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的升级，全球供应链固有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发达经济体中的公司没有等待通常的业务重返，而是将生产活动集中在劳动力价格便宜且充足的国家，而是将重心转移到了工资最低的工人身上：机器人。
在1990年代初期，由于铁幕的倒塌，中国的全球一体化和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集装箱化的兴起，企业开始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国家。从1990年到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高度全球化时代，其中全球价值链约占全球贸易的60％。
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高度全球化时代的结束。2011年，全球价值链停止扩张。从那以后他们就没有成长。
这种逆转是由不确定性驱动的。从2008年到2011年，由Hites Ahir，Nicholas Bloom和Davide Furceri建立的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增加了200％。在2002-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爆发期间，WUI仅上升了70％，英国在2016年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后，上升了250％。
当不确定性上升时，全球价值链将遭受损失。根据过去的数据，可以预测不确定性将增加300％（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将使全球供应链活动减少35.4％。公司不再认为节省离岸成本是值得承担的风险。
在采用机器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便宜的时候，重新生产的动机更加强烈。算术很简单。举例来说，一家在美国的公司比在越南或孟加拉国的一家公司，向美国工人支付的工资要高得多。但是，总部位于美国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要求工资，更不用说医疗保险或病假等福利了。
对机器人的投资并不新鲜。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以发达经济体为基地的企业一直在以汽车工业为主导，这可以占一个国家机器人存货的50-60％。在全球领先的机器人采用率德国，2017年制造业每10,000名机器人中的机器人数量为322。只有大韩民国（每10,000名工人710台机器人）和新加坡（每10,000名工人658台）拥有更高的比例。美国每10,000名工人有200个机器人。
实际上，当全球金融危机袭来之时，一些国家（例如德国）已经拥有足够的机器人来最大程度地降低生产中人工成本的重要性。许多其他因素在2008年后相对于工资的利率急剧下降的帮助下，提高了机器人的采用率，并重新获得了更大的生产份额。
今天可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根据迄今为止的货币政策，随着各国央行试图抵消大流行造成的损失，预计利率将下降30％。过去的数据表明，这可以使机器人采用率提高75.7％。（但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也阻碍了投资，因此不会在机器人采用方面带来无限的繁荣。）
这种趋势将集中在最受全球价值链影响的行业。在德国，这意味着汽车和运输设备，电子产品以及纺织业，这些行业的大约12％的输入来自低薪国家。总体而言，德国经济进口了其使用的投入的6.5％。
在全球范围内，返工最活跃的行业是化学品，金属产品以及电气产品和电子产品。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化学工业是最大的再造者。
这一趋势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构成了重大威胁，这些增长模式依赖于低成本制造业和中间投入品的出口。在中欧和东欧，一些国家通过自身投资机器人来应对这一挑战。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拥有大量外资汽车行业）现在每万名工人拥有的机器人数量超过美国或法国。而且该策略似乎正在奏效：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它们仍然是有吸引力的离岸目的地。
亚洲的低成本制造中心可能会遇到困难，特别是在大流行之后。尽管中国计划转移到高附加值的活动并增加国内消费，但通过在许多全球价值链的中心确立自己的地位来确保经济增长的中国将面临特别严峻的挑战。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尤其是在美国）和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之间，发达经济体似乎已为制造业的复兴做好了准备。但是，尽管这可以减少大公司的风险，但它可能不会使发达经济体的许多工人受益，更不用说将生产转移的发展中国家了。为此，政府将需要执行适合于这一新经济秩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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