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的《人生》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商品經濟的活躍打破了農村的僵持與保守，具有現代文明的城市開始對一直困守在土地的農民產生強烈的誘惑。特別是在青年心中引起巨大的騷動，他們開始對自己的生活及周圍的世界產生懷疑與不滿。

20世紀80年代，中國戶籍制度清晰地將公民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在這種固態格式化的身份制度下，中國社會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地理景觀：鄉村景觀和城市景觀；與這兩種景觀相對應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生存方式、文化特徵、價值觀念。由此導致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差異；城鄉差別。同時，國家還通過各種舉措在主觀上強化這種差異。臂如在勞動分配製度上，城市工作的工人、教師、職員每月有固定的工資收入，有相對完善的醫療制度、退休制度，同時還可以享受國家各種福利待遇。而在鄉村，農民不僅要按時按量向國家交納糧食，在很長的時期內只能有限度地支配自己的勞動產品。並且，農民還要完成國家規定的各種稅費。參與無償的勞作（例如大規模強制性的農田水利建設）。而國家採取的各種政策將農民強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這些政策的實施直接導致了農民在整個社會發展中長時間處於相對貧困的狀態中。因此，可以說在這種基本的身份差異之下，城市和鄉村作為兩個基本對立的概念被凸顯了出來。這是一個作為卑賤農民和一個高貴知識分子的對立，普通百姓和達官顯貴的對立。

《人生》就是在城市的場景中展開，似乎一切都處於城市的控制下，甚至鄉下人天生就應該在城裡人面前低人一等。這種強烈的等級觀念、城鄉差異在小說中被強化。[3]

當路遙年輕時不停地奔波在城市與鄉村時，他最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帶”，充滿生氣和機遇的城市生活對於像他那樣的身處封閉而又貧困的農村知識青年構成了一種雙重的刺激，不論在物質還是在精神上。路遙思考並理解了這一現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洶湧而來的種種衝擊中，他提出了農村知識青年該如何做出選擇。

早在大學讀書時，路遙閱讀了大量的經典名著，並對新中國的文學成就進行了一翻巡視。他發現以前的小說帶有某種臉譜化的傾向，正如兒童眼中將電影中的人物形象簡單分為“好人”和“壞蛋“，而人的思想是複雜的、多變的，絕對不能將複雜的人性這樣簡單的劃分，這種思考體現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