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又稱衛鞅、公孫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孫氏，衛國（今河南省安陽市內黃縣梁莊鎮）人，衛國國君後裔，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通過“商鞅變法”，使秦國一躍成為當時強國。
商鞅年輕時喜歡刑名法術之學，受李悝、吳起的影響很大。他向屍佼學習雜家學說，後侍奉魏國國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薦商鞅，說：“商鞅年輕有才，可以擔任國相治理國家”，又對魏惠王說：“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殺掉他，不要讓他投奔別國。”魏惠王認為公叔痤已經病入膏肓，語無倫次，於是皆不採納。
公叔痤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在國內發佈求賢令,便攜帶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國,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遊說秦孝公,孝公聽後直打瞌睡並通過景監指責商鞅是個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後,商鞅再次會見秦孝公,用王道之術遊說,孝公不能接受並再次通過景監責備商鞅.商鞅第三次會見秦孝公時用霸道之術遊說,獲得孝公的肯定但沒有被採用,但商鞅此時已領會孝公心中的意圖.最後商鞅見孝公時暢談富國強兵之策,孝公聽時十分入迷,膝蓋不知不覺向商鞅挪動,二人暢談數日毫無倦意.景監不得其解,向商鞅詢問緣由.商鞅說秦孝公意圖在當今爭霸天下,所以對耗時太長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學說不感興趣.
第一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實行第一次變法，左庶長後來也成為了秦國二十等爵中的一個爵號。變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
一、 改革戶籍制度
商鞅改革戶籍制度，強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載：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史記·商君列傳》）
明確家中如果有兩個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們的賦稅加倍。其目的是要製造更多為國家承擔兵役和徭役的戶口單位。這條同樣與儒家提倡大家族禮法的宗法制相違背，到曹魏的時候，朝廷便廢除了這種“異子之科”，規定如果父親不允許的話，兒子便不能分家單過。
二、 連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國實行連坐和告奸制度。史載：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史記·商君列傳》）
這種連坐和告奸制度在漢代受到了儒生的嚴厲批判，認為這種制度傷害了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情感，把鄰居、什伍之間的互助友好關係變成了監督、檢舉和揭發等，顯然不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三、 發展生產
商鞅獎勵耕織、重農抑商。史載：
“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列傳》）
復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賦稅）的意思，即獎勵農業勞動模範，以農為本。經商者及因懶惰致貧者，都要將他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進官府做奴隸，以此來驅使人民都只從事耕織本業，並杜絕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浪費。
四、 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
商鞅通過獎勵軍功和禁止私鬥來鍛造一支戰無不勝的強悍秦軍。史載：
“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史記·商君列傳》）
對於血緣上是宗室的子弟，如果沒有軍功，其名字也不能寫進皇親國戚的花名冊中，相當於取消其宗室身份。目的在於建立功績制社會。一切的社會待遇和生活享受，包括佔有土地和房屋大小、衣著等級、役使奴僕的多寡等，都只根據所處爵位來確定。社會上的富商和大地主再怎麼有淺，也不能越過爵位制度享受高等級的待遇。
秦法禁止私鬥。在早期社會，血親復仇是一種常態。社會從某種程度上是鼓勵血親復仇的，手刃仇敵被認為是一種孝道。商鞅則認為處罰犯罪是公權力，不能以私權妨害公權，復仇的權利屬於國家公權範圍，禁止民間百姓私鬥。
變法的意義
商鞅首先通過戶籍制、什伍制及告奸連坐等法律，把人民納入官僚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秦國國君得以把他的權力覆蓋到每一個秦國國民，這與周天子分封制下泛泛的控制不可同日而語。其次通過鼓勵分家、免除徭役和對經商及懶惰者“收孥”的政策，鼓勵生產。最後實行軍功爵制，建立二十等爵，平民可由軍功獲得爵位。破除了西周建國以來憑血緣宗法關係繼承爵位的體制。杜正勝先生說：“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萬民同站在一條起跑線上，憑籍個人在戰場上的表現締造自己的身份地位……軍爵塑造新社會。”
《韓非子·定法》記載，“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
《商君書·境內》也記載，“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韓非子所說的首應該就是《商君書》裡的甲首即甲士之首。關於甲士有多種解釋，此處應該是泛指小頭目、小軍官，因為這樣可以防止爵位太濫和殺良冒功。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爵位，那麼他上戰場砍下一個甲士之首，回來便可以爵升一級，由此獲得農業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田宅等和相應的社會待遇。當然這是針對低級爵位而言的，一甲首升一級，對於高等爵位則沒有這麼簡單，會有各種各樣較為複雜的要求。因此，秦國尚“首功”，東方列國稱之為虎狼之秦。
第二次變法
公元前349年，在第一次變法取得初步成效後，秦孝公遷都咸陽，升商鞅為大良造，開始全面深入推進變法措施。
第二次變法主要措施有：
1、由櫟陽遷都於咸陽。中國古代有許多的遷都事件，如盤庚遷殷、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等，遷都可以削弱舊勢力，使新興勢力得以崛起，還可以使舉國之民從怠惰中清醒過來，奮發圖強，追求新的進步。
2、革除戎狄風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 （《史記·商君列傳》）也就是說，當時秦國還有很多戎狄的不良風俗，如父子兄弟和他們的家室都睡在一間房子裡，像東北的大通鋪一樣，十分不雅。商鞅把這些風俗都禁止了，在文化風俗上向中原靠攏。
3、廢除百步為畝之制，以240步為畝，以百畝授一夫。“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史記·商君列傳》）周制“六尺為步，百步為畝”，這種畝的面積比較小，不能適應戰國已經普遍使用鐵器牛耕的生產力。商鞅便以240步為一畝（與趙國相同，三晉的大畝改革較早），實行大畝制度，於是便把以前的田界即阡陌封疆都拆除，重新劃立邊界。
4、建41縣，通過縣及鄉里的什伍制度控制編戶齊民。
5、按人口徵收戶賦（也稱口賦）。
6、統一度量衡，使行政標準化。“平鬥桶、權衡、丈尺。” （《史記·商君列傳》）
此外，據《韓非子》記載，商鞅還曾“燔詩書，而明法令”，這應該也是屬實的。《商君書·靳令》中以禮樂、詩書、修善孝弟（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為“六蝨（蝨）”，認為它們是六件危害國家的事。由此可見，商鞅在位的時候確實有可能實行過文化專制的政策。
變法的成效
任何一項變革在開始推行的時候肯定會遇到阻力，商鞅變法也不例外，包括利益受損的老貴族和不適應新環境的老百姓，上上下下都來過度告狀，說的都是新法的壞話。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史記·商君列傳》）
但等新法實行十年之後，老百姓就都適應了新法，並因為新法而生活富足，道不拾遺。老百姓都勇於為國家作戰，而不再私自鬥毆。商鞅變法策在秦國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理效果。
商鞅結局
變法觸動了貴族階級的利益，引來他們的反對和阻礙。秦孝公在世時，貴族階層有所忌憚不敢輕易彈劾商鞅。秦惠文王繼位後，商鞅的境況每日愈下，成為眾矢之的。成語作法自斃中的典故來源於商鞅變法的故事，因為商鞅變法深入人心，他在逃亡途中，路上遇到了重重阻礙。
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使秦國國富民強，大大地提高了綜合國力，受到了秦孝公支持。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擁護商鞅，秦孝公有了危機感，他意識到商鞅的號召力很大，開始擔心商鞅變法會威脅統治者的權力。
秦惠文王即位後，第一件事就將商鞅車裂而死。因為嬴駟在當太子期間，屢次觸犯法條，商鞅認為太子觸犯法令更要以身作則接受懲罰，礙於太子年幼，便用重刑懲罰了嬴駟的老師。這一做法讓嬴駟懷恨在心，在他繼位後，第一件事就是以謀反之罪抓捕商鞅將他處決。另一方面就是他看見商鞅變法得到秦國上下的擁護，這讓秦惠文王有了警惕心。秦惠文王以此為藉口下令抓捕商鞅，商鞅得知後，逃到了邊關。夜已經很深了，商鞅打算找一家客棧住宿，商鞅從家中匆匆逃出，沒有帶相關憑證，客棧的主人不敢收留他，並且聲稱，如果不遵守，就會實行商君的連坐懲罰。商鞅聽後，感慨萬分。
商鞅逃到了魏國，但是魏國沒有接納他，商鞅不得已逃回他的封地，組織手下的士兵攻擊鄭國。秦惠文王知道後，下令討伐商鞅，商鞅兵敗後將他在黽池殺死，商鞅的屍體被帶回秦國。秦惠文王下令將商鞅屍體進行車裂。
商鞅死後，但是商鞅變法深入人心，在秦國依然得以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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