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面對嚴峻複雜的新冠肺炎疫情，中西醫結合治療已經交出了優秀的階段性答卷。在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的情況下，中醫藥依據溫病理論，辨證施治，深入發掘古代經典名方，結合臨床實踐，形成了中醫藥和中西醫結合治療新冠肺炎的診療方案，成為抗擊新冠肺炎中國方案的重要特色和優勢。根據國務院新聞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救治進展情況發佈會上的通報，截至3月23日，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醫藥，佔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醫藥，佔90.6%。以武漢市江夏方艙醫院為例，其收治564例輕症和普通型患者，全程中醫主導，實現了無一人轉重症、零死亡和醫護零感染。
其實，中醫藥與重大傳染病疫情“角力”一直持續，三千年來，僅有文獻記載的就有700餘次，在護佑中華民族繁衍昌盛的歷史上，中醫藥可謂屢經考驗，貢獻卓著。而我們今天所提倡推廣的“治未病”“代茶飲”“三伏貼”“煲湯滋補”，也都蘊含著中醫以“預防”為要義的養生觀點，不可謂不精妙。
從經典中讀“溫病”
其實，我們的老祖宗在晚商時，就已經開始認識“疫病”。甲骨文刻辭中出現了一些以人體部位為基礎的疾病或症狀的命名。講到傳染病、流行病時，出現了“降疾”這個詞，說明人們已經對疾病有了分類意識。講到傳染病擴散時，表述為“雨疾”，想想這病如大雨瓢潑澆下，把迅猛之勢、波及之廣，形容得叫一個生動。
在中醫藥的經典文獻中雖然沒有“病毒”這一概念，但中醫藥與病毒性疾病防治相關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山東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首批泰山學者田景振介紹說，《傷寒·論序》中所載：“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這麼高的致死率，著實可怕。從這麼廣泛的流行性來分析，屬病毒性傳染性疾病的可能性居多。而中醫學的“傷寒”“溫病”“疫癘”等古病名中，均包涵病毒性疾病。當代，將病毒性疾病更多地歸類於中醫學“溫病”範疇，是基於病毒性疾病的臨床表現，與“溫病”有更多的相似之處。
對於疫病，中醫最早的經典著作《黃帝內經》之《素問·本能病》篇說：“厥陰不退位，即大風早舉，時雨不降，溼令不化，民病溫疫”。也就是說，當氣候反常，像夏天那樣溫度升高，溼度增大流行性傳染病容易暴發。
“中醫對生命與疾病的認知，就是基於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產生的認識人體生命現象和疾病規律的一種醫學知識，起源於傳說中遠古的黃帝、岐伯時代，以《黃帝內經》為標誌的中醫生命與疾病知識體系的形成已經有2000多年的歷史。”
對此，《黃帝內經》之《素問·刺法論》有一段對話——
“黃帝曰，餘聞五疫之至，皆相梁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氣可幹，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邪幹。”
“大意是，黃帝問，疫病來了，不管大人還是小孩，得病的病情都差不多，不去救治的話，怎麼能不讓這個病情傳染開呢？岐伯回答，沒有被感染的人，體內有正氣的存在，但是還不夠，邪氣依然可能會入侵，需要避開毒氣。岐伯還作了進一步解釋——‘天牝’，是鼻子，指呼吸，因呼吸和空氣直接交流，導致病情來回傳播，能在人體內週而復始。”田景振解釋道，“這些思想奠定了中醫對疫病的認知基礎。”
到了清代，吳瑭所著《溫病條辨》，是溫病通論著作。“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於溫病者矣。”意思是說，人們擔憂的，是疾病多；醫生們擔憂的，是治病的方法少。這種情形，沒有比溫病橫行時更嚴峻的了。這話太坦誠，道出了疫病橫行時，醫患的心聲。
《溫病條辨》還講——六氣之中，君相兩火無論已，風溼與燥無不兼溫，惟寒水與溫相反，然傷寒者必病熱。“中醫學強調陰陽平衡，認為這是維持和保證人體生命活動的基礎；‘五運六氣’則是研究人與自然的關係，探查外界環境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環境的變化超出人體適應調節的範圍就可能發生疾病。吳瑭認為，被寒邪傷害的人必定患熱證。”田景振介紹說，該書創立了三焦辨證綱領，為溫病奠基性理論。“由此也可見，中醫中藥學融匯醫學、哲學、文學等知識，是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也是我國傳統文化最閃亮的標誌。”
大疫出名醫，名醫有良方
據史料記載，中國歷史上經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從漢代開始，眾多典籍中均有對治療疫病的詳細記載，其中對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傳染病的描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東漢末年是我國疫病流行的高峰期，張仲景寫成世界第一部傳染病專著《傷寒論》，主張“辨證施治”，奠定了中醫臨床實踐的基礎。一直到今天，書中方藥還用於臨床。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現在還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
名人也染疫。張仲景就診治過“建安七子”之首王粲。這位文學家是出了名的體弱。《甲乙經·序》講過這麼一件事，說明了張仲景，“醫聖”醫術之神。他預斷王粲20年後將“眉落半年而死”，勸他儘早服藥。那時才20歲的王粲覺得這話太不受聽，沒往心裡去。幾天後，張仲景從王粲的神色上立馬判斷出，這位大才子沒有遵醫囑，又勸他惜命。可惜，王粲過於固執。沒想到，20年後，王粲果然眉毛脫落，半年後死亡。“眉落而死”也成了後人判斷其麻風病發的佐證。《章太炎全集》第八冊《論狐惑及癘》雲：“此眉落當是今之大麻風，廣中是病，多傳子孫，少時不覺，及期而作，故仲景能預知之。”不過，建安二十二年有大疫，死者甚多，學界也有觀點堅持其因染“大疫”而亡。不論怎麼說，王粲都沒有躲過傳染病的傷害。
都說東漢華佗是外科聖手神醫，其實他還擅長治療各種傳染性寄生蟲病。是華佗發現用青嫩茵陳蒿草治療流行性“黃膽病”。現代研究，從新鮮青蒿中分離出青蒿素，成為治療瘧疾的“硬核擔當”。
藥王孫思邈診治過的盧照鄰，位列“初唐四傑”，能做出“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的佳句，卻也常年飽受麻風之苦。他患病後過起了隱居生活，病情不斷加重，所做《釋疾文》中，就講到了這種悲苦“歲將暮兮歡不再，時已晚兮憂來多。東郊絕此麒麟筆，西山秘此鳳凰柯。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其實，盧照鄰沒找錯人，“藥王”孫思邈對麻風病有獨到的醫術。古人對此病十分恐懼，如果發現有人得了麻風病，就把病人送到遠離人群居住的地方隔絕。但孫思邈憑藉醫者仁心，不顧自己有被傳染的危險，做好預防，還曾經把病人留在自己居所診治，先後治療過的麻風病人有600餘例，更對麻風病作了系統觀察和專門性醫療研究，並在《千金要方》等著作中，明確了治療護理方案。
金元明清時期是我國疫病暴發流行的第二個高峰期，僅“開封大瘟”一次死亡人數就達百萬之多。大規模的疫病流行，讓一大批傑出的中醫大家迅速成長成熟，醫術不斷精進。他們在“實戰”中，逐步總結出一整套中醫藥治疫理論，為後世的臨床工作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經驗。“比如，明代吳又可在其所著《瘟疫論》中，首提‘癘氣’致瘟的觀點。在傳染途徑上，他強調‘邪從口鼻而入’，在治療上主張‘疏利祛邪’。”田景振說，還有葉天士、王孟英，針對疫病的治療，建立了衛氣營血等完整理論體系。到清代，我國對疫病的防治從理論到臨床已相當成熟、頗有成效。吳瑭推崇的安宮牛黃丸、至寶丹、紫雪丹，被稱為治療疫病“三寶”。
七年前，我國還曾上映了一部災難史詩片《大明劫》。明崇禎十五年，全國瘟疫，十室九空，李自成起義軍又猛攻開封，身強力壯的士兵紛紛病倒，幾天就不治身亡。遊醫吳又可認為，這並非傷寒之症，“但凡寒症，發熱、惡寒，脈浮而數，但他們熱而不寒，實為瘟疫初起之症”。吳又可發現，疫病是通過口鼻呼吸傳播的。因此，他建議，通告百姓大疫將至，務必人人小心；隔絕病患，以防人人傳染；通風換氣，以防癘氣聚集。所以，將士們戴上了面巾，患病士兵被施以隔離治療。
著眼於“生病的人”
而不僅是“致病的因”
與西醫不同，中醫是通過人與自然時令變化的適應性，與觀察病毒侵犯人體後的不同反應，注重把握疫病的演變規律，“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所以，人們常聽中醫名家說——中醫診療著眼於“生病的人”而不僅是“致病的因”。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醫就有“預防為主”的理念。《黃帝內經》裡有一句名言:“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未病”，即機體尚未產生病理信息的健康狀態；其次，“未病”為病而未發，即健康到疾病發生的中間狀態。未病先防，既病防變，已病防復等，實際就是先行一步，採取多種中醫預防或治療手段對機體進行及時地干預，達到未生病前預防疾病的發生，生病之後防止進一步發展以及疾病痊癒以後防止復發的目的。
在預防免疫方面，據考證，早在公元980至1567年間，我國古醫學家就發明並實施了人痘接種術——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皰裡的痘漿、痘瘡結痂，或用天花病人穿過的沾有天花痘漿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過天花的人。由於這種感染源的“毒力”較新鮮的病毒弱，被接種的人一般只產生輕度的天花，體內會對天花產生免疫防禦性反應，獲得對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從而預防重症天花的發生。這實際就是一種“活病毒”實施人工免疫的方法，或是牛痘接種術發明以前最有效的預防天花的方法。如今，很多傳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減毒活病毒作為疫苗。
我國古代的醫家還十分提倡和推廣講究衛生。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裡就講到，“凡井水有遠從地脈來者為上，有從近處江湖滲來者次之，其城市近溝渠汙水雜入者成鹼，用須煮滾”，其實就是在強調飲用水安全。而不少預防措施也已演化為民俗，烹製藥膳、煲湯滋補，更走入了大眾的日常生活中。“還有一些獨特方法、方藥，如艾葉煙燻驅瘟法，藥油塗鼻避疫法，藥物燻蒸驅瘟法，針灸療疫法以及對易感人群預防服藥等，‘簡、便、廉、效’，可加快研究開發利用”，田景振表示，博大精深的中醫藥文化，體現了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道不盡的生存智慧。中醫藥的寶庫要大力挖掘、加以提高。中醫藥是根植中國民眾的民族醫學，應加大中醫藥文化的普及教育，培養懂中醫藥、信中醫藥，用中醫藥的“中醫粉”，中醫藥要進校園、進教材。而中醫創新，也要立足於中醫固有的規律去創新，立足於中醫本身，立足於中國文化，立足於適合中醫的技術和方法，不能唯指標、唯方法、唯儀器、唯標準。“中醫的創新歸根結底是要有確切療效的藥物和療法，這樣才能夠使更多的人瞭解中醫、相信中醫，並能傳承擴大中國文化的影響。”田景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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