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師劉德海先生因急症不治，2020年4月11日下午2時25分溘然長逝。由於新冠疫情困於異國，苦於沒有航班而不能刻返再見恩師一面，成為了我終生的最大遺憾。
在疫情的形勢和每日急救車呼嘯的笛聲之下會引發人們對生命意義的更多思考，劉老師發病的當日我和家人在萬里之外，還談起了平日裡看到他老人家在校園散步時精神矍鑠的身影和風趣睿智的談吐，感嘆他的精神和身體狀態都令我們晚輩敬佩不已，也堅信他定是一位長壽的老人。也許這就是冥冥之中的感應吧，噩耗傳來我哽咽淚目，悲痛不已。
1980年十五歲的我有幸認識了劉德海老師，十七歲如願成為他的學生，在他的身邊學習成長，完成了本科的學業併成為了老師的第一個碩士研究生，畢業留校在他身邊一起工作，在恩師的福廕下事業更得以成熟和發展。不曾想近四十年歲月荏苒，師徒陰陽兩界竟在瞬息之間。
劉德海的琵琶藝術世界可以說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教科書，充滿了人性的智慧和藝術的光芒。在這光芒的背後是一個藝術“爬坡人”不止的艱辛腳步，是留給後輩期望通往琵琶藝術之巔可循的足跡，是觀照後人繼承發展琵琶藝術的一面鏡子。研究支撐其光輝成就的劉德海藝術思想、觀念和方法，感受他的情懷，洞悉他的心語，對如何繼承和發展琵琶音樂藝術都有著現實和深遠的意義。
一、“說古人的話，說古人想說而沒能說出的話，更要說今人應該說的話。”
琵琶藝術的發展歷史正是古往今來無數生命個體參與傳承和創新的過程，成就了既體現中華文化精神整體特徵，又顯現不同時代審美取向、不同流派風格特點、不同個體性格特質的琵琶音樂文化。面對這一豐厚的歷史文化財富，今人當如何繼承發展？革命先驅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表達了對這一命題的真知灼見：“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劉德海深諳這一要則，年輕時就以此作為自己繼承與發展琵琶藝術的志向，提出了“說古人的話，說古人想說而沒能說出的話，更要說今人應該說的話”的琵琶藝術觀，並在他一生的創作、演奏、研究和教學中付諸實踐。學貫中西，銳意創新，構建了鮮明時代特點和獨特劉氏風格的琵琶藝術話語體系，開創了琵琶藝術史上的新高峰。
二、“追根尋源，迴歸傳統”
從琵琶藝術的傳承而言，師承流派路徑的多寡，也能反映出對傳統整體信息瞭解和掌握的多與少。與同時代的琵琶人相比，劉德海在向傳統流派的學習中雖是出一門而承多派，為他走入傳統，洞徹傳統，把握傳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劉德海自幼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浸潤，少年時代深受江南絲竹、戲曲等民間音樂的薰染。通過琵琶這件樂器走進了中華傳統音樂的廣袤海洋，併成為新中國第一代既經歷過傳統音樂陶冶又接受過現代音樂高等教育的專業音樂人。在學習琵琶的過程中，他曾先後師從過四位不同風格的老師。“林石城先生的秀麗俊巧；孫裕德老師的亢爽蒼勁；曹安和老師的質樸純靜；楊大鈞老師的高雅細膩。都有側重地加以吸收”。併兼得了“汪派的蒼勁凝重；平湖派的詩情衝動；崇明派的質樸童趣；衛仲樂先生的厚實發音；李廷松先生的堅挺手形；吳景略先生(古琴家)的圓徑手勢……”。[1]在秉承和沿襲這些綜合優勢的同時，劉德海並沒有以名師“傳人”自居，而是不斷“主動以已知求未知”向傳統“追根尋源”。在“師古”的過程中他不滿足於“會讀”古人“話語”的傳言狀態，竭力進入“讀會”古人“心語”的神會層面。他對傳統的學習和對流派的研究上，沒有停留在僅對各流派具體的指法、技法、版本、風格的掌握和對師承脈絡及流派劃分的表述上，而是進行著“比較、對照、細思和詳審”的藝術探究，把對琵琶流派的研究置於“過去、現在、未來”的廣闊“時空觀”之中，把琵琶藝術發展史作為研究的大背景，以琵琶流派的歷史和現實影響為出發點，以人文精神為終極關懷，縱橫立論，以史劃派。以“站在東西方撞擊點上審視琵琶”的廣闊視野，對近現代曾對琵琶藝術發展產生過較大影響的流派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詳見劉德海藝術文集《流派篇》)。為後人開啟了一扇學習傳統和研究琵琶流派的“方法之門”。劉德海幾十年來系列的藝術心得、文藝觀點、音樂創作和教學理念的形成，都說明了他對傳統琵琶藝術精髓的深刻領悟，並提出了“重新迴歸傳統”的觀點。而支撐這一觀點的思想基礎是對傳統批判的繼承，不是“復古”和“懷舊癖”的同義，強調在繼承琵琶藝術傳統中應秉承傳統文化精神的實質含義。
三、“師而不泥、再探新寶”
由於中國音樂的繼承發展是在構成其體系的哲學基礎、藝術精神、審美趨向和傳習方式上展開的，因而繼承與發展始終相生相伴。繼承與發展既包含方法論也體現藝術觀。劉德海在深入學習和研究傳統琵琶藝術發展脈絡，感悟傳統琵琶藝術真諦的基礎上，構架了他“追求祖宗之活精神，不守祖宗之死法則”的方法論框架，並對其作了“繼承莫要原封照搬，發展莫搞非驢非馬”形象而生動的比喻。他提出要以開放的態勢站在客觀的傳統觀之上繼承與發展，發出了在繼承中“保存和守住什麼”，在發展中又“發現和創造什麼”的時代和藝術家之問。僅用古曲《十面埋伏》一曲為例，在清末便有無錫派、平湖派、崇明派、浦東派、汪派的不同演奏及傳譜。各流派對《十面埋伏》的解釋從整體結構、段落的刪減與組合，技法的施展、速率的變化、微觀細節等各有特色和不同。(詳見林寅之《琵琶古曲十面埋伏版本集錦與研究》)面對諸多的流派和版本，面對歷史繼承中的諸多困惑，面對如何使現代的觀眾正確地感受和理解傳統，接受和喜愛傳統的時代困惑，激發了劉德海“困則思變”的勇氣和動力。正如劉德海的《十面埋伏》唱片1989年獲得中國第一屆金唱片獎後接受採訪時的內心表達：“我這一輩子走的是創新發展的道路”。“可以說我在得金唱片獎之前是很苦悶的”。“因為我在我們這一代把這個《十面埋伏》給發展了，卻得到很多的非議，說我這個不象傳統的。但我認為,我這個《十面埋伏》在中國是被老百姓認可的，在海外也得到了外國人的歡迎”。“正在這麼一個非常痛苦迷茫的時候，第一屆金唱片獎我獲得了，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是社會給我的一個認同”。[2]
基於劉德海“立足於當今中國，面向時代、面向未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觀”，他“選擇了一條與傳統、古代、現代、觀眾……忽即忽離、既古代又現代，似是而非的模糊道路”。提出了“未來的人文科學正在呼喚著琵琶藝術的發展，誰能作出科學的預言和勇敢的實踐，誰就有可能佔領二十一世紀”的琵琶藝術發展的世紀暢想。正是基於對繼承與發展的整體思考，劉德海在對傳統琵琶藝術繼承中大膽地進行了“去蕪存菁”，當代人在琵琶藝術的繼承發展中更要強調對人文精神終極關懷的要旨，反對被動的做傳統‘音符、版本’的奴僕。
“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劉德海在對諸流各派的文化成因、藝術特點、歷史地位與現時影響的學習與考量中，避免“消極保守地接受，而是積極主動地進行著歷史地分析肯定，理性地加以取捨。從現代人審美的需要出發提出了“琵琶前後兩千年，傳世之作卻廖廖無幾。挖掘古譜，頗為艱難，雖偶有破譯，也難為今所用。號稱琵琶傳統經典十三大套，流傳到今還能保住幾套到舞臺上去見觀眾?又有幾多派在多少人身上流著?在廣大觀眾心裡‘流’著”的發問。他從藝術邏輯的嚴謹和音樂“情理”的得當出發，對諸多傳統樂曲的題文關聯，結構與段落鋪排，技法的施展與內容需要的對應等細節提出了合理的探討與質疑。
四、“為未來創造新的傳統”
在琵琶藝術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變”是為了“不變”，是繼承的發展，是為了使傳統這條河流不致萎縮、凝滯、斷流、乾涸，是傳統琵琶藝術歷久彌新的根本動因。黃翔鵬認為“移步不換形”事實上也是數千年中國傳統音樂發展過程的規律總結，劉德海對傳統琵琶藝術的挖掘與創造，正是基於“移步不換形”這一包含著中國音樂流派和風格演變的邏輯框架。指出“宗不變不行，當然，突變也不可能”。“不變不行”是通過“去蕪存菁”達到“至善至美”的科學藝術精神和對琵琶藝術發展的積極認識，是多年舞臺積累與教學實踐的心得。提出了“變的立題、立意、構思、佈局更合理、段落更緊湊、技法更簡煉、手段更豐滿——試用新的語言使傳統音樂‘變’得更動人”。他對一系列傳統琵琶樂曲的“舊譜新彈”，體現了他個人的藝術智慧和追求，也體現了傳統音樂的時代審美取向，洗煉了形式、豐滿了內容、深化了主題、凸顯了風格，賦於了傳統音樂鮮活的時代美感，成為了傳統音樂“推陳出新”的時代精典。
劉德海對繼承發展的認識沒有停留在“全面繼承”和“移步”的層面上，而是把琵琶藝術的繼承發展放在了“過去-現在-未來”、“中國與世界”的時空背景下來思考。提出了“為未來創造新的傳統”和“另立新宗”的宏圖偉願。就兩千年琵琶藝術發展的歷史相比而言，琵琶藝術家個人的這一宏願與其內容的設想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其實踐性的理論基礎已大大超越了“人們在藝術方面更多追求獨特的風格和標新立異的風尚”這一表象規律的歸納。而是基於他把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古典和現代哲學精神的比較與把握作為藝術思考的“原點”；基於對中西文化精神和中西音樂藝術本質內容、表現方式的比較與取捨作為走“兼容之道”藝術之路的選擇；基於他對世界文化發展趨勢的前瞻性觀察，立足於中國、世界、現在、未來的藝術立場；基於他“直面參與各式各樣撞擊，‘追求’獲得藝術生存的真正自由”的藝術家的浪漫、情懷和膽識。
五、琵琶藝術發展的世紀暢想
劉德海的這一夢想從20世紀六十年代起的改編民歌與時調，翻新琵琶舊作，移植外來音樂，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從一個成功的演奏家開始進入了音樂創作、教學實踐、理論研究和更深刻藝術思考與探索的全面爆發期。正如“20世紀80年代，40多歲的我，開始有了尋根意識，探求人生意義，擱置“服務論”、“目的論”，進行“人生篇”的創作，我和琵琶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新家。80年代是中國最寶貴的思想活躍期，也是我人生藝術的重要轉折。”[3]在後來的二十餘年裡他的《人生篇》、《田園篇》、《宗教篇》、《鄉土風情篇》30餘首琵琶新作相繼問世，何昌林曾將劉德海投入巨大心力創作的這批成組的琵琶曲統稱為“新絃索十三套”，喬建中評價為“重建了一套嶄新的充滿傳統氣韻也富有現代感的琵琶語境。”[4]
懷著強烈的人文情懷和高闊的人生境界，年屆八旬的劉德海面對21世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格局，從古老的琵琶藝術和悠久的民族文化如何適應“現代性”的困惑出發，開始了更加深沉和宏大的思考。耄耋之年的劉德海依然思路敏捷，觀點新穎，大膽建言，筆耕不輟。2016年11月18日他在《中央音樂學院學報》撰文，結合自己的藝術經歷和心歷路程，從文化的高度忖量著半個多世紀以來民族音樂歷史發展的得與失，指出“現代性是一個值得深入研討的命題。打破西方現代性話語的專利權，架構來自中國傳統藝術領域屬於自己的現代性表述方式，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對藝術界來講，最吃緊的一個事實是西方現代與傳統決裂的二元對抗理念，百年來不斷衝擊著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國。文藝領域，其得有贊，其失堪憂，其患深慮，一切亟待估量評算”。[5]
劉德海在其半個多世紀的藝術人生中，以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薰陶浸潤，懷著強烈人文關懷和自覺意識的當代知識分子，如同對待生命一般熱愛並勵志發展琵琶藝術的責任和使命感，始終站在歷史、現在、未來的時空高度，以自我、中國、世界的廣闊視野，用哲學、科學、藝術的思想方法乃至宗教的虔誠，書寫了當代琵琶藝術的輝煌篇章。
劉德海一生的實踐是艱苦卓絕的，又是光彩照人的，飽含了他的嘔心瀝血和藝術智慧。其實踐與創造的意義以跨越了現實的時空界限，琵琶藝術發展的時代腳步在他這一點上突飛猛進了，業以成就了他“為未來創造新的傳統”和“另立新宗”的宏圖偉願。他以優美的圖式(詳見《劉德海藝術文集》)勾畫出支撐其藝術體系穩定基礎的一個個“金三角”：“鼎力、兼容、優選”，“世界、中國、自我”，“天、地、人”，“古、今、洋”，“燃燒、純青、結晶”，“藝術、哲學、科學”，其感性的表述和理性的思辯提煉出了他的藝術主張、藝術思想、藝術趣味所具有的深刻內涵，架構了劉德海琵琶藝術的完整體系，以全面、獨特、傑出站在了琵琶藝術發展的時代最高點上。
劉德海老師的離世不僅是我們失去了一位恩師和親人，琵琶界失去了一位智慧的先行者、領航者，更是民族音樂和中國音樂界的巨大損失。
願恩師在“夜抱枕頭夢琵琶”的靜謐中安息。
學生永遠感恩和懷念您！
作者簡介：楊靖，中國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琵琶演奏家，中國民族管絃樂學會琵琶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音樂家協會琵琶學會副會長。
註釋：
[1]劉德海：《鑿河篇》，《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9年第1期。
[2]中國金唱片獎官方網站，2003年10月7日。
[3][5]《劉德海高論音樂的“現代性”》，《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4]喬建中：《論劉德海對20世紀琵琶藝術的歷史貢獻》，《人民音樂》，2014年第10期。
參閱文獻：
《劉德海藝術文集》，香港龍音製作有限公司，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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