。
除杜拉斯之外，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是王小波談得最多、認同度較高的作家。由李銀河和艾曉明撰寫的《浪漫騎士——記憶王小波》一書中提到，王小波曾多次說：“我一直喜歡卡爾維諾。”有記者問誰對他影響相對大一些，他也回答：“我恐怕主要還是以卡爾維諾的小說為摹本吧！”
縱觀《卡爾維諾文集》，會發現每一部小說都和前一部完全不同，天馬行空，難以琢磨：子爵被一顆炮彈分成兩半，代表善與惡會分別影響世界，最終又合二為一；男爵一輩子都在樹上生活，既與地面的世界保持聯絡，又踐行了樹上全新的生活方式。
旅行中的馬可·波羅向大汗講述每座城市，看不見的城市構成了一部世界史……無論是60年代創作的幻想小說《我們的祖先》，還是在想象與隱喻的空間裡言說城市的《看不見的城市》
（1972年）
，無論是將繪畫與造型的藝術方法引入文學的《命運交叉的城堡》
（1968年）
，還是被稱為“連環套小說”的《寒冬夜行人》
（1979年）
，都是通過在虛擬時空中發揮想象，探索小說的虛構性。從王小波時空交錯、架構複雜、秩序混亂的《萬壽寺》裡，隱約能看到卡爾維諾倒置時空的影子。
《新千年文學備忘錄》，（意）伊塔洛·卡爾維諾著，黃燦然譯，譯林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正是無拘無束的想象，讓王小波頻頻表白卡爾維諾——它們正印證了卡爾維諾對“小說藝術的無限可能性”的樂觀和探索。在《美國講稿》中，卡爾維諾寫道：“我對文學的未來是有信心的，因為我知道有些東西只能靠文學及其特殊的手段提供給我們。”
小說《茫茫黑夜漫遊》
（與法國小說家路易·費迪南·塞利納的小說同名）
裡，王小波似在回應：“卡爾維諾從中年開始，一直在探討小說藝術的無限可能。小說和計算機科學一樣，確實有無限的可能。”一直以來，卡爾維諾都主張以想象的藝術世界的“輕”，來抗衡現實的日常經驗世界的“重”。這和王小波的寫作主張不謀而合，後者的寫作理念和風格也是“舉重若輕”。
王小波筆下充滿喜劇色彩的情節、莫名滑稽好笑的場景、黑色幽默的打趣逗樂，與卡爾維諾的童話故事、輕盈明快的風格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這種自我放縱的、為遊戲而遊戲的寫作，在《青銅時代》中尤為明顯，也因而備受爭議。
《看不見的城市》 ，（意）伊塔洛·卡爾維諾著， 張密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4月版
此外，《東宮西宮》《綠毛水怪》《紅拂夜奔》《黃金時代》……他筆下的人物或滑稽或潑皮或嬉笑怒罵，常是一副無所畏懼、吊兒郎當的浪蕩子模樣，時不時需要通過回憶童年獲得現世的安穩感。讀過笑過之後，卻總能從餘味裡咂出一點淒涼，這份淒涼來源於“人生奈何”的滄桑況味，也來源於天真與世俗、情與欲、肉身與靈魂的激烈碰撞。
如果說卡爾維諾是借寫作開拓和探索小說的無限可能，那麼王小波則用寫作來對抗虛無，如他在《我在荒島上迎接黎明》中表達的那樣，在有限的生命中以自己的創造來對抗無限的虛無。他對抗虛無的方法之一就是撕開虛偽的假面具，讓生命和思想的陽光照進來。難怪李銀河和周國平都評價王小波：他就是那個說出了“皇帝其實沒穿衣服”的孩子。
其它
“我總覺得文學的使命
就是制止整個社會變得無趣。”
以法國當代作家尤瑟納爾、圖尼埃爾和莫迪亞諾為代表的“新寓言派”作家對他影響頗深。所謂“新寓言派”，就是強調作品的象徵性和寓言性，故事富於童話色彩，經常改寫古代神話、傳說、文學名著等，語言淺顯易懂。王小波認為他們的探索，對於小說技藝的開拓意義重大。
王小波早期的《唐人故事》就有向尤瑟納爾的《東方奇觀》致敬的意思。莫迪亞諾的《暗店街》開頭是：“我的過去一片朦朧……”王小波就在《萬壽寺》裡以此作為故事的開始，並延續了莫迪亞諾對鏡頭的靈活運用。從《歌仙》《這輩子》《舅舅情人》《尋找無雙》《夜行記》等作品可以看出，從法國“新寓言派”那裡，王小波借鑑了將歷史與現實結合的寫法。
蕭伯納《巴巴拉少校》、馬克·吐溫《一個美國人在亞瑟王朝》《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也是王小波的黑色幽默之源。他聲稱自己“小學四五年級就能看懂馬克·吐溫的黑色幽默了”。據他的一位好友說，王小波對蕭伯納的熟悉程度堪稱半個專家。他在《沉默的大多數》序言裡寫，自己二十來歲時讀到蕭伯納的《巴巴拉少校》：“登時痛下決心，說這輩子我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個一無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為這個緣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數的一員。”
《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瑞士）弗·迪倫馬特著， 張佩芬譯，群眾出版社2012年8月版
而《黃金時代》從王小波二十歲開始寫，將近四十歲才完稿，其中的敘事手法就受到瑞士德語作家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的啟發。他在《我對小說的看法》一文中寫：“這個長中篇耗去了他好幾年的光陰，而且說，今後他不準備這樣寫下去了。此後他寫了很多長篇，雖然都很好看，但不如《法官和他的劊子手》精粹。”他希望自己的小說也能達到《情人》和《法官和他的劊子手》這樣的水平。
王小波在《黑鐵時代》裡寫：“如果我會發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麼美好，那麼一切恐懼就可以煙消雲散。於是我開始存下了一點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麼我就戰勝了寂寞的命運。”這段話，曾陪我走過絕望。
作者 | 張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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