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援回憶父親羅青長的革命人生

前幾日睡夢中,我夢見了爸爸媽媽,我夢見他們在與我們一起觀看國慶閱兵,與我們一起歡慶新中國成立70週年。醒來,淚水已經沾溼了枕巾。淚眼婆娑中,我彷彿看見爸爸在向我走來,跨越雪山草地、跨越槍林彈雨、跨越白色恐怖、跨越沒有硝煙的戰場,一路風塵、一片忠誠……

誓把紅旗插遍祖國四方

羅援回憶父親羅青長的革命人生

羅青長

我父親羅青長1918年出生於四川廣元蒼溪縣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作為家裡的長子長孫,爺爺奶奶省吃儉用,靠賣蔬菜等小本生意把父親送入了私塾。父親深知讀書的機會來之不易,便如飢似渴地學習,終於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免費考入蒼溪中學。入學後,受進步老師的引導,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與革命進步思想,並逐漸為地下黨工作。

1934年8月,紅四方面軍八十九師來到蒼溪,此時的父親已經成長為進步青年學生中的骨幹。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在蒼溪打響了強渡嘉陵江的第一槍,開始了史詩般的長征。父親因擔心奶奶為他擔驚受怕,硬是瞞著家人,與23名小夥伴毅然離鄉,參加了艱苦卓絕的紅軍長征。

當年,蒼溪縣有人口28萬,其中3萬人參加了紅軍,他們當中許多人犧牲在革命的征途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4000多名。隨父親一起參軍的23名小夥伴,到1952年父親重返故里時,只剩他一人。直到此時,朝思暮想的奶奶才知道自己的兒子竟然還活著。

父親經常對我講,他最要好的一個小夥伴因為家裡窮,讀不起書,沒有文化,連名字都沒有,戰友們只知道他姓張。由於他平時總咧著嘴笑,大家就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張豁嘴”。在過草地時,“張豁嘴”飢寒交迫,實在走不動了,他把父親叫到身邊,一句一喘地說:“羅青長,我不行了,你們一定把紅旗插遍全中國!”此話激勵了父親一輩子,也鞭策了父親一輩子。

到達陝北後,父親進入中央黨校深造。畢業後,他被選派到我黨第一批情報保衛幹部棗園訓練班學習,從此開始了極具傳奇色彩的情報生涯。

父親首先被派往國統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擔任林伯渠同志的機要秘書。此後,他由“地上”轉為“地下”,進入中央直屬西安吳德峰情報系統,負責聯繫我黨打入胡宗南核心部門的“情報後三傑”(熊向暉、陳忠經、申健)和胡宗南的機要室副主任戴中溶等。其間,父親遇到一次驚險事件。當時,我情報組織的一些機密文件被隱藏在一位地下黨員家中,組織上原本認為該黨員家境富裕,安全無虞。沒承想,這位地下黨員思想上出現動搖,幸好這個情況被組織察覺了,認為他一旦叛變投敵,我黨的許多情報關係將被出賣,後果不堪設想。黨組織決定由父親出面迅速將這些機密文件取回,可沒料到在這些文件轉移途中竟發生了意外,當父親提著裝有機密文件的保密箱來到接頭地點時,聯絡員卻沒有按時趕到,而此時,全城主要街道已經戒嚴,沿途都是國民黨的軍隊和警察,他們正在對路人逐一盤查。父親迅速鎮定下來,他想:在原地等待顯然凶多吉少,還不如利用自己的掩護身份——國民黨38軍中尉書記員和身上的這身“老虎皮”(軍裝)闖關,一旦被敵人發現,自己就拼死一搏。於是,父親叫來一輛黃包車,把保密箱壓在座位下面,開始闖關。好在有驚無險,他幸運地憑藉這身軍裝通過了敵人的層層哨卡。當黃包車到達八路軍西安辦事處時,他多給了人力車伕一些錢,然後提著保密箱一個箭步跨入辦事處的大門,最終化險為夷。這次西安歷險記,給父親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以後不管到哪裡,父親都隨身攜帶著這隻保密箱,直到晚年,他才把箱子捐贈給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作為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見證。

生死考驗堅如磐

父親在風雨如磐的地下工作中,不僅經歷了生死考驗,也收穫了愛情。1940年,我的母親杜希健也被派往吳德峰情報系統擔任報務員,父親是她的領導。朝夕相處中,他們同生死、共患難,逐漸萌生了對彼此的愛慕之情。同年“雙十節”期間,日寇的飛機前來轟炸,民眾爭先恐後地湧向防空洞,而我父親卻逆向而行,直奔隱藏著電臺的密點。當他趕到密點時,母親正神情自若地守護在電臺旁,見此情形,父親既激動又高興,他對母親平時的欣賞與愛慕頓時昇華為革命的愛情,也就是在這刺耳的空襲警報聲中,他向母親傾吐了心聲……

經黨組織批准,父親與母親在敵佔區結為終身伴侶。參加他們婚禮的只有與他單線聯繫的地下交通員陶斯詠和他的女兒,沒有鮮花、沒有美酒,有的只是窗外呼嘯的北風和刺耳的警笛聲。

1941年,父母返回延安中央社會部,從“地下”又回到了“地上”。父親先是擔任李克農同志的秘書,後來又擔任中央社會部一室(負責情報)副主任、主任。

1947年3月,黨中央從延安撤離,受中央社會部派遣,父親到中央前委工作,追隨毛澤東、周恩來同志轉戰陝北,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負責情報和機要工作。他與奮戰在敵營的我情工人員密切配合,通過夜以繼日的緊張工作,為中央前委在胡宗南幾十萬軍隊的眼皮底下與敵周旋,提供了強有力的情報保障。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曾經讚揚說,我們天天都有可用的情報,胡宗南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

有一次,毛澤東同志來到黃河邊,突然興致大發,把父親和王錚、李質中等同志叫到身邊,將手往腰間一插,說,“小鵬(童小鵬),來給我們照張相,前有黃河,後有追兵,敵人能奈我何?!”

新中國成立以後,父親仍然戰鬥在隱蔽戰線,默默無聞地為黨工作,完成了許多黨中央交辦的重要任務。

1963年5月,劉少奇同志訪問柬埔寨,父親隨行,作為代表團秘書長和前方安全領導小組組長負責代表團的安全。臨行前,我情報、保衛系統已經偵破了國民黨特務機構陰謀刺殺劉少奇的“湘江案”,排除了國民黨特務沿途埋設的爆炸物。但是否排除乾淨、是否還有隱患,誰也不敢打包票。

當劉少奇的專機降落到柬埔寨的波成東機場,且歡迎儀式已經結束後,父親做出了一個臨時決定:由他乘坐本應由劉少奇乘坐的第一號車,在前面開路。陳毅開玩笑說:“小老鄉,你這次可要當替死鬼嘍。”父親淡淡地一笑,回答說:“職責所在嘛!”這句話深深震撼著我,父親對黨無限忠誠的精神也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羅援回憶父親羅青長的革命人生

小時候,我曾經對父親從事的工作不甚瞭解,也不太理解。一些同學神秘地稱我父母工作的單位是“特務機關”,我知道後很生氣,還不解地跑去問父親:“你和媽媽怎麼都成特務了?”父親微笑著回答我:“‘特務’也不一定是貶義詞呀。”長大後,我當兵被分到了特務連,這才領悟到原來“特務”還有另一層意義,那就是他們是一批由特殊材料製成的人,身懷特殊技能,執行特殊任務,見困難就上,見榮譽就讓,於無聲處聽驚雷,於無形處建奇功。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總是那麼和藹可親、平易近人。逢年過節,他都要去看望工作在一線的工作人員、工人師傅和警衛戰士。每次去開家長會,他總是獨自騎自行車前往,老師們在我學生手冊上寫下的評語,他也每次都認認真真地看,並留下簽名。如今,每每看到父親工工整整的字跡,想到他在百忙之中仍然關心著我的成長,我總禁不住潸然淚下。

父親最反對孩子們搞特殊化,最反對我們有“自來紅”思想。他說:“我是農民的兒子,你們永遠不能忘本。”我在中學時期曾度過了3個有意義的寒暑假。一次,父親讓我們兄弟到京郊東北旺公社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次,讓我們到時傳祥清潔班,與工人師傅一起掏大糞;還有一次,讓我們到公安總隊當兵,與戰士們一起摸爬滾打。現在,我們深深感受到了父親當年的良苦用心!

父親對我影響至深的,還是他對黨的無限忠誠。1991年,母親因病醫治無效,永遠地離開了我們。父親強忍悲痛,寫下了感人肺腑的《告別詞》:

希健,您離開我們走了。您生前憂黨憂國憂民,我們常議及我倆半個多世紀的經歷,堅信我們一生追求的事業必勝必成……遵照您生前相約,您的骨灰,我們撒在長城,以遂您的遺願。您是唱著《義勇軍進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現在您又隨著國歌聲飄揚而去。我們在中華民族面臨新的危險的時候要居安思危,革命到底,要以我們的骨灰同全國人民一道萬眾一心,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長城是祖國國魂所繫,也是您的英靈所在。您先走了,我將來也要隨您與長城同在。

字裡行間,傾訴著父親對母親深深的愛;字裡行間,浸透著父親對黨的無限忠誠……

新中國成立70週年時,看到盛大的閱兵式,聽到令人心潮澎湃的國歌奏起,我想對父母說:你們與長城同在,你們與共和國同在,你們與人民同在!今日之盛世,如君所願!

(來源:《黨建》雜誌2020年第1期 原標題為:《“待到山花爛漫時”——憶我的父親羅青長》 本文有刪節 作者: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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