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消費券、工時補貼和退稅保民生救經濟

通過消費券、工時補貼和退稅保民生救經濟

周洪宇 文建東/文新冠病毒疫情流行給中國經濟和居民生活帶來劇烈的負面影響,僅2020年1-2月份,出口下降17.2%,社會零售消費品總額下降20.5%,工業增加值下降13.5%。虧損企業增加32%,私營企業虧損數增加35.3%,國有工業企業虧損數增加14%,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虧損數增加19.6%,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工業企業虧損數增加31.7%。

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將是長期的。中國深度參加了經濟的全球化分工,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很多中高端消費品的生產製造環節是在中國完成的,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高度依賴海外訂單。由於疫情的發展,和中國經濟聯繫密切的國家經濟受到的影響要持續一年以上,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復工不能復產。

而從長遠來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開啟了製造業迴歸作業的去全球化作業,這會大大減少中國的出口訂單。因此,我們應該做好準備應對海外訂單的減少,更多利用國內市場,培育穩定的國內需求。從短期來看應該刺激消費需求和補貼受疫情影響的居民,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途徑是給低收入和工時減少居民發放補貼。

發放補貼既是必要,也是有用的。從中國的需求結構來看,消費需求在GDP中的佔比一直在50-55%之間,2016-2018年略略超過55%,其中政府消費支出一直維持在16%以上,而居民消費不足40%;資本形成率一直高於40%,2016-18年為43%-44%。相比之下,美國的居民消費在GDP中佔比一直高達接近70%。2018年,美國的居民總消費支出佔GDP比重為68.1%,英國、德國和法國分別為65.1%、53.9%和52.1%。這足以說明,中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太低,而在受到疫情影響之後,居民收入必然降低。因此,發放補貼為居民紓困同時刺激居民消費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尤其是,在發達國家普遍給予民眾補貼的背景下,我國更應該採取中國特色的發補貼保民生救經濟政策。

另一方面,得益於中國長期的經濟增長,國家已經積累了厚實的家底,我們的外匯儲備一直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相當於2019年GDP的20%。同時,就算不考慮外匯儲備,也還有資本形成所佔用的44萬億人民幣,可以從中轉移一些用來發放補貼。因此發放給補貼是有能力的,是可行的。

為此我們提出十條建議:

1.從啟動經濟內循環的戰略高度出發,設防把居民消費佔比從目前的不到40%提高到50%並保持穩定。在短期,可以從應對疫情衝擊開始做起,通過發放補貼和個人所得稅退稅的方式起步,既保民生,也救經濟。

2.發放補貼的對象限於受到疫情影響的低收入群體,中高收入和國有企事業員工、公務員序列不包括在內,原來的低保和精準扶貧對象仍然沿用原來的扶助計劃。需要發放補貼的對象是:自我僱傭就業者(個體業主)、非國有企業低收入員工、務農人員。根據2018年的數字,中國總勞動力約8億人,其中,國有單位城鎮就業人員為5740萬人,扣減掉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其他就業人員收入最低20-25%居民約2億人。可以將發放補貼的對象框定在這2億人身上。具體的數字可以由有關部門測算,例如,最簡單的方法,根據所得稅起徵點作為標準,2017-2019年連續三年未到達標準的居民享受補貼。

3.補貼的金額初步以2-3月兩個月的損失為基礎,按每月2000元計算,平均每人4000元;如果補貼對象為2億人,那麼總額為8000億元。補貼金額可以根據補貼對象的經濟狀況而分為2或3個等級。

4.補貼金額以消費券的形式發放,消費券採取電子消費券形式,單次使用,不得週轉。銷售商賣出商品收到消費券後到指定銀行兌現。

5.消費券形式的補貼需要在限定期限內購買指定的消費品類。期限可以設定為一個月,從而能夠快速刺激消費需求。消費券購買的消費品類也應做出限定,原則上以非必需品為宜。如果操作上可行,也可以對消費品根據受疫情影響程度進行分級,根據級別對消費券在面值基礎上增值。比如將商品分為3級,1級商品是在2-3月份受疫情影響較小的,2級是在2-3月份受疫情影響較大的,3級是受到疫情的持續影響。相應地,2級消費品類可以按消費券面值的120%使用,3級消費品類可以按照150%使用。

6.除消費券補貼外,還應針對就業發放工時不足補貼。為了解決就業問題,鼓勵企業留用所僱傭員工,對因為訂單缺乏而導致的工時不足給予工資補貼,補貼金額標準為因工時不夠所損失工資的60-80%。比如,如果月工資5000元的工人因為工時不足而僅獲得3000元收入,那麼所損失2000元部分由財政安排資金給予1200-1600元補貼。工時不足補貼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暫定為2020年7-12月。

7.在發放補貼之外,對中低收入等級實施退稅,形成組合政策,有力刺激消費,為重啟中國經濟注入活力。以2008年為例,中國實現各項稅收15.63萬億元(2019年為15.8萬億元),其中個人所得稅為1.39萬億元。這表明我們針對個人所得稅實行退稅是可行的,財政負擔較小。我們建議針對最低納稅等級退稅,按照2019年徵收的個人所得稅,對工薪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稅率適合3%%和10%的群體予以全額退稅,對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適合3%和10%稅率的稅收予以全額退稅。

8.繼續推進精準扶貧,助力國內消費支出。通過精準扶貧實現減貧和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同時在當前疫情衝擊下,精準扶貧有助於增加國內消費,從而支持建立內循環經濟體系。

9.消費券補貼、工時補貼和退稅應由中央統籌安排,由地方政府積極配合。中國的個人所得稅是中央和地方按照6:4的比例分享,同時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財政實力雄厚,而中西部地區要薄弱很多。因此,對中西部地區的補貼和退稅,建議由中央財政全資支持,而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可以按照6:4的比例分攤。此外,鼓勵有能力的省份另外增發補貼。需要硬性規定的是:凡是中央統籌的補貼發放,不允許對消費支出的範圍進行地域限制,應該維護全國統一市場和全國一盤棋格局;至於各個省份加碼的補貼,允許進行購買地域限制。

10.對疫情中心區湖北省進行額外的財政轉移和稅收扶持政策。在此次疫情中,湖北經濟所受打擊最重,居民收入所受影響最大。同時,湖北通過封城封境做出了巨大犧牲,換來全國疫情得到控制,也為世界做出貢獻,因此應該對湖北所遭受的損失給予彌補。而且,湖北經濟在中央的支持下必定能夠恢復,也能為全國經濟重啟做出重要貢獻。因此建議,至少前面所提的所有補貼和退稅懇請中央財政全額安排資金。在此基礎上,應該對湖北地區的企業給予稅收支持。一方面,按照湖北企業在2-3月份的虧損計算,從2019年的企業所得稅增值稅中給予全額退稅。另一方面,根據今年2-4季度的經濟形勢,動態考慮給予湖北地區財政轉移支付。此外,還應該針對湖北地區安排專項資金,一是對受到疫情巨大打擊,尤其是失去親人的家庭給予額外補助,二是針對湖北省的公共衛生和醫療基礎設施參照全國平均水平給予專項資金支持。

(周洪宇系全國人大代表、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文建東系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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