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古代官場，有名的良臣、忠臣多，聞名青史的諫臣卻少。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有名的諫臣魏徵，看看他如何通過找準定位成為“一代名相”，又因何觸怒唐太宗導致墓碑被毀，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找準自己的職場定位。
《舊唐書》魏徵傳有云：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父長賢,北齊屯留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
魏徵出身貧寒，年少喪父，出家為道士，後因天下大亂，便於隋朝出仕，想要用縱橫之法治理天下。魏徵一生一共跟過6個主公，其中前4任主公對魏徵並不是很重用，他們更看重魏徵的文采，而不是他的謀略。
魏徵的第5任主公則是隱太子李建成。彼時魏徵在他的第4任主公李密手下，後李密戰敗，魏徵便隨著李密投奔唐高祖李淵。李建成聽說過魏徵的大名，就將他招攬到自己麾下，請他出任太子洗馬。
在李建成手下時，魏徵受到了較高的禮遇。他見李世民逐漸勢大，便勸誡李建成儘早除掉李世民，然而善良的李建成並沒有採納他的建議。
後來的玄武門之變，李建成被殺，魏徵被俘。李世民和魏徵，這對史上聞名的“明君”、“良臣”便這樣相聚了。
有人說像房玄齡這樣的人，如果換到別的朝代，也完全可以做到功成名就、高官厚祿，但是魏徵不行，只有碰上李世民，魏徴才是魏徵。
一、開篇定調，心照不宣
其實李世民和魏徵第一次作為君臣相見的場景，便奠定了他們日後的相處模式。
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舊唐書》魏徵傳）
玄武門之變後，魏徵被俘，李世民召見他，問他為何要離間他和李建成兄弟倆。
李世民此問，背後隱喻明顯，“離間兄弟”四字，幾乎明示。
魏徵從善如流，將王權之爭輕描淡寫的化解為兄弟鬩牆，勝敗只在於誰先下手。他甚至透露出隱太子這一方也有過動手之意，若李世民再不動手，或許失敗的，便會是他。
可以說，魏徵圓滿完成了李世民交給他的“任務”，破除了阻礙李世民上位的最後一絲不安定因素——道義。
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為無愧古人。”（《舊唐書》魏徵傳）
李世民當然也覺得當時的魏徵可惡，但或許是魏徵的識時務令他看到了背後巨大的“商機”。他不但不殺魏徵，反而委以重任，也藉此機會向天下人昭示他的大度、用人不疑。之後更是通過魏徵立下的“諫臣”人設，不斷鞏固自己的“明君”形象。
二、明君良臣，定位清晰
基本上，我們已經可以判斷出，我們的唐太宗想要做一個被天下人承認的“明君”。
徵再拜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舊唐書》魏徵傳）
魏徵最聰明的一點，就是找對了自己“良臣”的定位，使得自己成為了太宗賢明的“標籤”，從而得到了重用。
當然這並不是說魏徵沒有才幹。大臣們不會允許一個徒有其表的“花瓶”位居高位，李世民也不會昏庸到一次次聽從“花瓶”的建議。
就比如說李世民聽從封德彝的話，想要將未滿十八歲的中男徵召入伍，就被魏徵反對了。魏徵前後四次拒絕連署赦令，惹怒了李世民。李世民就召他過來指責他，結果被魏徵用“誠信”說服。
再比如說，李世民打算聽從文武百官的建議舉行封禪大禮，又被魏徵以“勞民傷財”為由說服。
又比如說，李世民打算治直言上諫的皇甫德參誹謗之罪。結果魏徵勸他說，自古以來上書，唯有言辭激切方能動君心，可以有所採擇去聽。李世民聽了，但僅僅賞賜皇甫德參二十匹絹布。於是魏徵又上奏規勸他。結果是太宗重賞了皇甫德參，並且任命他為監察御史。
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資治通鑑》中的這段描述雖然寫的是李世民對魏徵的畏懼，然而君臣有別，李世民又怎麼會真的畏懼魏徵？不過是魏徵上諫佔理，李世民不敢駁斥罷了。
另外，魏徵“兼聽則明，偏信則闇”等語錄也廣為流傳。這充分說明了打鐵還需自身硬，沒點能耐，也甭想坐上唐太宗門下“首席良臣”之位。
三、功虧一簣，觸怒龍顏
魏徵死後，李世民卻親手毀了他的碑，又取消了衡山公主和魏徵長子魏叔玉的婚事。
這其中有兩點原因，首先，魏徵舉薦的兩個官員，涉及太子李承乾謀反事件，這使得李世民開始懷疑魏徵的政治傾向。
如果舉薦官員失誤是因為魏徵識人不清，那麼魏徵最大的錯誤，便是洩露了他與李世民的談話內容。
《舊唐書》裡面有兩個有意思的故事，第一個是在魏徵傳裡面。
徵又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悅。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魏徵將自己勸誡李世民的言辭記錄下來，私下交給了史官褚遂良。那麼這個記錄詳細到什麼程度呢？所謂的言辭往復，也就是說，他與李世民之間一些反覆的討論、辯論、爭論，都有記錄。
看，多有意思，一個“良臣”，會將他與君主之間的爭辯都記錄下來，甚至交給史官。可見魏徵勸諫君主目的不純，甚至動了想要讓自己“流芳百世”的念頭。
那麼作為皇帝，李世民當然也在第一時間看出了他的小心思。偏偏李世民一向主張“以史為鑑”，你魏徵目的不純也就算了，這後世的人看到我這個皇帝跟一介臣子爭辯，關鍵是還辯不過，還有點怕，我不要面子的啊？當然就惱羞成怒了。
很多古代大臣，雖然他們也有犯顏直諫的時候，但多數情況下，他們都不會對外透露勸誡內容。
《舊唐書》中的第二個故事就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
據馬周傳記載：周臨終，索所陳事表草一帙，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為也。"
馬周臨終的時候呢，將他寫過的所有的奏章，包括草稿全部焚燒殆盡。
他在說的話中援引了管仲、晏嬰的行為，直指他們為求身後名而揭露帝王過錯的過失，明確表示自己不會與他們一樣。
作為與魏徵同期的大臣。他引用管仲、晏嬰的行為，又何嘗不是在影射魏徵呢。
可見魏徵“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的行為與當時的主流觀點並不相合。或許這也是歷史上以“犯顏直諫”聞名的臣子不多的原因吧。
魏徵這一錯誤行為直接導致他花了大半輩子立下的“良臣”人設被破，也難怪李世民惱怒致此。
當然了，隨著李世民親征高麗，損失慘重，他感念“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又以此為契機，重立了紀念碑。
但李世民究竟是為了在勞民傷財後保住“明君”人設，還是真的感念魏徵，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四、以古鑑今，慮而後行
古代的官場是嚴酷的，稍有行差踏錯便有可能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如魏徵這般直至死後才“東窗事發”，並且沒有累及家人（雖然兒子的婚約沒了），其實已經是很大的幸運了。
現代職場當然沒有這麼殘酷，但我們依舊可以通過魏徵的故事，體會到在職場中找準定位的重要性。
那麼我們該如何找準自己的定位呢？鑑於美國營銷大師阿爾·里斯和傑克·特勞特的定位理論在2001年被美國營銷學會評選為有史以來對美國營銷影響最大的觀念，我們便從他倆的《定位》和《人生定位》這兩本書入手，來談一談他們的看法。
1. 分析外部環境
我們不能在真空中確立間隔，一切的定位都要從外部環境入手。通過分析確定企業內部需要哪種類型的人才，更重要的是確認競爭對手及其價值。
2. 明確優勢位置
避開競爭對手的強勢方面，或是利用其強勢中蘊含的弱點 ，以此明確自己的優勢位置，並與企業內部運營的各方面相結合。“與競爭對手相比我會什麼，我能為企業帶來什麼”而不是單純的“我會什麼，我能做什麼”。
尋找優勢位置，便是尋找我們的定位點。
3. 尋找支撐要素
簡而言之便是我們要符合定位。通過不斷內化提升，尋找定位點的有力支撐，以便在關鍵時刻展現。
4. 保持團隊角色
試圖挑戰企業制度的人，通常被認為是不好的團隊角色，即便沒有被企業開除，他們通往高層的路也已經被永遠阻斷。
我們應當具有多面性。從外表看，我們必須是團隊的一員；而在內心深處，必須是一個頑固的個人主義者。我們必須掩飾自己的競爭本能，不斷展示自己的忠誠而非才智。
5. 找準傳播方向
要想辦法讓人們尤其是老闆對我們印象深刻。在適當的場合展示自己的優勢位置，利用人脈合理宣傳自己的品牌。
魏徴這一生歷經六主，終於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賞識，這其中不乏李世民想要樹立“明君”形象的私心 ；更重要的是魏徵自身實力足夠，並且從善如流，在李世民的暗示下找準了自己的定位，一次次的幫助李世民鞏固形象。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將自己與李世民的爭辯記錄下來告知史官的行為，直接打破了自己的定位，惹惱了李世民，致使李世民毀掉了他親手書寫的碑文。儘管李世民又找機會重新立了碑文，但他究竟作何想法，端看我們如何理解。
如今的職場不如古代官場嚴酷，但我們若是想要有所建樹，也需找準自己的定位。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外部環境、明確優勢位置、尋找支撐要素、保持團隊角色、找準傳播方向，來明確自己的職場定位。
以古鑑今，慮而後行，方能在職場上立於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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