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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学家缪凤林曾盛赞左宗棠，“自唐太宗以来，左宗棠是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人。”
粗略一看，颇觉缪凤林此言不太合理。自唐宋以来，名将如林，灿若宵汉；民国以前，开疆拓土，不胜枚举。千余年的王朝历史，为什么偏偏仅突出左宗棠一人，又为何以历史的高度，来凸显他收复新疆之事呢？
且看“剑雄品评”以下的分析。
古训曰，“站高望远”。咱们尽量少纠缠于历史的细节，多站在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国际间文化冲突的高度，以求拨云见日、厘清前因。
西域少民属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后援难继，其游牧习性所造就的驭民之法，与中央集权管理府县的方式，不是一个路数。游牧部落，除了借骑术导致的突击力较中原为强外，固守和植根于被征服土地的能力，近乎于无。
游牧部落在管理人、地的实力是很弱的，无法在争夺西域中，与中原王朝相抗衡。
总体来说，中原王朝很少有历史性的，为争夺西域边地成败的担忧（请不要急于反诘，先耐心地看下去），当然，局部时期防卫的担忧，在每个王朝中，都是存在的。
中原王朝在边地开疆拓土，荡开防卫空间后，无非就是执行丢了，就打回来，夺回来，可能又会再失去，再失了，就再打回来的办法，如此而已。
以农耕社会的标准，在唐朝，像河西走廊之类边地的经济价值，在中原统治者的眼中是非常低的。河西除了沙漠和戈壁滩，就是草原，适合形成稳定成熟的郡县管治的地儿实在很少。
因为不宜常住，无法形成以宗族为纽带的汉民居住地，即便是强制迁徙汉民，也无法形成中原那样网络级的郡县之治。
大家知道，郡县之治是中央集权制的灵魂。没有了灵魂，要皮囊何用？
不过弃地而已！
这种“中原中心主义”治国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得保鲜到晚清时期的士大夫阶层、乃至熔铸于某些晚清、民国革命者的基因之中，而千年永寿，实在令人对中国文化稳定的传承，而叹服不已。
比如谭嗣同等人，因“重中原、轻边地”的观念所限，为达成变法或革命，完成国家近代化的目的，不惜以出售新疆和西藏等地的空想，来换取变法或革命的资金。
谭氏写给其师欧阳中鹄信中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宋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出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李鸿章上奏慈禧的《筹议海防折》之部分所言，则代表封建士大夫，几千年未变的“中原中心主义”治国理念。其中无视塞防，自度西域边地之贫瘠苦寒，且耗费钱粮之偏颇，跃然纸上。
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首，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防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敦重敦轻，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核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剑雄品评”抽出其奏章中之要义，以明晰之。
1.新疆贫瘠辽远，取之不能守，枉费钱粮，颇为不值。
2.招抚新疆各地少民首领，准许新疆以越南、朝鲜那样，以藩篱而奉中国。
3.新疆不收复，不过是肢体之伤，于国家正身无妨；而海防不举，势成国家之心腹大患。
孰轻孰重、何去何从，老夫就提个建议，太后，国家是您的，您老看着办吧。
绵里藏针，幽林惊雷。
此时，大清的朝堂之上，“海防、塞防”之争已渐入胶着的状态。
“海、塞防”之争的背景是，1874年日本以琉球贡员漂流至台湾，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为由，悍然以弱旅出兵台湾，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增援。后兵败，与日签订《台事专条》，賠款50万两，加以承认琉球是日本藩属，日方才撤离台湾。
此战引起了大清举国震动。特别是日本原来也是君主制的国家，明治维新运动尚在实行，便使日本在东亚脱颖而出。
实际上，真正展现明治维新成果和威力的，是二十年后1894年的甲午战争。那场原本势均力敌的战争，被打成了一边倒之惨状。让所有的中国人心如刀剜、泪眼婆娑了一个多世纪。
百年耻辱！
在日本踞东洋威胁我国土安全之际，不能说李鸿章此议无理，但于此议的偏颇之责，中堂却是逃不掉的。
在晚清士大夫的阶层，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大臣之中，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都可算晚清时代的头部人物。洋务方面，李甚至还独占鳌头，但论起看世界的格局，却又未必了。此刻，西北的情势如上文之所列。
如何算定国家财力和战略的投注方向？即到底是“重海防”，还是“重塞防”，抑或是“海塞并重”，将成为考验洋务派重臣，睁眼看世界后的视野及格局大小，妥妥的试金石。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经常劫掠、骚扰中原的各个游牧民族，也不是铁板一块。往往由多个势力所组成。彼此之间由于文化、制度发展的不同，也经常互伐乱战，自我消耗。
历史证明，游牧民族缺乏中原王朝成熟的文化和制度，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帝国。这无疑降低了历朝的中原统治者，在失去边地后的战略性焦虑。
收复边地，在中原王朝统治者的眼里，只剩下防卫缓冲方面的需要了。
以中央集权制的高度来看，边地的收复，综合价值是不高的。反击，部份是迟疑被动的，也是缺乏澎湃动力的，这又进一步降低了中原统治者对失地的战略性焦虑，造成了收复边地历史价值的同步贬值。
于是，有些有前瞻性的中原帝王，如朱元璋，会在开国初，主动发起对边地的攻击行动；而一般的统治者，往往寄托于坚固的长城及“和亲”的行为，来被动地防御游牧民族所发动的，令人讨厌的对中原的无数次侵袭。
稳定，国人都特别喜欢，但它的另一面，却是没有了光彩四射的活力。
这种稳定、被动的现象，其本质是由儒家文化以“礼制”，来硬性约束内部各阶层之间达到和谐的结果所造成的。
中国文化脱胎于农耕社会，对应于小农环境。而且，它也没有近代西方政治理论上的“国家”的概念，只有类似的“天下”之说。
普天之下，以中原为上国，环列藩篱、夷狄之邦。上国和藩篱，两者也不是“外交”关系，只有贡赏之系。
这便是儒家的“礼制”，对“天下”万邦的等级划分（还有“礼制”对人的等级划分）。
说到底，中原王朝从来没诞生过近代西方理论上的“国家政治”概念，徒有儒家的“家国文化”之道延续至今。
至于中原帝王常用的“内剿外抚”施政方式，恰恰不是出于我们素常理解的，晚清应有的“
家国的自卑”，反而是自诩“中原上国”，外邦不过是“夷狄藩属”，并由这份“儒家的高傲”所引起的。究其实质，满清王朝是两千年来，不断延续的中央集权政府合法的继承者。而古代中原王朝的冶国理念，无不是囿于农耕社会的范畴，以自给自足，稳定和谐为终极目标。
外邦只要没有能力，取代上国王朝的统冶，大可以等闲视之，或以羁糜之策应之即可。在王朝皇帝的心中，闭关自锁，过自己的日子是第一位的。
推及至民间交际，国人对内会优选内耗选项，对外却又是极讲面子的。这是不是与帝王的“内剿外抚”施政方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然，这有点扯远了。
请相信，这一切，都是由伟大的儒家“礼制”的核心——等级和秩序所造成的。
不过，这个“伟大”的定语，是没有揶揄性的。
毕竟这种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长达二千年之久，没有任何一种地球文化，能让如此庞大的人群，互不相弃达如此之久。看看彼时欧洲的四分五裂吧，地球上至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望儒家文化的凝聚力之项背。
然而，伟大并不意味着时刻完美，甚至不意味着永占鳌头。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后，这种东方儒家的“等级”文化，受到西方基督的“平民”文化强有力的挑战。
14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给西方的科学与艺术解锁，并揭开了近、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
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的革命》，终于使老态龙钟的托勒密系统（古希腊天文学家，主张“地心说”）当机；1628年，英国的哈维发表“心血运动论”，宣布发现血液循环；1665年，英国的虎克制成显微镜，观察到了植物细胞，并提出了细胞的概念；1776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造就了第一次西方的工业革命。
世界是琐碎的，又是联系的。上述每一次琐碎的科技的脉动，终会互联成强大的技术实力。
西方文化终于有了足够的技术实力凤凰涅槃、蝶变飞舞。
由于天文学、数学，航海学、生物学、医学、化学、机械制造等科技和实务技术的发展，西方列强完成了向工业化的升维转变，已经有实力突破海洋的阻隔，去试探神秘的东方大国的实力，以及倾销自己的工业成品，积累国家的财富。
好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以及道、同、光时期被迫屈服签订的各种不平等的条约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这些历史的进程。
这一系列繁琐的历史细节，凑成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西方列强对西域边地的图谋，完全是千余年来，在域外不断攻击中原的游牧部落所无法比拟的。
但这个本质，晚清的大部分臣民并没有看懂。
这一点，持“外须和戎，内务变法”李中堂在《筹议海防折》中，虽失之偏颇却洞若观火，而林则徐、左宗棠更是门儿清。
新疆是康、雍、乾时期，满清王朝战胜准噶尔部落武装后，方纳入中国版图的。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
由于清廷在西域实行的是军府制和伯克（少民头领）制并存的治理方式。换句话说，朝庭只管军政，放弃节制民政，民政全由少民头领的“伯克”们去管制。
这种管制方式，使西域民众的一生，全仰仗在“伯克”们的鼻息中生存。这样，民心离谁更近，实在是一目了然。
此种“抓大头”的管制方法，清廷看似得了便宜，却卖不了乖，距离既产生了美，也产生了模糊。
日后，新疆内部的各割据分裂集团，为什么会一呼百应，而进行叛乱，也就因为此近似藩篱的管制方法。
而且，俄罗斯经彼得大帝的引导下，猝然觉醒，向欧洲一阵得猛学，步入了列强的行列。英国在殖民地印度一带，对西域也是一顿垂涎。
这是两个世界级的工业化列强在中华之榻侧，对西域是一阵又一阵的念念不忘。
以工业化列强的实力，打过来的土地也好，谈过来的土地也好，以我大清帝国农业化国家的能力，再打回来，怕是比上天摘星星还要难。
1865年至1877年，塔吉克族人，“中亚屠夫”阿古柏率兵侵入中国新疆，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哲德沙汗儿国”，后改为“毕杜勒特汗国”，自封埃米尔，史称“阿古柏之乱”。
左宗棠在平捻、平甘肃回乱后，敏锐地发觉，这个外来落后的势力后面，始终站着两个巨人，那就是英、俄两国列强。
这个阿古柏尚可以以千年之旧套路，去收拾他，一次打不下，下次等待时机可以再打。但背后的英、俄却决不是以前的游牧部落可比。
大清在东边与他们切磋了良久，始终只有在地上，被切、被磋的份。左宗棠开始理解工业国与农业国维度之差的凶险了。
不行，新疆被英俄掠走，百余年内，绝对打不回来。
左宗棠在《统筹新疆全局疏》向慈禧提出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的奏议。
针对李鸿章的“海防为重论”的“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防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敦重敦轻，必有能辨之者。”之偏颇，
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驳斥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其于海防情势言之甚明，而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
上述加粗字体的前两句，真真是力透纸背，醍醐灌顶，一行真言，顶万千妄语！一下子在迷茫中拨云见日，点出了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之下，大清国力投放的最优选择。
左宗棠其格局之宏大，视野之开阔，远非熟稔洋务的李鸿章可比肩。
同时，清廷也看到西域危机处置不当后的万劫不复。急调伊犁将军、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哈密帮办大臣景康速赴西域，要求俄军退出伊犁，然而所托非人，卵并卵！
最后，老妖婆慈禧太后，以其政治家老练的大局观，从大臣们的众说纷纭、情势的纷繁复杂之中，明智的选择了打压“海防“派，坚定的支持左宗棠“海塞并重”的提议，并当即落下了“塞防优先”的关键一子。
不久，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命“速筹进兵，节节扫荡”。大清帝国的国防资源和汹涌澎湃的现金流（包括洋人银行的贷款）源源不断的向新疆的外围集结。帝国的雄鹰——左宗棠，携湘军数战之勇，傲然掠地起飞。
通过对那段历史的复盘，不得不承认妖后慈禧，此刻处理国政眼光的老辣和睿智，绝对的实力派政治家！没有她的首肯和支持，帝国的雄鹰，将无论如何，都无法粉碎阿古柏对祖国版图的分裂。
但慈禧依然会被继续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只不过允许她拔掉一颗钉子，稍稍透透气儿。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智者的路数就是多。
一方面，左宗棠轰轰烈烈的抬棺进疆，造成“决克回疆”之气势；另一方面，以“先迟后速，缓进急战”的八字方针为指引，先易后难，先夺南疆，后陷北疆，一举歼灭了阿古柏、白彦虎等内外敌人。
同时设计连克英俄外部势力，令其在阿古柏的背后再怎么用力，其吞疆美梦也终究功败垂成。
随后，左宗棠马上要求朝廷在新疆建立行省，将新疆真正的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制之下。不给英俄势力以任何介入的机会。
由于晚清面对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的局面，远非唐宋以来、明朝以前，中原王朝与游牧部落，争夺西域边地的攻守收失之态可类比。
所以，“剑雄品评”肯定而坚持的认为，左宗棠担当得起“自唐太宗以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之美誉，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民族英雄、国家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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